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說，在大方面上來看，我能理解六四鎮壓之 ""或許"" 不得不然，畢竟西方勢力 (特別是美國) 向來至今如此處心積慮想藉由這類所謂民主自由的抗爭來顛覆他們所不喜歡、不聽話的任何一個政府，其中許多是所謂民主政府。從過去 20 多年的無數例子來看，更印證了這個說法。你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及烏克蘭等等等，原本穩定和平發展，如今宛若人間煉獄，打的全都是外來勢力所主導的所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旗號，目的卻是顛覆敵對政權，進而佔領或藉以掠奪重大資源及擴張勢力範圍。假若當初中共沒有辦法控制局面，今天的祖國極有可能就是四分五裂的血腥人間地獄，任由西方蹂躪、掠奪與屠殺。假若我是中共當權者，面臨某種兩難，恐怕也會被迫得採取鎮壓手段，畢竟管理那麼一大片土地、十幾億人口，到處都是敵人可以見縫插針大搞動亂的機會。一個不小心，就很可能使千萬生靈陷於萬劫不復的水火。

Kusturica 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丁，因此招來各方攻擊，但他不改其志。他說，就他的年齡來看世界，在他的理解裏，盡可能維持穩定，以避免敵人刻意挑起的動亂，是一個社會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我的想法也一樣，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不至於笨到拿六四事件來攻擊中共。

而且，我還常講一種 ""道德上的一致性""。比方說前一陣子不是有個裝模作樣的綠油油蠢蛋 (匿名) 在這留言板上聲嘶力竭地痛罵中國逮捕了什麼維權律師嗎？我要說的道德一致性是這樣：如果一個人，對於億萬倍以上的血腥殘忍與無恥竟然不但從不生氣，反倒稱讚歌頌，但卻對於一個僅僅億萬分之一規模的小事 (甚至很可能只是一般的法律事件) 卻哭天搶地，如喪考妣，請問你會相信這樣一種道德表現之真誠嗎？這有可能嗎？一個人有可能會有這樣一種莫名其妙的道德感嗎？當然不可能。為什麼？因為我們的人性基本上應該都差不多；我們或許無法事先為各種道德內容訂定普世的評價標準 (criteria)，畢竟不同情境就有可能產生不同的道德內涵，但在道德本質上，卻仍然會有著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基本形式，所謂 ""一致性"" 就是其中之一。

這是針對那樣一些蠢蛋或壞蛋的一種回應，也就是說，別再拿什麼民主自由與人權來當武器了；把二次戰後、全天下除了美國以外的將近200個國家歷年來的所有侵害人權行為全部加起來的總和，然後再乘上10000，我看都還遠遠比不上美國的殘害人權的血腥惡行。

然而，就六四這個 ""個案"" 本身來說，中共殺死那麼多人，難道都不用給個說法？不用追究責任與真相，進而做個處置？如今 27年過去了，難道依然還那麼敏感與脆弱？光是用一些極其簡化的官方說法來敷衍或壓制，終究是行不通的。這並不是說我認同那些帶頭者。我當然不會笨到去認同那樣一些要不是腦袋不清、要不就是居心不良的所謂民運人士。可是，即便你證明這些人全是混蛋或全是 CIA 所資助，也依然還是得面對許多懷著純粹的善意而犧牲的死者。那些人當然還是應該獲得應有的平反與尊重。

六四發生時，我仍然活躍於黨外圈子，人脈很廣，熟識各方人馬與媒體。我沒法證實我的說法來源，但我確實在那當下便已得知那幾位被西方媒體瞎捧的帶頭者為何安然無恙，因為有人在鎮壓之前就已得到情報，並且先跟他們說了，要他們趕緊逃。我這說法，就姑且當做道聽途說吧，畢竟我沒法證實。但假若這事是真的，那其實就隱含了一種道德疑慮就是：為什麼不讓群眾知道要鎮壓了，大家得趕緊逃命，而是自己偷偷溜走？是不是製造一些死傷，事實上始終也是西方勢力向來所樂見，以便藉以攻擊對方？

我要說的是，中共盡可能公佈六四真相是極其必要的，因為，一個傷口，你光是拿東西把它蓋住，它只會在裏頭發爛；終究你還是得面對它。而且，當真相不明時，無數的流言與揣測就會四處流傳，那其實只是憑添更多無謂的紛爭與鬥爭籌碼。就跟台灣的 228一樣，過去是一種絕對禁忌，誰敢談它，誰就是不要命了。記得有一年，應該是 1988年 (?)，當228仍是絕對禁忌時，我們幾位高雄的黨外人士特地在228那一天走上街頭，舉行紀念儀式。我看總共不過才十幾人，但是，那一天，光是鎮暴警察就來了上千人，幾乎把愛河河畔一直到現在的美麗島捷運站，整個團團圍住，感覺就像在打仗似的。可是，這樣一些事，早面對或晚面對，遲早你還是得面對歷史的傷口。

1997年，我去英國當訪問學者，劍橋大學派給每個人一個 EMAIL帳號，我被分發到的 EMAIL帳號恰好是 hc228@cam.ac.uk。當我拿到這帳號時，心裏想，我若早個10年拿到這樣一個帳號，恐怕得成為黑名單，因此得流亡海外，回不了台灣了。可是，如今你回頭一看，面對228有那麼嚴重嗎？一定要拿黑牢槍炮來堵人嘴巴嗎？這樣一些事，你能堵多久？堵住它不許談，又有什麼好處呢？

