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康，

你知道，哲學終究稱不上一種理論，再者，它談的是一種形而上的世界。一個人，即便是個徹頭徹尾的 ""反實在論"" 者或 ""懷疑論"" 者，你若欠他錢，恐怕也是要還的，他不會真的懷疑鈔票不存在；前方若有車子衝過來，他也肯定會趕緊跳開，不會以為車子並不是一個實存之物而以身撞車。同樣地，我若去買個兩百塊的東西，給一千應該找我八百，萬一對方只找我八十，他若不認帳，我是會找他算帳的。這時候，辯解什麼語言的隱喻本質或什麼康德、叔本華都沒有用，1000 減 200 就是 800，毫無疑問，他不可能說他有權力自由想像我詩一般的語言。

所以，形而上的東西，自然也就只能在形而上的世界裏起作用；事實上，並不會因為有人說 ""語言具有隱喻特性"" 而因此衍生出諸如這樣一些日常溝通的問題；這當然跟真假值也一點關係都沒有。David Bloor (如果有人不知道是誰，就不用管他了) 1999年有一天晚上，和我們系上幾位老師與學生碰面，我也在場。他說，自從他提出某種 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的說法之後，幾十年來，人們常問他的問題是：難道科學知識都只是社會建構，全是假的？他說他覺得很無奈，畢竟當一個人認為科學知識具有一種 ""社會"" 成份時，並不是說原來科學都是騙人的。

記得很多很年前，我曾批評過一篇好像是一位台大研究生寫的文章，內容我忘了，但隱約記得他似乎認為，只要在精神科病房中找到一些病人根本沒有精神病，就能證明精神醫學的 ""社會建構性""。這實在是完全搞錯了方向。假若你在精神病裏找到沒有精神病的病人，頂多只能證明醫生當初收這位病人住院時可能以為他有精神病，如此而已。

回到你的問題本身，當我說，""當我們乍看似乎藉由 A 來描述 B 時，其實根本沒有 B 的存在""。意思是說，沒有metaphorical meaning 這種東西，一切意義都只是字面意義 (literary meaning)，但語言的內在 ""詩性"" 使得意義經常會 ""溢"" 出去，飛出去，至於究竟飛到哪，聽的人不知道，說的人自己當然也不知道；假若說的人自己知道有個確切的東西 B 存在，他幹嘛不直接說 B就好了，何苦拐彎抹角，藉由 A 來說 B？

你的意思也許是說，說話者心中有著一團模模糊糊像鬼那樣的東西，說不清，難以言喻，於是他只好想辦法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適當的句子，藉由這些句子的某種排列組合，看看有沒有可能使聽眾能進一步接近這隻事實上就連當事人也無法鎖定其意涵的 ""鬼""。而且，事實上，如你所說，我們確實沒法 ""保證"" A 真的能帶領聽眾接近這個虛無飄移的 B，因為就連說話者自己其實也沒法掌握這隻鬼的確切形態與具體存在。

其實，就算那隻鬼長得相當具體，你實際上還是沒辦法保證聽眾能聽見你所說的。

可是，不保證不行啊，語言總得多少要有個約束力吧。這時候就有兩派，一派是社會派，比方說 David Bloor 或某個意義上的 Saul Kripke，另一派就是自然主義派。不管哪一派，其實都企圖提供一種意義的 ""來源"" 與 ""共識""；在某個共識基礎上，語意雖不中亦不遠矣。當然，這兩派閱讀維根斯坦的方式我都不認同。

當然，同類之間，語言相近，理解程度自然會高一些；不同類之間者則全然雞同鴨講都很常見。這時候，就只好把我那三句名言搬出來重申一遍：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我從來沒有那種想法。

不是不是不是，我完全不是那種人。

我覺得自己好像比較接近一種獸語，通常帶有一些獸性的人比較能聽懂。其實我一般不是用聽的，而是用聞的。你看，平常路上兩隻狗見了面，就互相聞來聞去，這套狗語，顯然相當詩情畫意。人的語言也一樣，三言兩語就能嗅到字裏行間的一種難以掩飾的氣味。氣味似乎決定了人與人之間某種心靈的距離。

