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菘，其實我已經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了，我相信你事實上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無意冒犯，所謂語無倫次差不多就是這樣。

底下所言並無針對性，與你無關，純粹是我個人對於輕重一事生性敏感。好壞善惡對我自然有其意義，但輕重與否卻更勝一籌。

我常覺得，在大眾面前寫這樣一些東西，純粹只是落個自我做賤的下場。為何說是自我做賤，我能說得上來，但我不想說，因為我不相信對此有人能理解，越說只是越招屈辱訕笑。之所以不可能理解，不是因為它很難懂，而是因為不會有人在乎。

況且，就算在乎也沒用，畢竟沒有人是神，唯有神才能看清、並且在乎一種個別的(individual)人事物。因其個別，因而私密(private)。私密之物無法言說。

為何說是自我做賤，有一點倒是可說，雖然它事實上說也說不清。簡單說，我不是來玩來炫來打屁的；即便搞笑，血也一樣是熱的，百分百嚴肅。我非常厭惡耍嘴皮、不痛不癢、裝模作樣搞論述搞分析，非常厭惡資訊、搜尋、討論、說說、笑笑。

套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話，我不怕加諸於我身上的種種痛苦，我只怕我配不上這些痛苦。說說很容易，資訊更是滿地都是，現代人每天就是忙著上網搜尋，但我完全不是那種人。要說可以，先把命交上來，看看你的命之輕重配不配得上你筆下的字眼。

自我做賤感也許很像一對熱戀男女，一個以命相許，一個卻忙著討論愛情，思考愛情，搜尋有關愛情的各種關鍵字。

文字是死的，生命是活的，唯有生命，才能讓死文字取得意義。

將近三十年前有一天，我在每天出沒的高雄農權總會 (即高雄縣民進黨部，以戴振耀為首的南部黨外大本營)看雜誌，會議室裏正在開會，詹益樺卻一個人從會議室裏氣沖沖地走出來，嘴裏滿口髒話：""幹伊娘，這些垃圾！"" 我問他何事發怒。他說：""幹伊娘，這些垃圾，整天就是罵國民黨，罵罵罵罵罵，幹伊娘，真的是心靈刑求。""

""心靈刑求"" 這詞我常用，基本上就是從詹益樺那裏借來的。我能理解他的憤怒，因為他的心情同時也是我的心情。人們整天說說說說說，說個不停；整天搜尋搜尋搜尋，尋找無數資訊，從中取樂，掉兩行清淚；或是整天低能論述個不停。但你的生命呢？配得上這一切嗎？講一堆沒有用，不如先讓我們看看你的傷口，看看你為這一切話語受過多少傷。

所謂生命先行，概念隨之。維根斯坦今天如果不是那樣的人，不可能寫出那樣的千萬言，即便其所言純屬不具現實意義的哲學與邏輯，依然還是必須以生命為基底。他的話語跟他的生命之間，沒有距離；生命有多少重量，話語就有多少重量。

現代人卻不是這樣。講話跟放屁完全沒兩樣，跟生命搆不著一點邊。心靈刑求，莫此為甚；參與其中，無非就是自我做賤。

我當然不是在說誰，因為我自然不可能理解旁人的個別生命處境究竟如何，這純粹只是我個人從這樣一團 ""去血肉"" 的現代空氣中所強烈感受到的一種冰冷、空洞與蒼白；幹它媽的又在搜尋了，又在論述了，又在打屁了，我無時無刻都想逃。

三十年來，我始終忘不了詹益樺怒氣沖沖從會議室奪門而出的那一幕，我能理解那種自我做賤的感覺。巴勒網寧可幹盡天下一切壞事，也絕不願在重量上有一絲輕薄；它不是、也不該是一個讓人說說而已的地方；我們不是來玩來炫來打屁的。生命如此艱辛忙碌而痛苦，我們畢竟不是吃飽太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