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澄，

反對跨國貿易的意思是自己種的水果自己吃，自己做的手機自己用，不可以外銷嗎？否則就是右派？你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吧，但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當一個人莫名其妙說自己左派時，總得說清楚在五百個或五千個往往互相矛盾的左派定義中，究竟是在哪一種意義下自稱左派。若是糊里糊塗往自己身上亂貼空洞蒼白的廉價標籤，其實就跟往自己身上貼一個 ""北七派"" 或 ""噁心八拉派"" 的標籤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你知道嗎，三十多年前，曾經有個國民黨的職業學生 (也就是學生特務的意思) 邀我一起趁半夜偷偷去打破麥當勞的玻璃。我說我對偷偷摸模的行為不感興趣；而且，我又不是北七，我跟玻璃有仇嗎？我打破它幹啥呢？他說，左派當然就是要反對麥當勞這種跨國企業。我說，還好我不是左派，而且我的頭腦也沒有這麼 ""單純""，我看不出反麥當勞和左派兩者之間必然的關係。再說，打破它的玻璃幹啥呢？你以為麥當勞沒錢再換一面新玻璃嗎？

我過去曾經待在勞陣 (勞工陣線) 好幾年的時間，擔任幹部。每次開會，都得來回騎上兩小時的摩托車，往往滿身大汗，狼狽不堪。我那時已經是某醫院的精神科主任。但是，我看那些號稱左派的 ""勞工代表"" 們前來開會，每一個都是開車。開車並不為過，但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約略知道其中有一些人開的是百萬名車 (我對哪些是名車以及價錢至今毫無概念)；何止百萬名車，其中有一位家裏客廳布置的也是百萬音響。總之，我實在從他們的生活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看不出到底是在哪一個意義上足以讓他們以自稱左派為榮。不過，我是在離開勞陣、出國好幾年之後才覺醒；在勞陣那幾年之間，我倒是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和他們之間的 ""階級差異""。

當了住院醫生一年後，開始有了一點餘錢，買了生平第一台 CD 播放機，大約台幣一千八，心裏很感動，很震撼，特別是對於一個把音樂看成像生命那樣重要的人來說，終於能擁有一台可以聽 CD 的機器，那種感覺就像人類登陸月球那樣，標誌著人生終於擺脫貧窮的一個新階段。當時買的第一塊 CD 是Michael Nyman 作曲的 ""廚師、大盜、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那年是1992年。

1993年，我考上專科醫師，旋即升上主治醫師，薪水五級跳，買了人生第一台電視機。1994年，當上某醫院精神科主任，因為不用值班，時間較多，才開始比較積極勞陣，慢慢才見識到這些所謂左派的人過的是什麼樣的一種生活。我當然不是說 ""每一個"" 都如此中產甚至豪奢，但那至少是很普遍的一種觀察，而非特例。

我當然也不是說，左派就得像我這樣，含辛茹苦過著人民公社般的生活。我也不是說，左派就要像我這樣，散盡所得，把辛苦賺來的錢捐出一大半。當我開始當醫生時，林口長庚和台北馬偕的住院醫師薪水大約四、五萬。每次領到薪水，我就會趕緊跑去郵局，幾乎一下子就全部捐光光，捐給一堆團體，只留下幾千塊錢或一萬多塊給我和學姐兩人使用。

在林口長庚工作時，我們租過幾間房，一開始住的是大約兩坪大的房間，連窗戶也沒有，完全密閉，當然也沒有冷氣，所以每隔一兩小時就會非常悶，像火爐一般，而且沒有空氣。我半夜常常得起床，打開房門，用手拼命煽門取風，讓新鮮空氣進來，否則真的會悶死人。而且，因為大約只有兩坪大，只擺得下一張床及一張桌子，但擺下桌子之後，椅子就擺不下了，所以桌子也就等於無法使用。

後來搬家，找到好一點的房間，是在林口公西一處工寮頂樓的違建，在一個很小的巷子裏，住的全是工人，只有我們兩個不是。一個月一千五，沒有冷氣，同樣非常非常熱。但是還好是在頂樓，有窗戶，不用每天半夜起來煽門取風以免悶死。不過，缺點是沒有個人衛浴，一堆人共用；而工人使用衛浴大便洗澡甚至不關門，衛生狀況非常差。更痛苦的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好像就是老鴇，在隔壁經營一間私娼寮，經常有工人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經常誤闖前來騷擾，言語猥瑣，苦不堪言。

我有一篇文章講到，我用賺來的第一筆薪水，花了一萬六，在林口長庚醫院的地下街入口處買了一台天文望遠鏡，為的就是可以在租處頂樓的陽台看月亮和星星。有一天，當我把望遠鏡朝底下地面望去時，在鏡頭裏，看到巷口有人推著一個小推車在賣西瓜，還有阿婆坐在階梯上乘涼，一些路人晃來晃去。原本在遠方根本看不清的人，一下子全跑進我的望遠鏡裏頭來了，就像無聲電影一樣，不知道為什麼，看著被塞進鏡頭裏的這些像玩偶一般小小的人時，心裏突然有著一股很深的感動，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在感動一些什麼。