另外，leap of faith 是齊克果所提，原始意思是說，神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理解或想像，乃至違反常識，因之我們的理性無法接受，難以企求，這時候，惟有棄絕理性，訴諸一個 ""信"" 字，才有可能 ""跳到"" 宗教世界裏頭。假若一般的隱喻只是 to say something by saying something else. 那麼，齊克果或維根斯坦的隱喻就是 to say something by saying nothing。當然，有人甚至認為維根斯坦是 to say nothing by saying nothing. 有人也就反駁說，既然 nothing to say, 幹嘛還 saying nothing？幹嘛還寫了幾千萬字，然後說他寫的這一切都沒有意義？

維根斯坦本來是希望讓哲學終結的，希望大家都洗手不幹，不要再談哲學了，沒想到他越是 saying nothing，反倒引得大家越 say越多，幾乎 say 了 everything。

至於其它留言，恕我不打算細看，因為我的信心已經被打垮，還是眼不見比較好，求個清靜。我就簡單說幾句毋庸多說的廢話帶過：

統一如果對台灣人不利，我不會支持統一。中國崛起如果有害於世界，那麼，中國崛起就是一種罪惡。挺中抗美，如果不是出於憐憫，如果不是為了良善、為了人性價值、為了全球重大利益，我不知道挺中抗美有何意義可言。

中國，如果以為中國人特別優秀，特別重要，以為自己的利益應該以傷害他人的利益為代價，那麼，中國就是我的敵人。

我們都不是巴勒斯坦人，但你若要我為了巴勒斯坦去坐牢，對我或我們理應都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有個美國女學生都能為此喪命，坐個牢算什麼？

假若不是出於憐憫，假若不是為了良善、為了人性價值、為了全球重大利益，我不知道討論以巴問題或各國問題或每個月的反戰靜站，乃至成立巴勒斯坦資訊網等等等，究竟有何意義可言？如果世上沒有超越一切利益的良善價值，如果一切鬥爭只是一種利益衝突，那麼，誰死誰活將毫無意義。

就我個人而言，假若沒有神，我將無從理解藝術，無從理解知識，無從理解世上一切善惡是非；假若沒有神，我不知道誰來憐憫世人？我不知道生命意義從何而來？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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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裕康 | 2016.06.17 10:45 | #

陳大哥，

如果隱喻的特性是語言的本質與世界之間始終存在一個無法跨越的距離，那我大概可以理解所說的這些。如你之前所說，要跨過這個距離需要一種跳躍(leap)。

但你提到 Davidson 的部分，又讓我想起另一個疑問。你說：

這樣一種有關隱喻的傳統宣稱，爭議點在於當我們藉由 A 來描述 B 時，有人質疑 (例如 Donald Davidson) 說，哪來什麼B，根本沒有 B 的存在，世上並沒有所謂 ""隱喻式的意義"" (Metaphorical Meaning)；當我們說出 A (比方說""今天是個黃色的星期四"")，我們並沒有傳達出任何有效的意義，如果你從中感受到 ""什麼""，那個 ""什麼"" 只是你的想像，A 本身事實上並不具有任何認知意義。

就語言本身來說，我同意「根本沒有 B 的存在」，所以我大概可以明白你所舉的病患的例子。但是在一場對話當中，當我說出 A 的時候，我自己應該（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藉由這個 A 來指涉某個特定的 B（跟你的例子裡的你自己不太一樣）。然而語言中不存在任何能夠「保證」我的對話者能夠知道我要指涉的這個 B 的成分，因此溝通常會失敗。但是如果是這樣，成功的溝通難道全然是一種偶然(contingent)的結果？我印象中 Davidson 的確提過類似的例子，比方說二個語言完全不通的人仍然能夠理解彼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理解難道是出於某種神秘的力量？Language game可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但也無法「保證」可以成功理解。

如果是這樣的話，人跟人之間真的是要靠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