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你在 5 月 3 日的留言是這麼說的：

「我觉得长期以来，台湾方面由于急着追求 “国际能见度”，对国际 “非政府” 组织采取暧昧态度，甚至有政客为了政治利益炒作自己的声望，和一些 “非政府” 组织搞在一起，使得台湾很多政策随着这些国际 “非政府” 组织起舞，制定符合他们后台老板利益的政策。」

你的這些說法，在台灣找不到任何實例。除了國際紅十字會之外，台灣幾乎沒有什麼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當然也就沒有所謂「台灣很多政策隨著這些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起舞，制定符合他們幕後老闆利益的政策」。台灣的的幕後老闆 (其實應該說主人) 只有一個，就是美國；但是，美國主子當然不會在乎台灣內部要怎麼胡搞瞎搞，他只要你台灣這條狗緊緊咬住對岸就行了。至於內政，則是政客和大財團一起上下其手，撈盡油水，而沒有什麼國際性的幕後老闆。

台灣幾乎沒有什麼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我能想得出來的大概就是比方說 AI (國際特赦組織)，小弟就是這組織在台灣的主要創立者之一。二十幾年前的事了，它原本很單純，不久之後，開始分裂成藍綠，鬧雙包，搶主導權，鬧到 後來，AI 總部只好特地派人遠從海外跑來台灣進行調查與仲裁。藍綠兩邊，一個叫中華民國分會，一個叫台灣分會，看看哪一邊才是正統。

綠的這一邊，因為政治性格太強，經過調查結果，被 AI 總部宣布為非法。後來，隨著島內綠油油勢力的迅速茁壯，竟又逐漸搶得正宮地位。於是，AI 在台灣很快就變質了，被一些綠油油的混蛋把持，就跟台灣人權促進會一樣，開始掛羊頭賣狗肉，開始把人權當成一種用來打擊政治異己、反中反華的工具；同時也成為一種為個人謀取權位與私利的跳板與晉身階。

在台灣，所謂社運，至少百分之 99 都有著這樣一種特性。我之所以知之甚詳，乃是因為台灣三十幾年來絕大多數主要的所謂社運團體，我幾乎都是創始元老，清楚了解它如何成立，如何變質，如何被篡奪，如何被利用做為政治鬥爭工具，如何被拿來做為一種謀取個人權位的手段，寫來滿紙污穢，不堪入目。這就如同美國整天以人權與民主自由之名到處侵略殺人奪取暴利一般可恥。

但是，台灣的這些所謂非政府組織之齷齪與墮落，純粹是島內問題，而非外來勢力的操弄，這些組織全部都是本土產生，而非舶來品，並沒有你所謂的國際幕後老闆的操控。台灣社運的墮落與無恥，還沒有到你所說的那樣一種 ""高度""。它一開始都是 ""做純的""，慢慢開始 ""做黑的""，很快就變質成為政黨附庸以及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工具。當然，墮落無恥等級還是有所差別，凡是高掛什麼 ""人權"" 或 ""改革"" 這類招牌的，惡性程度最高，純粹就是人渣等級，擺明就是不要臉了。

即便是國家所創立的什麼人權單位或組織也一樣，比方說，官方成立一個什麼 ""國家人權博物館""，最近舉辦一個什麼 ""《打破暗暝見天光》人權文學系列講座""，連名字都是採用一些綠油油的低級名稱，擺明所謂人權就是這個綠色人渣黨的專利。上星期五，也就是 6月 17 日，這個所謂""國家人權博物館"" 的什麼 ""人權文學系列講座""，邀請一位人權鬥士演講，吸引滿場爆滿的各地師生前來聆聽 ""人權""。你知道這位人權鬥士是誰嗎？就是那個政治立場翻雲覆雨、不擇手段、貪婪無度、賣友求榮、無惡不作、為非做歹到極點的人渣--李登輝。

他的講題叫做「民主轉型的信念與方法」。他很得意地說，日本朝日新聞最近訪問他，問他為什麼這一代的台灣年輕人突然每個人都自稱台灣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李登輝說，他 1996年上台當總統，最重要的民主與人權貢獻就是出版《認識台灣》來推動「教育改革」，大改教科書。李登輝說，人權與民主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從教科書強化對台灣的認同」，「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才能以民主消解殘存的族群矛盾，讓反民主的政客無法為私利興風作浪，讓霸權的大中國主義的統戰也無法乘虛而入。」

