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在一個發臭的房裏待久了，你往往是聞不出臭味的。因為曾經離開台灣十年，所以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台灣前後的巨大變化。

變化之一是：在一種藉以切割敵我的政治操弄下，所謂民主與自由成為一種根本無須思索、不許置疑的政治正確；在這樣一種刻意粗糙到爆的低能思想標籤底下，民主與自由同時也成為一種區隔敵我、打擊異己的廉價政治工具與藉口；哪個黨或個人，一旦被畫分到反方陣營，便成為全民公敵，成為反民主反改革的罪人，彷彿人人得而誅之。真的誅當然不敢啦，但人人得而辱之卻成為一種全民運動。

西方世界當然也沒有好到哪去。""自由"" 一詞在西方世界討論了兩千多年，但至今仍然還是停留在第一課。我常想，人類究竟得流下多少無辜者的鮮血，灑下多少熱淚，才有可能翻開到第二課，讓思想與概念取得它應有的一點點深度。

做為一個所謂民主與自由的受害者，飽受痛苦之餘，免不了偶而會想起羅蘭夫人。她走上斷頭台，向著所謂革命廣場上的自由雕像鞠躬，留下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 法國大革命兩百多年過去了，這話依然觸動人心，至少觸動我的心。

""羅蘭夫人"" 當然不是只有一個，而是千千萬萬。估計再過個兩百年，我看同樣的悲劇依然盛行於世；兩百年後，咱們的子孫的子孫，恐怕依然還是講自由的第一課而毫無進展。

也許，在某個很重要的意義上，這倒也不是什麼壞事，甚至是一種福音。

我不是很喜歡奇士勞斯基的電影，但他有句話卻深得我心，他說：「我唯一的優點是：我悲觀。」也許我的優點還比他要更為深刻一些，那就是，何止悲觀，事實上我是跡近完全絕望的。也許這也正是為什麼 ""不管我談什麼問題，我總是沒辦法不用宗教的眼光去看待"" (維根斯坦語)。我如果對人的德性與智慧仍然還懷著一絲信心，我如何可能會去想到天上神明呢？我已經盡了一切力氣想改過向善，想認清真理，但我就是不可能做到；除了神，世上還能有什麼仰望？意義從何而來？

當然，這是第二課以後的內容了，我們還是回到第一課吧。

因為住在帝寶 (我在台中租的三坪大的房間真的就叫帝寶)，地處荒郊野外，出入不便，下了診更是沒得吃，於是每周固定有兩天的時間總是得餓肚子。基本上，我就把它當成一種有益於靈魂的鍛煉。每次回到台南，幾乎都快累垮。若是隔天周六必須到台北靜站，那就更慘了。

這回靜站大概是八年靜站以來最為艱難的一次，簡直度秒如年，幾乎要當場倒下。托爾斯泰鄙夷肉體，他說，""肉體只是靈魂的奴隸""。我的這個 ""奴隸""，經常被我虐待到一息尚求。

長年忙碌，一兩星期之中很難得能有一天睡上五小時。這回靜站之所以如此艱難是因為之前幾天沒時間睡，周六凌晨兩點睡，三點又得起床趕搭四點多的統聯客運到台北，然後又趕去國際會議中心參加一年一度的精神醫學會大拜拜，簽個名，覷個空就趕緊溜出，趕早場十點的 ""包法利夫人""。它又被再度搬上銀幕，全台灣只有台北上映，所以只好如此拼命奔波。

來到真善美電影院，它是台北極少數的所謂藝術電影院之一，或甚至唯一。上一回來 ""真善美"" 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原本以為台北應該文化水平會高一些，而且又是所謂藝術電影院，至少過去的經驗是你基本上可以在此安心安靜地看電影的一個地方，沒想到已經變得跟台南民主聖地一樣，也是 ""民主自由""，人民我最大，你爸我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全場大概20人，竟然有一半的人手裏是提著一堆食物和飲料的，而且兩兩成群，不斷說話，簡直就是把電影院當成自家客廳。

