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紀載，秦孝公欲重用衛鞅變法前，為了兼明兼聽，辦了場御前會議；面對守舊派老臣甘龍、杜摯質疑的砲火，衛鞅如是慷慨陳詞：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翻成白話，就是「疑神疑鬼、連眼前一步都跨不出去，就注定什麼也幹不成。正因為真理只有少數人得見，所以古來聖賢多寂寞，先知常不見容於當世。執政成果固能與民眾共享，但與民眾討論國政該怎麼做，卻無異問道於盲。因為安於固俗、因循苟且，是再平常不過的一般人性；而所謂的學者，往往也只是人云亦云，沒比較強。這兩種人要安守本分可以，惟如討論法律效果以外的大政方針？抱歉～」不光我大秦如此，兩千四百年後偏安一隅的鬼島小朝廷，尤然←以上純個人碎嘴腦補。無視可也。

秦孝公被打動，秦國從之前的搖搖擺擺、跌跌撞撞，堅定邁向強國之路；首輔衛鞅因功封六百里商於之地，坐享12城采邑，成為名垂青史的商鞅。

馬與秦孝公明顯的差別是：秦孝公南面，靠的是宗法，不是秦國人民；反對派想訴諸草根搞民粹試試？秦城監獄保證有房有床。馬有心變法，但面對自稱也有民意、敢衝敢鬧敢撞的反對派，宇不是他主場的立法院，只能徒呼負負；更精確地說，在「主辦、協辦、球證、旁證」都被政敵掌控的少林足球場…我是說國會殿堂裡，英九變法難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