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許醫師真的是完全狀況外。21世紀的台灣，一個人竟然可以如此狀況外地當官，真是很不可思議。我並非懷著嘲笑的心態來看待，而是感到荒唐而無奈。

至於那些綠油油的傳聲筒之無恥下流與徹底偏頗，已不須多說。

事實上，台灣向來就是這樣扭曲事實、創造事實的，根據某種政治需要及某種台式的價值觀，創造出一批所謂領袖；領袖們，動不動就出來召開記者會救國救民。什麼都不用做，光是出一張嘴就能吃香喝辣一輩子，而且眾人景仰。

有人常叫我多寫，拆穿或澄清一些純屬虛構扭曲之事，給歷史留下點材料。但我知道，講這些大家也不會信，就算信也不可能體會或了解；當一個人事物的意義被刻意選擇性地虛構出來時，它事實上就已經變成眾人眼中一個顛撲不破的 ""事實""。就像蒙面俠Marcos所說，一般人的所謂 ""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大型電視；事實不存在，直到它被報導。

就好像你跟大家說那些什麼野百合碗糕的，基本上是主流(李登輝)和非主流(林洋港和郝柏村)兩派人馬惡鬥的一種政治動員，甚至是由教官帶隊的一種由上而下所發動的愛國運動，應該也沒有幾個人會信，除非是長期參與的內行人。

所謂什麼野百合碗糕的，就如當年中美建交，就有這樣一種官方所樂見並大加鼓勵甚至帶頭發起的所謂學運，性質是一樣的。政治屬性與動機上，它一點都不單純，更非自發，更無任何理想性可言。

至於運動中，根據某種政治需要及某種極為扭曲的台式價值觀，媒體所高度選擇性刻意製造並神化的主角們，更是純屬虛構；透過無數的修辭與謊言，塑造成一種領袖，彷彿歷史就真的由這些天縱英明的碗糕領袖們運用智慧與青春血汗及偉大的理念所諦造似的。但這一切全非事實。

不可思議的是，即便一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透過媒體居然也能製造出來，變成一種彷彿顛撲不破的 ""事實""。

舉一個最基本的例子。八零年代，台灣的大學一開始只有兩個所謂地下社團，一個是台大的 ""自由之愛""，一個就是高醫的 ""望春風""。在社團出現之前，當時台灣各大學校園，基本上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是擁護政府、熱愛國民黨的聲音，只有極少數個人膽敢唱反調。這些人，為數極少，差不多兩個巴掌就能數完，北部就以李文忠和賴勁麟為代表，南部就是我和成大的羅正方。

羅正方是誰呢？兩年前好像還爭取代表民進黨出來參選立委，同時也曾是前一陣子才上市、媒體連番大幅報導、股價漲翻天的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的總經理，後來自創了一家公司。

我認識李文忠和小賴，但不認識羅正方。但我記得，當時某家報社一直想促成一個所謂 ""兩大學運領袖的對談""，也就是找我和羅正方對談。

但我拒絕，我說我沒本事談什麼救國救民的大計畫大理念，我更不是什麼學運領袖。我說，整個高醫就我一個人，我去領導誰？自己領導自己嗎？再說，全台灣就這幾個不乖的學生，小貓兩三隻，領什麼袖？我一直對這類加諸於我身上的稱號十分反感。

別說領袖令人反感，即便說我從事學運，我也覺得對我是一種羞辱和貶低。我從來都不曾做過什麼學運，望春風是個反對國民黨的社團，但它不是什麼校園學運團體。

它之所以捲起許多風潮，那是因為，在那年代，就跟現在一樣，只要稍微對黨國不敬，馬上就會招來許多爭議與衝突。但望春風從來志不在於什麼學運，我個人更不會窩囊至此。

何以說窩囊？在反對國民黨的極少數學生之後，開始有社團組織出現時，除了望春風極力撇清與其它學生社團的相似性之外，基本上，當時的這些學生社團幾乎一面倒地強調所謂學生清純，不會扯入政治，因為政治是骯髒的，而學生是清純的有理想的。

這當然是一種窩囊膽小的藉口，怕出事，於是就得不斷宣稱學生跟政治跟黨外完全扯不上關係。只要有人一質疑，這類學生社團就會極力澄清，請大家不要抹黑他們的清純。

這就跟長老教會在那年代極力撇清自己的政治性一樣，若有人說他們有台獨思想，他們就會說請大家不要抹黑我們，我們不是台獨，甚至還會說自己擁護政府，追求社會安定，反對黨外暴力。

當然，雖然檯面下這些學生都還是會幫忙黨外或幫忙政客們做點雜事，但他們不會公開站出來表明態度，更不可能公然去從事任何跟政治有關的事。

這樣一些窩窩囊囊的學生社團，不久之後，開始在各大學出現。台灣的媒體向來以北部為焦點，特別是台大。例如台大學生稍微被記個過，媒體就極大篇幅報導，甚至英雄化、神化，不遺餘力；但我知道有一些中南部的學生，至少有三、四個，因為政治因素被退學，但媒體卻隻字不提，完全忽略，完全不感興趣，因為他們不是名校，也不是醫學生。