請問天底下有這種人權概念嗎？這叫做人權？這叫做民主？真是無恥下流到極點。就算從沒念過書的人也該知道這跟人權與民主扯不上任何關係。

關於社運與政治這方面，有很多歷史，我想一般台灣人應該都不知道，除非你曾經是政治或社運中很核心的人。千頭萬緒很難說起，就簡單這麼說吧：

黨外曾經有兩股勢力，一股主張參與選舉，進入體制改革；另一股則主張藉由群眾運動與社運，唾棄現有體制，改造台灣。前者叫做美麗島系，以許信良與黃信介等人為首；後者叫做新潮流系，以邱義仁為首。這兩股勢力的最早衝突事件之一叫做批康運動。康就是康寧祥，也就是阿扁當總統時的國防部長。康寧祥是最早期的黨外人士之一，新潮流鬥爭他，給他取個綽號叫康放水，意思是說他哪裏是什麼黨外人士，他只是想進入政府體制、分享權力而已。相對於放水的、賣乖的，新潮流則自命為放火的、戰鬥的，亦即充滿理想絕不妥協，不屑於爭取權力，一心就只是要犧牲奉獻追求理想。

批康運動到後來，擴展成長達多年的所謂「雞兔應否同籠」的路線爭議，一邊是想當民意代表想當官、裝萌賣乖的兔寶寶，為數大約九成以上，另外一邊則不到一成，號稱堅持理想、一心就是要消滅黨國體制、絕不妥協、充滿戰鬥精神的鬥雞，也就是 ""新潮流系""。雞兔同籠的爭議，一開始是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的鬥爭，到後來，差不多是八零年代末期，""鬥雞們"" 開始發現，黨外慢慢壯大了，選舉似乎很多時候都選得上了，於是原先所謂絕不妥協、不屑權力的 ""理想"" 就開始有了一點妥協；但他們說，這絕非妥協，這只是把街頭戰鬥路線給 ""延長"" 到體制裏頭，在議會裏頭繼續進行更龐大更有力的 ""不妥協"" 抗爭。

當時意味著戰鬥與清純理想的 ""雞派"" 代表人物就是阿扁。你聽了一定很驚訝，不過這只是基本史實，一種普通常識。但這二十幾年來，整個歷史完全被人渣黨給改寫了，新一代的年輕人被灌輸的大多是謊言，純屬瞎掰，要不就是選擇性呈現，顛倒是非黑白，把所有跟自己不相干的功勞全數往自己身上攬，把萬惡的歷史全部推給萬惡的國、共兩黨。最近搬家，在倉庫裏找到一本書，叫做《黨外之路》，阿扁寫的。這書是阿扁在 1985 年因為蓬萊島事件去坐牢時，扁嫂吳淑珍寄來給我的，上頭還有扁嫂的簽名與致意，簽名日期是1985. 12. 05。

我辛苦地抄幾段阿扁當年的文章給大家看。有一篇標題叫《寧為真理護航：議員只有兩種選擇：為義或為錢？》阿扁說，他「從政的目的不外抱著一切為法治，一切為公義，一切為民眾的理念。只要是對的，只要對人民有利而且是合法的，則無條件支持」，反之，「即便是透過六親來拜託，我仍然義無反顧，反對到底」。但是，阿扁很感慨，「政風日下的今天」，要選一個省市議員至少要花幾千萬。阿扁問道：難道會有很多人願意拿出幾千萬競選，「失敗了無所謂，若是當選了，還純粹犧牲奉獻而不用把錢撈回來的嗎？」阿扁說自己是個例外，因為他說他只花了一百五十萬元，不影響生計，選輸就算了，萬一選贏，也不需要把錢撈回來。

阿扁接著把「議員」一拆為二，把民意代表分為兩種，一種是為 ""義"" 而 ""言"" 的 ""議"" 代表，另一種是為 ""貝"" (即代表金錢) 而張 ""口"" 發言的 ""員"" 代表。阿扁批評黨外民代「沒法在道德層面上自我約束」，他認為，民代絕對不應涉足公家工程生意，因為你不可能一方面監督官方機構，一方面卻又跟官方做生意，他說這是「假公濟私」，他絕對不幹。