這些乍看艱難的歲月，其實一點都不艱難，相反地，它恰恰是我總算脫離貧窮的一段時期，跟過去的極度赤貧根本不能比。在那之前的大學時代，甚至有一度窮到只能睡在高雄火車站，每天晚上和警察捉迷藏，你趕我就走，你走我就又翻牆潛入車站大廳睡覺避寒；夏天也不好過，在車站裏，一個晚上被蚊子咬個一百口是很平常的事；一度窮到甚至跑去賣血，而且還異想天開在報上刊登販賣腎臟的廣告；一年至少有360天是根本吃不飽的，曾經餓到只剩四十幾公斤。每次去當家教，不管天氣多熱，我一概穿長袖，因為我怕人家看到我骨瘦如柴的雙手會嚇到。連續四、五年都是喝沒有煮開的地下生水，喝出了滿身的結石。

那時也沒有健保，根本不可能看醫生。有一次，肚子痛、腰痛得異常難受，跑去自己的學校 (高醫) 附設醫院就醫。原本只是想請醫生馬上判斷有無大礙，結果他說要做超音波檢查。我一聽，嚇壞了，幾乎都忘了痛，我哪來錢做什麼超音波檢查？於是，我帶著檢驗單，偷偷離開醫院，那張未完成批價的檢驗單，我一直都還留著。

大學七年，幾乎沒有洗過熱水澡，因為根本買不起瓦斯桶，一到冬天非常痛苦；同時有幾年的時間也沒有馬桶，大便就大在報紙上，想辦法處理掉；沒有床鋪，就跟幾隻撿來的流浪貓狗一起睡在地上，四周全是牠們的屎尿。一度當血牛賣血，記得一西西好像是五塊錢，賣血賣到連護士都怕而拒絕再抽血。有個護士跟我說，你應該接受輸血而不是來賣血。還有個護士在抽完血之後，激動地偷偷塞給我好多餅乾。我在她的眼神裏看到一種友善，這個眼神，我一生到死都不可能忘記。異類或窮人是這樣一種生物，就跟蝙蝠一樣，他比一般人特別敏感，哪怕只是一個眼神，都能讓他一生難忘。

講這些當然不是說左派就不能過好日子，只能貧窮度日；當然也不是說，支持共產主義就應該散盡所得給那些更窮的人。我要是有辦法，也絕不會想過貧窮日子。直到今天，我都還沒有自己的書房，只能在經常高達四、五十度的儲藏室裏工作 (半夜就比較涼快些) ，不到一坪、無法轉身的可用空間，以最大的忍耐力讀書、寫書以及處理無數公事私事。不過，再過幾個月，我就要搬去一棟豪宅了，沒有花一毛錢，所有買房頭期款的費用全部是想盡辦法、用盡一切手段去借來的，但願在新家能有個一生渴望的書房，不用很大，可用空間大約三坪就夠。

當然，這些都沒有任何公眾意義；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滿腦子就是想賺錢，滿腦子大右派思維；我並不相信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可行性。再說，左派也不一定要過著很節儉窮困的日子，Noam Chomsky有億萬家產，我倒也不會因此懷疑他在左派言行上的一絲真誠。但是，雖然一個人的生活和他的思想言行之間不一定要畫上等號，不過，從一個人怎麼過日子，怎麼生活，怎麼盤算前途，怎麼計算利害得失，以及人我關係的種種態度和各種價值觀以及政治取向等等，我們可以輕易就能看出誰是完全言行不一的冒牌貨。比方說，在這島上，是絕對不可能有綠油油的左派的，因為那是概念上對立的，就好像不可能有自由派的納粹一樣。

至於什麼反對國際貿易就是左派，只能說是很莫名其妙。至於王丹寫什麼，我就沒興趣看了。

另外，這版面上拜託盡量還是少貼別人寫的東西，除非你貼它是為了藉以表達自己的某種評論，否則拜託還是盡量給這版面留個清靜，免生無謂爭議或口水。當然，這原則並不是很絕對。

該刪的我還是會刪，畢竟很多人與事是根本不值得聽不值得看不值得批評的。說出一句謊言或傻話很容易，但要澄清它卻得浪費多少無謂的筆墨與時間。因為你貼了，我若不刪，似乎就得逼著我非回應不可，因為我不希望這版面成為某種謠言謊言流言或低能人事物與言論的散播平台；但我更不願意和某些主流的人事物有所牽扯，同時也很不願意跟人討論；沒什麼好討論的。

我知道台灣人最喜歡看這一類所謂 ""罵來罵去"" 的島內人事物，但我盡量能避則避，自我做賤的感覺很不愉快。把心思放在島內一些主流人事物低能空洞不具任何真誠與認知價值的無聊言行上頭其實是很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