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是台灣最早公開批評(且持續批評)慈濟的人，曾寫過一篇文章叫 ""慈濟慈濟，不慈也不濟""，刊在醫望雜誌，惹惱醫界許多挺慈濟的所謂大老。

二十幾年前批評慈濟，大概就跟批評現在的林義雄一樣困難，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絕對的、神聖的善，而不容許任何質疑，甚至連略有不敬都是犯忌。

當年之所以批評慈濟，主要批評幾點：

1. 慈濟口口聲聲反對人們介入政治、談論政治，但它自己卻跟舊國民黨時期的黨國勢力與達官貴人走得很近，幾乎可說是互相依偎，而且公然為之，毫不避諱。

2. 反映證嚴法師個人好惡的一些有違基本價值的想法，透過慈濟之財大勢大，強加於社會身上。

例如，慈濟醫院曾強迫所有醫護人員必須簽署 ""不得參與遊行與示威"" 的切結書，違反者或不願簽署者將解聘或開除。

例如，證嚴法師批評當年的工運對於勞動條件的一些基本要求是 ""好吃懶做""；她要求大家應該把吃苦當成吃補。這樣一種道德教訓，拿來勉勵自己確實很不錯，可若把它拿來批評工人對於不良勞動環境與安全及超長工時的問題之爭取改善，便屬荒腔走板。

3. 慈濟過於自義，自以為是，自我滿意度破表，道德姿態太高；而且，抬舉個人小義，卻傷害或忽略政經結構上的大害。例如一些危害社會的高官巨賈或貴婦人，不過捐一點(對於他們來說只是)零頭小錢，而且其中有些明明是不義之財，卻能瞎捧成什麼人間活菩薩。

4. 以宗教之名，行企業之實。例如早在二十多年前，我根本看不出來慈濟醫院何慈何濟之有？它不過就是一家同樣以營利為目標的醫院，沒有任何特殊慈善作為。

5. 擅於利用媒體營造形象，捐一毛，賺五毛，又賺形象，又有進帳，名利雙收。所謂行善極欲人知。不但欲人知，而且往往只不過捐個幾千塊錢給某個窮人，竟也要事先連絡記者到場拍照，以利宣傳，卻不曾為受救助之當事人的尊嚴著想。這樣一種宣傳，有時也許無可厚非，但做得太過火就很惹人厭。

6. 所謂 ""一灘血"" 的故事，證成個人神話，卻犧牲他人一生清譽。

二十幾年前，我對慈濟的批評，大約就是上述幾點。但我必須說，我始終都不否認慈濟之良善初衷，我也不否認證嚴之良善用心與為人。

當年批評慈濟就像螞蟻撼大樹，雖然招忌惹怨，但我頂多也只是撼不動它一根汗毛而已，不會有太多後遺症或報復。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寧可得罪君子，切莫得罪小人""。我相信慈濟及證嚴是個君子，所以我敢批評他，同時也願意花時間批評他，因為他值得批評，而且批評他不會有恐怖報應。

慈濟從過去的神聖不可批評，到最近竟成為眾矢之的，對此我不意外，因為政治時空已今非昔比，顏色不一樣了，神聖寶座自然也會換人坐。

批評自然是好事，但我看很多對於慈濟的批評幾乎全都基於謠言。台灣社會向來如此，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只要能把對方弄死，哪怕是謠言流言謊言也都可以被合理化成為一種批評。簡單說就是妖魔化。

一個蠢血沸騰的瘋狂社會有這樣一種錦上添花及打落水狗的雙重特徵：不是神化，就是妖魔化；好像很難以理性與感性為依據，適當持平地看待人事物。

另外，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批評的對象。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寧可得罪君子，切莫得罪小人。有些人我敢批評，例如柯文哲，例如慈濟，因為我相信他們是君子；批評他們頂多只是某種前途受阻或妨礙了一點人際關係而已。但有些人，我連他們的姓名或團體名稱連提都不敢提，因為他們是什麼惡事醜事都幹得出來的陰暗小人。這類陰暗小人內心陰暗，行事陰暗，但卻往往以光鮮亮麗的姿勢和漂亮言詞站在鎂光閃爍處，接受眾人的掌聲與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