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留下的话：中国这个势头如果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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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 Ciao""
https://youtu.be/-nSF40smtgw

上頭的網址是前二天讀到的文章，和二戰時流傳開來的反法西斯民謠""Bella Ciao""，最近經常反覆聽。這首歌曲因為其左翼色彩，台灣人多半不太熟悉。在大陸，70年代隨著前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上映，配上中文歌詞之後風行一時，早上還讀到習近平提及這部電影的新聞。據說這首歌曲有不下50種版本，上頭是九種不同語言的剪輯視頻。不同時期、不同歌者、不同聲音，傾訴著不同的感情，在YouTube或大陸土豆蝦米，都可以找到很豐富的完整版本。

對於「法西斯」這個詞，我感到兩岸人民有非常不一樣認知和感受，因為戰後台灣始終右的立場，「法西斯」這個詞在主流媒體裡是被淡化的，台灣人更多使用「納粹」而不是「法西斯」，大陸人對於這個詞則熟悉地不行。但我始終覺得，大陸人口中說的那個法西斯，和我認識的這個法西斯不太一樣，大陸人認識的法西斯，似乎總是夾帶著「非中國」的特質，或者換個方式來描述，就像社會主義一樣，這是「中國特色反法西斯」。兩岸對「法西斯」的差異，還可以換句話說，台灣人一般是不用法西斯來叫陣、對抗的，對大陸人來說，誰都可能會是法西斯，總之不是我。

誰是法西斯？對我來說，法西斯沒有特定的名字，有時個人、有時群體，是個邪靈，會隨時闖進假裝堅強實際懦弱的心，當個人 vs 群體（國家）時，無疑是「個人=反法西斯」、「群體（國家）=法西斯」，從我稍稍懂事以來，一直如此堅信著。

中國這屆政府上台以後，我內心裏的這個堅信開始動搖了......人車傾軋在八線道的大街或居民樓間的小巷、在各個公共空間人們無視文明標語的雜沓失序、食品安全空氣污染等等等等，這些生活中的繁瑣壓迫，很多時候我也用「人太多」的理由來替自己解圍，雖然我願意相信這些會隨著時間而改善，日復一日難免積出無名火，無名火搭配看新聞是很容易爆發的，看多了大陸新聞各種低級黑高級黑，有天我突然替中紀委們感到不值，提頭懸命去任事的他們，為誰辛苦為誰忙？經歷了這麼多的一個國家、經歷了這麼多的一群人，換來的卻是只有黨抱著亡黨的心情在改革、在前進，人呢？跟上了嗎？人與人之間呢？互助了嗎？......當我這樣想時，我懷疑起法西斯找上我了，我變得像許多中國人一樣，相信政府比相信身邊的人還多、同情政府比同情身邊的人還多、愛政府比愛身邊的人還多，我只能是腦袋進水了，才會如此顛倒黑白。

何以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如此淡薄？何以致人如此自私自利到不在乎影響了整個社會？何以致人如此看輕自己的生命，在車輛疾行的十字路口任意穿梭？......無論在裡頭在外頭的人都知道，除了歸咎文革之外，似乎不用再問為什麼，然而許多中國人總是婉轉地說：人太多。這麼婉轉想要迴避什麼？只是中國不能亂所以不能說？只是因為中央集權所以不敢說？與其說是不敢說、不能說而迴避，更像是不願說而迴避。

有時候我嘗試直白地描述人們想要迴避的東西是什麼，卻總是徒勞無功，那些刨樹根、人吃人、父母出賣子女、子女鬥垮父母......我知道這些，卻依然不知道他們在文革裡經歷了什麼？中國社會長期、深刻、全面地被文革左右，卻心照不宣地迴避著，這樣的情況和台灣的族群問題極其相似。那些白色恐怖、黨國追殺、媒體洗腦、噤若寒蟬......我知道這些，然而從白色恐怖無縫接軌到綠色恐怖的過程，有個隱晦的東西始終未曾表白，才使得今天的台灣人在族群衝突面前，總是搓湯圓地只談和解、避而不談問題。