最後，他感嘆：「從政兩年來，該得罪的人，早就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也一個一個得罪了。不曉得這是政治不適合本人，抑或本人不懂得政治？」阿扁說：「本人確實不懂政治藝術，但在目前的風氣敗壞的政治環境下，應該有人永遠不幹 ""大好人""。即使只剩本人一個，我還是陳水扁，絕不妥協！」

第三章《黨外運動》裏，阿扁說：「許榮淑委員 (陳真按，許榮淑就是張俊宏的太太。張俊宏是當年和林義雄在省議會合寫一本黨外巨著的省議員，幾年前因為掏空公司與背信案被判刑、通緝，現在在牢裏。許榮淑目前是 ""全民最大黨"" 的黨主席) 接辦的《深耕雜誌》，代表濃厚的傳統本土抗議精神，堅持黨外的不妥協路線，...點燃批康運動 (康即上述之康寧祥) 的怒火。」阿扁罵說：「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及尤清等四人應海外同鄉邀請赴美訪問，四人行所造成的影響，遠不及他們所宣稱的 ""黨外第一次步向國際舞台"" 等等，因此，《深耕雜誌》又繼續追擊，圍勦這些浮誇的口號和康系這種矯揉的政治身段。」

阿扁的結論是：「黨外應重振道德，信守理想主義的精神，不要淪為私利工具或與國民黨霑分利益。」並且呼籲：「黨外雜誌不應只對國民黨批評，對那些效法國民黨的黨外議員也要加以指責，讓黨外清流成為主流，讓黨外的道德精神重振，台灣才有希望」。阿扁還說：「黨外選舉最簡單了」，上台隨便罵幾句國民黨，「只要像道士一樣畫符念咒嚷嚷一番就能當選」，但他認為，這種時代應成為過去。

阿扁結論說了一段話，相當經典：

「黨外的圈子裏，有人利用黨外名義來達到追求個人私利的目的，這種追求私利的黨外，所走的路線，別無它途，只有和國民黨均分利益一條路；分不到利益的時候，就發揮黨外抗議的精神；分到利益的話，比國民黨還更護航。對整個黨外運動來說，我們應該容納這種追求私利的份子嗎？我主張不應縱容，否則有理想的黨外都得揹黑鍋。這個問題不能再避諱不談了。」

阿扁氣憤地說道，黨外的批判精神最忌諱選擇性批判；犯同樣的錯，有些人受到嚴厲攻擊，自己人卻安然無恙。阿扁還主張，同一種民意代表，黨外最多不要擔任超過兩屆。因為他說，擔任公職或民代「很累人」。阿扁說：「這種累，是純粹犧牲奉獻的累，絕對沒有任何好處可得，收入不會增加，只會賠老本，犧牲奉獻又賠老本的事能做多久？」有記者問阿扁說，「有人說你相當激進」。阿扁回答說：「我不了解什麼是激進。我的良知及良心就是這樣。」

在該書一篇標題為《反對運動的分分合合》的文章中，阿扁痛斥黨外。阿扁說了一段針對黨外民代更加經典的描述。他說：「台灣民眾對於黨外長久以來只能對民主與人權畫餅充饑，已有了支持上以及同情上的疲乏。更令人洩氣的是，長久以來，黨外人士自己也普遍只是喊著民主與人權的口號而已，實際的推動作為並不是很積極，有的甚至只是很積極地追求個人的名利，所謂民主與人權只是偶而拿出來應付選民的口號而已。」

阿扁提到德國綠黨來做為一種強烈對比，他說：

「西德綠黨最值得黨外人士借鏡的是，他們雖然有公職可以當，但是他們卻非常厭惡爭權奪利。然而，黨外人士卻反而因為大家都很想當公職而明爭暗鬥，這一點著實令人擔心。目前黨外所欠缺的是願意真正身體力行黨外所標榜的理想與抗議精神的黨外人士。」

阿扁痛斥：

「有的黨外人士真的是選舉掛帥，以當選公職並且保住公職做為加入黨外的最大目的。這些人雖然也都標榜黨外的理念，可是這些理念只是副業，真正重要的是公職的身份地位，以及這些身份地位所帶來的個人好處。」

阿扁說：「我曾因為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引發黨外 ""雞兔問題"" 的論戰。有人表示，如果黨外真的要進行 ""雞兔分籠"" 的話，歸屬於 ""雞"" (即不妥協的理想派) 的黨外人士，很可能遠比不上 ""兔子"" 類的黨外人士。」