當時，最會造勢的就是台大的羅文嘉，簡直就是阿扁不世出的傳人。在那個時期，所謂學運就是整天表明 ""和政治畫清界限""，""不容許清純的學生理想被政治污染""，其實說穿了就是怕惹禍上身。

那時候，有這樣一種壓倒性的主流聲音就是，我們是具有清純理想的學生，我們 ""不和政治掛勾""，我們只關心校園內部的事，我們不談政治。

這樣一種壓倒性的聲音，也就是當時琅琅上口的所謂 ""校園民主""。望春風自然是當時唯一的例外，我從不相信什麼校園民主，我不知道校園內的學生事務之所謂民主，有何意義可言。

因此，我當時常在報刊雜誌上寫文章，反對這樣一種所謂校園民主的說法。我說，民主當然是屬於整個社會，而校園學生事務只是社會萬象中微不足道的一環，只有社會民主問題，沒有校園民主問題。當然，我的想法在那年代幾乎得不到任何共鳴。

作法上，當然也完全不一樣。不管是我或望春風，毫不遮掩地踏上黨外群眾聚會的演講台，並且鼓吹國會全面改選、反對貪污賄選乃至於主張台獨等等等，談的、做的全是政治議題，而不是校園內部問題。

望春風還曾打破禁忌，在高雄勞工公園舉辦黨外群眾演講。記得隔天報紙上有一段標題，寫著：""三千群眾，如癡如醉""。並不是我們很會演講，而是因為史無前例，第一次有學生站出來舉辦黨外群眾聚會，討伐國民黨。

記得演講結束已經晚上十一點。台下冒出十幾個台北來的學生，說要找我，說是來觀摩。於是我就帶他們去我住的地方附近的一家木瓜牛奶店坐著聊。

這些人是誰呢？我記不得全部，但他們臨走時每個人留下姓名電話給我，二、三十年了，這份名單都還在，主要就是羅文嘉和現在的屏東縣副縣長鍾佳濱。

對於當時強調清純、強調不碰政治議題的校園民主路線，我還清楚記得一件事。那時我在黨外雜誌社工作，當記者，或自己投稿，對每一本黨外雜誌的內容與路線和方針，知之甚詳。

有一天，鄭南榕的 ""時代"" 雜誌報導了台大學生會一些有關所謂 ""校園民主"" 的事，也就是學生會選舉。當事人羅文嘉竟寫信來雜誌社抗議，不准黨外雜誌報導他們的活動，否則要切斷與黨外的一切脈絡連結，往後不再提供校園的消息。

鄭南榕於是在下一期的雜誌上回應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寫說：""敢做，就不要當縮頭烏龜""，文中寫說，黨外面對國民黨的槍炮黑牢都不怕，怎麼會怕你們切斷什麼消息來源。

我舉這個小小的例子只是要說，台灣這社會，誰當家，誰就竄改、捏造歷史，或是刻意高度扭曲簡化，虛構種種神話與謊言。但歷史真相從來都不是這樣。

我當然不是說真相只有一種，我只是說，謊言或虛構跟基本事實往往搭不上；當你要對過往歷史提出一種見解與觀點時，你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觀點，但在無數觀點之間，仍然應該尊重基本事實樣貌，別瞎掰扭曲乃至虛構。

有句話說得很對，""別忙著竄改歷史，我們當事人可都還活著呢""。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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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中見樹見林 讓經驗推動前行

自由爛報 – 2014年12月23日

學生時期就關注核廢料、反美濃水庫等議題的許立民，當醫生後仍持續投入台南永揚掩埋場環評爭議、反美牛、苗栗苑裡反瘋車等環保運動，獨立記者朱淑娟稱他「始終站在弱勢的一邊」，談起這些抗爭經驗滋長的養分，許立民認為自己更能看見制度、結構上帶給人的壓迫，指出社會問題的產生，肇因並非個人。

社會運動的歷練，讓許立民練就見樹又見林的能力，抗爭過程讓他察覺到「不是因為人讓自己變成弱勢，是社會因素讓人變成弱勢」，所以他不贊同補助式的政策，主張應從制度上做長遠的解決，他質疑每個月發兩千五百元的生育補助，「這樣真的有用嗎？」該考量的是如何讓養育嬰幼兒的制度更完善，讓資源相對薄弱的年輕父母擁有豐厚社福資源做後盾，才能真正提高生育率。

而選戰期間，許立民擔任柯文哲「公民咖啡館」的統籌，協助公民團體與柯文哲辦公室建立溝通管道，導入參與式民主理念，許立民說，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公民團體對議題的熱烈討論，提出許多令人驚豔的問題與方案，因此計畫把公民咖啡館的概念繼續在市府延伸，「這也是未來施政的動力，辦了你就要去做，正向循環」。

雖投身環保運動多年，許立民一開始對斷層、地下水等環保相關知識卻一竅不通，但「為了要處理這些事情，只好逼自己懂」，他利用下班時間閱讀資料，從一本本的環評報告書咬牙讀起，慢慢從行動與論述中累積環保專業，現在許立民又將轉戰另一個「非本行」領域，相信過往累積的行動力與社會關懷，將推動他前行。（記者葉冠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