兩岸每個人心裡都藏著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那是什麼？何以至於有口難言？文革期間紅五類黑五類的階級鬥爭、台灣族群泛藍泛綠的分類衝突，在鬥爭衝突過後所有人若無其事、互相拍拍肩膀，但真的沒事嗎？也許，愛自己的敵人不難，原諒便是，既然原諒，有何不可說？鬥爭衝突中，讓我們受傷的是自己的親人，我們該如何恨自己的親人？不能恨、無法恨，這是人情義理，既然不恨，有何不可說？在這樣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裡，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聽說其他受害者的故事，自然感同身受、自然同情掬淚，我們哭過了，事情卻依然還未過去，還能怎麼說？還有什麼可以說？不說的難言之隱是什麼？

當有人說每個中國人都是為國犧牲時，我無法替他說話。我理解中國上下對於站上世界舞台的熱切期望、我知道中國在現實險惡的國際環境裡，如何戒慎地拿捏宣示主權和避免戰爭的分寸、我明白共產黨在替自己刮骨去病同時，隨時會革掉自己的命，我可以替現在的中國政府說話，但我無法替人們說話。我深深同情這些從文革地獄死裡逃生的人們，我深深感受人口眾多下的競爭壓力，我知道這裡的人如何為了生存自我剝削......我看得見在黨國底下一張張中國人的臉，但是我無法替他們說話？我聽得見當下中國政府在文革50週年的今天，欲說不能說的聲音，我卻看不見這些從巨大悲劇殘存生命的難言之隱，不足為外人道的是什麼？

在族群衝突中，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在文革煉獄裡，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因為如此，我們無法原諒的不是敵人、不是親人，我們無法原諒的是自己，就像德國人哈夫納的故事一樣，在衝突發生之前之中之後，我們噤默了、圍觀了、甚至鼓譟了，因為害怕被圍毆，所以加入了圍毆的行列，我們是彼此的受害者，同時也是彼此的加害者，我們用毛、用蔣作為我們開脫罪惡感的藉口，罪惡感卻始終揮之不去，以至於有口難言。有口難言的是我們不願面對，自己就是毛、就是蔣，我就是法西斯，我就是納粹。

二戰已經過去又還未過去，文革已經過去又還未過去，而台灣的族群問題早該過去又還未過去，如果我現在只能替國家說話，卻無法替人們說話，那是因為我心裡住著法西斯。我們只說了自己的痛，卻迴避了自己的錯，我們只刻畫了台灣人的悲情、中國人的苦難，卻未曾意識到、體認到、悔恨到是因為我導致了這樣的悲情和苦難，是因為我從不承認我就是法西斯，導致了我顛倒所愛，使得那些我可見可感可念可想的所有一切，無處寄託。

只有因自己、替自己流下的眼淚，才能感受到滾燙的溫度。什麼時候台灣人、大陸人、所有人會開始各自為自己的錯、為自己是納粹、是法西斯而痛哭？什麼時候我可以痛哭一場？我很害怕因為我不夠堅強的心，讓法西斯闖入，最後仍然哭不出來。

如果能這樣痛徹心扉地哭過，也許有一天，灣生可以替台生說出異鄉人的痛，外省人可以替閩南人說出求生存的痛，閩南人可以替客家人說出四處飄泊的痛，客家人可以替原住民說出失去祖靈的痛。台灣人可以替大陸人說出被誤解的痛，也許有一天，大陸人終於開始哭、開始說，才能在世界舞台上說得出人們的痛。而必須有這樣一個人，替我說出那些我想說的。

不待外星人入侵，我們一直是利益共同體。沒有人可以回到家？也許是沒有人可以先行單獨回家。在我可以悔恨自己、痛哭自己的錯之前，在茫茫人海中，有一個人或一群人，我希望他一切安好，因為我回家的地圖在他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