阿扁繼續說：「為數不少的黨外人士加入黨外時，本來懷抱著滿腔的熱血以及理想，競選公職時也只是打算以公職的身份來一展抱負。但是，一旦當上了公職之後，嚐到了特權以及甜頭，個人的名利也就變成了首要目標，原先的理想及抱負也跟著變成了昨日黃花。其言行舉止，除了有黨外的標記之外，其餘和國民黨的公職人員已沒有兩樣。」

阿扁甚至還說，國民黨員的政治包袱比黨外人士多了不少，反而比較不敢太亂來。但是，「私利型的黨外人士可說是天之驕子，既少政治包袱，卻又可以汲汲營營為私利。」

阿扁說：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事實是，許多美麗島時期的黨外人士以及黨外新生代，選上公職後，從原來的高度理想變成了目前隨波逐流、以個人私利為重。黨外不少公職人員在議事壇上大肆抨擊國民黨的種種不是，但是自己在私底下的行為和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根本相差無幾，甚至可以說是稱兄道弟，哥倆好地媲美在一起。我的一貫信念是：只有黨外的清流成為主流時，黨外才能成為真正強有力的政治團體。」

為了改變黨外的腐敗體質，阿扁主張應該進行「公開批判」 ，以便對黨外公職人員「產生糾正與嚇阻作用」，做為一種「黨外人士的防腐劑」。阿扁說：

「黨外雜誌無疑的是可以當做批判黨外人士的很好公器。可是，目前的黨外雜誌卻已經完全大為走樣。現在的黨外雜誌，沒有一本例外，全部變成了市場下的產物，成了十足的消費品。每一本黨外雜誌都走火入魔地報導國民黨內幕新聞 (陳真按：許多內容往往就是造謠抹黑道聽途說這一套)，有的則是大肆連載國民黨查禁的書文，像發瘋、發燒似的亂搞一通，」黨同伐異，「徒有公器之名」。

阿扁最後期許當時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陳真按：簡稱編聯會，即新潮流系的一個前身或化身。當時有兩位裏頭的成員一同邀我加入，我原本也同意了，但因為據說每年得繳一萬元 (？) 會費，我就臨時打了退堂鼓) 應該恢復原來所要扮演的批判角色；在批判黨外人士時，編聯會應該扮演一個徹底的黑臉，完全六親不認，不管誰犯了錯都要被批判，無一例外。」

我就抄到這裏。不知道各位看了有什麼感想沒有。想不到，最腐敗的卻是這些最擅於高唱各種理想的一群所謂 ""新潮流"" 或 ""戰鬥雞""，什麼左派啦，非暴力啦，階級革命啦，思想改造與文化改造啦，堅持國際正義啦，反戰反軍購啦，反對美帝啦，絕不走入體制，堅持要跟底層民眾永遠站在一起啦...等等等。

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知道，我抄的阿扁這本書是1985年出版，那時仍然還是處於相當恐怖的 80年代戒嚴時期，動輒抓人；黨外參選民代擔任公職的利益在那當時其實相當微薄，只不過是撿一點點國民黨吃剩的骨頭來啃。在那樣一種情況下，黨外公職人員都能普遍腐敗成那副德性，更不用說解嚴之後，政治開放了，相較於過去千百萬倍的利益就在眼前，你想，這樣一群人會腐敗成什麼樣？當然就更不用說全面掌權、徹底呼風喚雨、飽受群眾擁戴而且擁有一整個年輕族群宛若綠衛兵般為之護衛殺敵的今天，難道你真的會相信這些人是如此勤政愛民、為了什麼台灣民主與人權打拼、犧牲奉獻？

我只是沒想到，跟我淵源最深、當年居於極少數的所謂「黨外清流」，所謂絕不妥協的理想派，居然是腐敗得最為誇張無恥的一群人。

幾年之後，也就是大約是八零年代的末期，""新潮流"" 決定不再堅守街頭，打算妥協一下，進入體制，參與選舉，說是為了把「永不妥協」的理想主義精神給帶入體制內，擴大戰線；說是要把政治給社運化，把貪婪分贓的政治給變成一種追求公義的社會運動。當新潮流做出參與選舉的決定時，有一些人非常反對，當然也包括我在內。比方說，應該差不多是1988年的 228 那一天吧。我在高雄參加一個 228 紀念活動後，準備回台南，前往車站的途中，遇到台灣第一個推動 ""228運動"" 的陳永興醫師。他搭一輛友人的車，於是就順便載我回台南。