至於承志這留言，把劉曉波講得一文不值。我也對劉缺乏好感 (不是因為他個人，而是因為他所樂意扮演的這個角色，他被西方捧得太過頭了，讓人看了就討厭)，但我倒也說不上來他有哪一點值得如此痛恨。當然，我也不覺得他被關有啥特別值得關注，那只是一種西方社會的惡意炒作，藉以打擊中國，跟什麼民主自由與人權八竿子打不著一點邊。

至於文中對劉曉波的批評，我倒是很納悶，有些地方聽起來倒像是一種好評而非惡評。比方說劉曉波對於中國人民族性的強烈批評，這應該是好事而非壞事。一個民族如果自我滿意度很高卻始終看不見自己的缺點，那不是很病態嗎？

我有個忘年之交，叫做柏楊，我從高中畢業那一年就開始陸續跟他通信，一直到大學畢業。他也常批評中國人，還為此寫了一本書叫做 ""醜陋的中國人""。台灣人當然也是很醜陋，所以我也常常罵。記得柏楊說過，很多國家都有人對自己同胞開罵，也寫成書，比方說 ""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 等等；柏楊說，開罵者往往得到同胞們的肯定與認同，至少肯定他提出批評的用心，但在華人社會卻不一樣，誰敢罵中國人醜陋，誰就會倒楣，而柏楊自然也就成為倒楣者之一。

我要說的是，劉曉波罵中國人的民族性，並且稱讚西方社會的文化與思想等等，這樣有什麼不對嗎？我也很認同啊。許多事情上，我確實很崇洋沒錯，要不然幹嘛出國念書做研究呢？生活方面我更是崇洋，我確實覺得華人 (當然也包括台灣人) 想要在文明素質上趕上西方人，恐怕不是一兩百年內所能做到的。錢賺得比別人多，也許三、五十年就能辦到，但在文明素養上，我看三、五百年都還趕不上。

兩岸三地都一樣，水平都差不多，爛到嚇死人。每天光是出門就覺得很痛苦，不管是搭車、開車、吃飯或看電影，甚至就連走在路上都很痛苦，因為同胞實在太可怕了，髒亂吵鬧自私，完全不管他人死活，完全沒法守規矩，視他人如無物，而且充滿虛榮與貪心，充滿侵略性，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為何物。

大陸也許持續在改善，但台灣在這十幾二十年來，也許是某種自我意識抬頭，文明素質卻以光速般的速度退化。每個人都變成王了，為所欲為，然後說這就是民主。生活每個層面都很恐怖，特別是在台南，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我幾個月後就要搬到高雄了。高雄當然也好不了多少，因為也一樣全都是 ""醜陋的台灣人""，但好歹高雄有一些可以讓我安心走路的人行道，不需要被迫一直只能走在快車道上，老是分分秒秒得一直回頭看，不斷躲閃從後面對你衝撞而來的無數車輛。

而且，高雄有個電影圖書館 (可惜只演舊片居多)，禁止犧帶飲食入場，要不然，在台灣連想好好看場電影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電影院裏總是一堆人吃吃喝喝，食物臭氣沖天，而且食物塑膠袋噪音不斷，這樣你還能專心看電影嗎？萬一遇上一群大學生，那就更慘了，他們會把電影院當成他家客廳那樣喧囂笑鬧，旁若無人。

至於交通，當然就更恐怖了。一個中年老人或小孩，若住在台南，想做到從不被車子撞，我看那是很難、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這樣一種人民，如果還不算醜陋，那我不知道世界上要上哪找到更醜陋的人民了。我看過世界許多國家和人民，就數台灣和大陸最恐怖。特別是台灣，因為它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根本連躲都沒得躲，整天跟這樣一些同胞生活在一起，經常覺得真是生不如死。我常跟學姊說，對我而言，我的一生，如果註定就只能一直困在這樣一種全然不適合人居住的環境，真是不如提早結束生命算了，因為毫無做為一個人應有的起碼尊嚴與安全。

台灣人的醜陋若真要寫，我能寫出厚厚一本鉅著。不過，我常想起柏楊那些話，華人社會是不允許你批評自己同胞的；誰敢批評，誰就倒楣，因為那叫做不忠，叫做出賣祖國，用台灣的流行術語來說就是 ""不愛台灣"" 或 ""台奸""，理應 ""滾出台灣""。常有人叫我滾出台灣，滾回中國，可是，很奇怪，台灣不就是中國的一部份嗎？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我也很想滾出去，無奈主客觀條件都不夠成熟。滾出台灣一直是我的渴望，只是不知道要滾到哪去；很想回歸祖國，但是幾次祖國行總感覺有點可怕，人與人之間好像有仇似的，大家各自活命，不管他人死活，更不用說人類賴以有尊嚴地存活的文明素養之嚴重匱乏了。題外話。

另外，文中還提到什麼劉曉波愛名愛錢之類，這類指控太唯心了，套到大部份人頭上都很適用。名，我是不愛啦，至於錢，那可真是講到我的痛處了，我每天腦袋裏就想著錢，特別是一到月底及月初要繳房貸、房屋增貸以及好幾個信貸時，真的可以用嗜錢如命來形容。我每期都會買樂透，買 49 二合和三合居多，中獎率較高。總之，我最愛錢了；愛錢沒什麼，錢怎麼來才是重點。

再說，就算你證明劉曉波或王丹等人是個無恥貪婪的大壞蛋，難道六四或乃至中共本身的種種作為就因此漂白了嗎？難道六四就可以永遠成為一個謎而不需要真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