我不斷換座位以逃避一個又一個民主自由人士，逃避噪音以及人手一包的 ""老上海滷味""，根本沒法好好看電影。於是我就起身轉頭大聲對全場觀眾說，""你們吃東西能不能小聲一點？"" 我突如其來的怒吼，造成大約僅有幾秒鐘的寧靜。幾秒鐘過後，觀眾們也許立即判斷出 ""他們"" 是多數，而我呢，只是少數，甚至只是一個人，何必鳥我？於是裝食物的塑膠袋噪音比之前更大，而且是觀眾們刻意弄出更大的噪音。

幾分鐘後，我忍不住又罵了一次。這回不但引起的噪音更大，而且竟然還引起一陣訕笑和噓聲。我沒辦法，手上沒刀沒槍，總不可能當場殲滅這些人渣，只好忍耐。忍耐到電影快要結束，當包法利夫人都已經服毒自殺的高潮戲來了時，一對坐在我旁邊的時髦女生，竟然開始互相吱吱喳喳地發表感想，像連珠炮一般，彼此激烈地交換八卦心得。其中一個說，""唉呀，她老公對她好一點就不會養小白臉了啦。"" 另一個說，""拜託哦，她老公這樣還不夠好啊？""

我實在受不了，轉過頭去說：""媽的！(這句是心裏旁白，沒有說出來) 妳們要講話，是不是到外面去講？"" 她們立即丟給我一個不爽的眼色，放低了八卦音量。

片尾字幕一出現，全場幾乎跑光，最後只剩我一人還坐著聽片尾動人的音樂，但我同時也聽到場外有人在議論我，而且還在場外探頭探腦上下打量，一副好像準備等我出去就要讓我好看的口氣。

這事還有下文，但略過不表，不是重點。我要說的重點是：多數一方其實是很難體會做為少數異類的痛苦的。當多數人都如此吃吃喝喝吵吵鬧鬧地看電影 (這樣也能叫做看電影？)或對此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時，他是很難把少數人之受害的痛苦當一回事的；彷彿只要人多，只要我屬多數，我便可為所欲為。但這是自由嗎？當然不是。自由是保障少數異類的一種權利設計，而不是讓多數人為所欲為。

前一陣子不是有什麼 ""我是查理"" 的世界各地聲援活動嗎？一群號稱什麼碗糕理想、其實說穿了不過就是拼雜誌社銷售業績的所謂進步人士，口無遮攔，對異己宗教與少數族群長期任意羞辱糟蹋，便是以所謂言論自由為名。但我不相信這樣一種自由概念能夠成立。當多數一方擁有這樣一種可以對少數弱勢異己為所欲為的所謂 ""自由"" 時，總有一天，你勢必就得承受對方的報復或反抗，就連教宗也說，要是有人膽敢如此侮辱他的媽媽，他也勢必要揮拳頭揍人。

同理，這幾年在台灣忍受這種痛苦到極點的電影院多數暴力之後，要不是我具有極其強大的理性，知道我若不克制自己的憤怒而採取以暴制暴的作法，我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我恐怕也會如同所謂恐怖份子一般，做出傷人的激烈舉動，因為我知道不管我如何道德勸說，多數一方根本聽不見，根本不想聽；就算聽見了也只是噗嗤一笑，根本不會當成一回事進而克制自己的所謂 ""自由""。

它媽的所謂 ""我是查理"" 的運動中，高舉一個大家向來朗朗上口的口號叫 ""筆比槍桿子更有力""。這話我是相信的。重點是，主流勢力所憑藉的從來都不是筆，而是槍桿子，而且是全世界最尖端最恐怖的各種殺人武器，毫無人性地長年四處燒殺擄掠，藉以建構其多數一方為所欲為傷害異己、傷害少數弱勢的所謂 ""自由""。至於 ""筆"" 呢，他們只是用來在別人的痛苦傷口上撒鹽，耍嘴皮，講風涼，唱高調，歪曲事實，抹黑異己，製造所謂輿論，從中取樂，從中謀利，然後說這是x它媽的什麼言論自由。

這樣一種以自由為名所行使的罪惡與暴力，如果不受到眾人譴責，從而受到壓制與克制，那麼，少數與弱勢一方的報復與反抗，將會是一種必然而非偶然，而且勢必越演越烈，從而被另一群同樣信奉 ""拳頭就是真理"" 的人所利用，直到所有人都成為暴力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