(續)

在一些西方國家，比方說我比較熟悉的英國，社工的社會地位很高，在醫院裏更是一言九鼎，人們十分敬重其專業與相當程度的道德性。總歸醫療是醫療，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兩者平起平坐，各有所司。

刀該怎麼開，藥要怎麼吃，那是醫師的專業，但病人的種種權益及一切有關社會性或社會資源的事務處置與考量，卻全都必須由社工來主導。

但在台灣卻完全不是這樣哦。特別是在醫院，社工就跟倒茶掃地的小妹或祕書沒兩樣。當然，社會工作方面的大小事，他們仍然得一手全包，但卻只能聽從醫師的指揮，彷彿社工不是一種專業，而只是一種僕役或祕書，只能執行，而沒有絲毫專業自主意志。

在絕大多數台灣醫師的心裏或院方高層或醫療事業主的眼裏，對於社工真實的想法是：他們只是一種專門處理各種雜事、接受醫師呼來喚去的祕書或服務生的角色。特別是一些比較中小型的醫院，社工往往身兼多職，包括當總機，接電話，只差沒有派去掃廁所清馬桶。

許多時候，我總感覺在台灣當醫生特別疲憊，好像永遠都沒法下班的感覺。一部份當然是因為自己能力太差，事情總是做不完；一部份是因為有些醫院社工功能不彰，我只好自己兼任 ""社工""，做許多有關社工的工作。

即便是醫學中心其實也好不了多少，特別是在更早的年代，社工或社福功能異常萎縮。例如二十年前，在北部某醫學中心，有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沒上學，經常一身襤褸整天在急診室遊蕩，常會跟病患家屬或護士要東西吃。

那陣子，我常在急診室值班，天天看到這小男孩在附近閒晃。我發現他似乎有智能上的障礙；問他家庭狀況，他說爸爸好像是殺人被抓去坐牢，媽媽早就離家跑了，很少出現，家裏只剩下一個行動不便的阿嬤。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社會局，他們愛理不理。打了幾次沒用。於是我就聯絡家扶中心，下班後就自己帶著這孩子去家扶中心，請他們接手，請他們進一步連繫家人，往後若需相關費用我來出。

原本以為這下沒事了，沒想到幾天後，他又出現。於是我又再次送他去家扶中心。家扶方面說，礙於種種法令障礙與人力及設施短缺，實在愛莫能助。於是我也只好撒手不管，任他自生自滅。

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英國，保證一整個社福團隊馬上會來接手，而且效率強大，一言九鼎。哪需要醫師自己透過各種人脈或社會資源四處找援手卻不可得。

先進國家往往非常重視社福與社會安全體系這部份。事實上，一個國家，如果這部份不是重點，那我不知道還會有什麼施政面向稱得上是重點？

念醫學院大一、大二時，看到台灣小學教育很腐敗，愚化學生愚化得很厲害，讓學生從小一看到書就怕，於是我一度嚴肅考慮辦理自動退學，想跑去唸師範學院，當個小學老師，結果引起家庭革命，大家都說我頭殼壞去了。

同樣地，當了醫生一兩年之後，我又想，社工或社福這麼重要，那麼多人的問題明明是一種社會問題而不光是醫療問題，但在台灣，社工體系卻一片荒蕪，社工毫無專業地位可言，那我是不是應該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改行來當社工好了。

後來我自然沒有跑去唸師範學院，也沒棄醫改當社工，因為我知道，如果整個體制結構及其內涵與相關資源配置不改，如果社會主流心態不變，依舊把知識當成手段，把文憑當成目的，把社福與社工當成一種彷彿點綴性、可有可無的服務生角色，那我就算自己跑去當小學老師或當社工，又能起得了什麼作用？

台灣社會真的是迷失得很厲害，人們完全迷失在顏色與虛榮裏，把一些毫無意義的作秀(親民秀、民主秀、變裝秀等等)或聲光演出，當成評價施政或評價政治人物的依據，卻完全不在乎一個社會真正重要的生存要素，例如交通安全，例如下水道設施的普及，例如食品安全，例如工安，例如犯罪率與各種公衛指標等等。

例如台南的施政，除了打零分，我不知道還能打幾分，非常可怕的一種徹底荒蕪腐爛；在這城市，只要你敢，只要你拳頭夠大或權勢夠硬，你真的是完全可以為所欲為。看你要怎麼開車，怎麼霸佔馬路街道走廊，怎麼亂倒垃圾都沒關係。這些都還只是隨處可見的小case。還有很多我連提都不敢提的可怕問題。

我在這只是要說，人民的水平，決定了政治的水平。人們如果輕重不分，好壞不分，本末倒置，乃至黑白顛倒，自然你就會得到一個如你所願的社會樣貌。

常有人說我什麼充滿理想，是什麼理想家、夢想家，這全是外行話。我根本不是那種不切實際的人。

概念上，乃至哲學思想的定位上，如果硬要貼個標籤，我會給自己(以及給維根斯坦)貼上一個 ""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的標籤。

