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說，“（藝術上）找到了限制，你就找到了自由。”

自由如果沒有個界限，自由根本不存在。就好像世上如果沒有邪惡醜陋，那我也沒法理解什麼是善良美麗。

維根斯坦說：“不要玩弄別人靈魂深處的東西。” 在我看來這就是一種天條，一種天賜的界限，不得違反。這也是為何巴勒網立此天條的原因。你可以議論或攻擊任何可以議論和攻擊的東西，但有些不能碰的東西，宛若神明，不能碰就是不能碰，除非你以為你是上帝，連我晚上睡覺應該夢見一些什麼你都知道，連我應該有著什麼情緒狀態你都能像神一般看見一切，提出指導，乃至我應該如何造句措辭，應該展現何種表情，一天應該打幾次呵欠，那些自以為是的人渣們也往往有意見。

一種語言就是一種生命形式，一種存在方式。不同的 “語言” 之間，誤解難免，但基本的尊重還是必要。就如族群歧視言行在西方是一種禁忌一樣，因為那傷害了一整個族群。宗教更應如此。你可以批評，可以誤解，但你若存心拿別人的信仰或神明或生命存在狀態來扭曲與玩弄，如果別人已再三不斷表明反感，一個文明社會就應尊重這樣一種反感，而不是變本加厲地挑釁卻自詡進步。

這樣一種 “恁爸沒在怕” 的傲慢態度，這樣一種存心曲解他人的挑釁，絲毫無助於任何自由與尊嚴。

當然，不同的社會文化有不同的看待事物方式。假設有個令人不齒的社會，看到女生都可以任意摸她的屁股，你可別以為這樣一種摸屁股的自由是一種什麼普世價值。價值這東西是沒法原則化的，不同的 “語言”，不同的世界，對於價值的表現方式就不一樣。

剛去英國時，曾有個印度的醫師同事跟我說，英文的depression (憂鬱）一詞在某些印度文化中很難找到相對應的概念。我跟他說，我們台灣地方上也有一種說法叫 “火氣大”，臨床上每天會聽到，火很旺，氣體很多，但究竟身體哪兒火旺哪兒氣多，實在很難在英語世界中找到相對應的概念。

弱勢一方或少數異己要了解強勢一方或主流很容易，就算不想了解，天天如雷貫耳也會讓你不得不了解。但反過來就完全不一樣了，主流強勢幾乎無從了解或根本不想了解所謂異類或少數異己。

我頗能理解這種痛苦。主流一方似乎總是以為全世界每個人都跟他一樣，一樣的思維，一樣的品味，一樣的目標，一樣的美妙身世；永遠就是拿著這樣一把尺一把秤來衡量你的價值與能力。

比方說，你沒有一官半職，連個立委也沒當過，沒有任何知名度，人們不會佩服你的清純樸實，更不可能相信不是你不能而是你不要，甚至逃都來不及，而是會認為你混得不好或參與得不夠深。

或比方說，你沒有任何著作或論文，沒有任何教職身份，人們不會相信你另有鴻圖，而是會認為你能力不夠。

你鈔票不多，生活窘迫，人們不會尊敬你的單純與散盡錢財的善舉，而是會直接輕視你，認為你要不是有病就是能力不足，否則哪有醫生這麼窮的。

在這樣一種主流天平上，我幾乎快成為一個廢人而無絲毫輕重。但在另一種武林中，我知道我才是那個真正會使劍的人。

維根斯坦說，活在兩個不同世界中的人，就好像搭乘兩架不同的飛機，也許表面上靠得很近，也許表面上都是飛機，但卻是奔向截然不同的世界。

他還說，這個世界的住民，也許可以輕易理解另一個世界，但反之卻不然，這個人和那個人雖然都是人，但這個人卻很可能是另一個人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