一路上，我們就一直談這個事情。陳永興醫師非常反對新潮流參與選舉。反對的強度似乎遠比我還強烈，我記得他不只一次公開演講提到說，如果連新潮流都要跳入體制參與選舉，他說他彷彿能預見台灣反對運動全面沉淪的可悲結局。陳永興和當時人在國外念書的林義雄有連繫。我問他說，林義雄怎麼看待這事情？陳永興說，林義雄當然也是非常反對。我聽了很開心，就說「真的嗎？」陳永興說「真的啊，不然你直接去問他。」

兩年後，林義雄回國定居，幾次聽他公開演講或私下談起，依然對新潮流之參選採取相當不以為然的態度，更不用說整個黨外之全面投入選舉，當然更是他所反對的。林義雄剛回國時，寫了一篇文章公開散發，報紙上大幅刊登他當時的一些說法。如果有人找得到自立晚報，就能看到當時林義雄發表這些談話時的莊嚴盛況，我還記得他那天穿著一件白外套，呼籲大家「靜下來」，不要再為無謂的選舉利益而喧囂吵鬧。

林義雄不久之後還另外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監牢是理想家的宮殿》，他讚揚黃華的第四度入獄，文中好像也推崇鄭南榕，並且說那些參與選舉的同志，歷史將會證明這些人只不過是「陸樑小丑」。

林義雄幾次呼籲黨外支持者應該盯緊這些打著社運旗號進入議會擔任公職的人，看看他們是否真的實踐理想，是否真的做到「政治社運化」。當然，林義雄的想法其實是有點矛盾的，他一方面反對社運人士或清流之士參與選舉，一方面卻又說要大家盯緊著他們，看他們有沒有實踐理想。我倒是覺得政治是政治，社運是社運，基本上是兩回事，並沒有所謂「在政治中實踐社運理想」的這回事，這就好像如果有人勸德蕾莎為了關心遊民與窮人，應該想辦法去當印度政府的衛生署長或社會局長或擔任民意代表一樣荒唐；同理，難道德蕾莎之所以從未當官，是因為她能力不足或貢獻不夠？

我常舉當代最富盛名的左派人士--墨西哥那位蒙面俠 Marcos為例，他在墨西哥民間聲望很高，如神一般，但他說，他對權力不感興趣，因為我們想要成就的事業不需要透過權力來行使。社運與政治，基本上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思維與運作法則。但在台灣，所謂社運，說穿了就是為個人累積政治資源的一個管道，以便有朝一日藉此取得個人政治權位與暴利的一個踏腳石與晉身階。你看，有幾個人不是這樣？

「政治社運化」當然很恐怖，但更恐怖的是「社運政治化」，把理應追求普世價值的社運給質變成為一種政黨附庸與政治工具，藉以傷害異己，藉以謀取個人私利。掛社運羊頭，賣政治狗肉，賺取個人權位暴利。這樣一種堂而皇之的詐騙與價值扭曲，在西方社會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在這極端封閉的小島上，在這樣一種純粹以鎂光閃爍及權位高低來衡量人事物一切價值的社會裏，我知道講這樣一些想法是沒有幾個人會信的，恐怕只是招來更多訕笑與羞辱。所以，我基本上自然也不是想改變什麼或說服大家什麼，我只是覺得，一種東西，它的本質及其重要價值，事實上就在於它本身而無須外求，當然更不會因為外在一時一地的眾人眼光而有所改變。一朵花，一片雲，很漂亮，很動人，或是一樁浩瀚的宇宙盛事，翻轉了整個時空，但卻沒有人看到，或沒有被某些人認可，難道這朵花或這場宇宙輝煌盛事就因此而光芒盡失？

至於那些相信價格 (price) 遠多於相信價值 (value) 的人，那些相信鎂光閃閃、仰慕位高權重者，不妨捫心自問，當我們把一切價值給轉化成各種謀利手段與鬥爭工具，造就出各種純屬私人的權位與暴利時，對於整個社會或世界究竟有何意義可言？

陳真 2016. 06.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