至於實務上，我會說自己(或說維根斯坦)是一個實踐主義者，相信 ""使用""(use)，相信 ""實踐"" 是世上意義的來源。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空談或清談者，並且對空談清談感到十分厭惡。

當我真的在乎一個問題時，哪怕只是一加一為何等於二這樣一個乍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我就用一輩子的時間，用遠比別人更辛苦百倍的努力去回應這個問題。

就如殷海光所說，“一個人一生的基調，大約也只能回答一個問題“。我們不可能凡事都參與實賤。但至少，在我自己所選定的問題上，我是用一生的歲月全力以赴的；我從來都不是那種很愛做夢、很會談玄說虛、很愛耍嘴皮的人。

我要說的是，我對社會發展的看法也一樣，它應該務實，應該實踐，而不是整天講一些純粹只是騙選票、玩概念的假問題。

血肉之所在，生命之所在。道若在屎溺之間(莊子語)，那麼，一個社會或一個城市的血肉其實就在於它是不是能讓人健康、快樂、無後顧之憂，如此而已。

那些喜歡談玄說虛講大理念大理想的人，老是喜歡說 ""做大事者不拘小節""，但在我看來，水溝通不通，地上乾不乾淨，交通安不安全，教育是在誨人還是毀人，夜裏出門放不放心，有沒有歹徒，吃東西衛不衛生、有沒有毒，空氣好不好，水質乾不乾淨，各級醫療品質如何、普不普及，新聞是不是整天造謠抹黑專講毫無營養的事，平常能不能安靜乾淨地看場有點文化水平的電影，生了重病或出了意外或老了臥床，有無後顧之憂...等等等，所有這些所謂 ""小節""，才是真正的大事；而不是空洞口號滿天飛，半生不熟的愚蠢概念講不停，或甚至整天仇中反華搞文革搞黨國忠貞搞思想檢查，讓人痛苦不堪。

講到社工，是因為看柯大帥似乎不把社會局長一職當一回事。我倒也不是說非得社工系畢業才能當社會局長，只是你看這位許醫師講話，實在荒腔走板，難以置信。

例如什麼他參與過社運，所以知道怎麼當社會局長；社運跟社工雖然都有個社字，但是兩碼子事。我小時候常在田裏種田，採荔枝，難道我就能當農委會主委或教起農業經濟？

這位許醫師，甚至還說他曾救援雛妓，可我印象中完全沒有這個人。當我們救援雛妓而飽受來自黑白兩道的痛苦與傷害時，實在沒聽過許立民這號人物。當然，我不敢說我認識每一個參與者，只是我不認為這足以做為一種擔任社會局長的理由。

我此時上身只穿著一件T-shirt，這T-shirt 已經穿了25年，有點破損，上頭印了幾個英文字：ECPAT。ECPAT就是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End Child Prostitution in Asian Tourism 的縮寫，亦即 ""國際終止亞洲童妓運動""，應該是成立於1990年，隨即遍布全球幾十個國家的一個國際性組織。

我有好多因為社運而來的T-shirt或夾克外套，往往穿了二、三十年還在穿。但我絕大部份都不敢再穿出門，因為這些運動幾乎都已經變成一種醜陋可恥的記號，變成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例如台權會，例如一堆台獨建國的衣服，例如反核或環保，例如反刑法一百條，例如勞陣，例如鄭南榕出殯那天穿的特製T-shirt等等。

有時穿在裏頭當內衣，外面穿襯衫，結果出門之後天氣一熱，滿身大汗，可我還是寧可中暑或熱死也不敢把襯衫脫下，怕被外人看到內衣上面的社運標誌，覺得很可恥。

不過，我倒不會對任何國際組織的參與經歷感到這樣一種污穢感。除了ECPAT，例如我也屬於PHR(國際醫師人權協會)、ICBL(國際禁止地雷組織)、CAAT(反軍火貿易組織)、CADU (Campaign Against Depleted Uranium，反貧鈾彈運動)、MSF(醫師無國界組織)Save the Children(拯救兒童運動)、CARE (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等等。

當然，我只是隸屬於這些團體或過去經常捐款給他們，除此之外倒也沒有什麼實質參與，但這樣一些國際組織，當我跟它們之間有著一種關係連結時，我不會感到可恥，也不會羞於穿上它們的衣服，因為它們正正直直地從事運動，而不是讓一些綠油油的混蛋給把持了，佔領了，進而毫不羞赧地把運動當成一種政治鬥爭工具。

至於許醫師當社會局長，我倒也不是要下斷言其必然不適任，而只是說，不管在醫界或整個台灣，對於極其重要的社工或社福專業往往非常輕忽甚至輕視。

當事人若以為，彷彿我只要對於某些社會議題採取了某種政治正確的立場，我便能勝任社會局長一職，那無異是一種張大帥式的笑話；張大帥看到女學生打籃球，就說每人發一顆球大家以後不用搶了那般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