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鳳凰有個節目談到二戰後的日本人。日本民間有些人，不願歷史盡成灰，不願真相被掩蓋，於是找來二戰一些日本老兵到日本各大學、高中演講，現身說法。

鳳凰的節目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的內在意涵豐富，充滿情感，描述而非解釋，更非灌輸，即便是一個再平常也不過的電視節目，也往往跟藝術電影或學術論文沒兩樣，嚴謹，深刻，可信度非常高，具有啟發性，而且往往非常感人；而不是像台灣弄出來的東西，幾乎千篇一律都是一種低能到爆的噁心八股無腦無心肝卻假溫馨並且強烈灌輸特定低能北七觀點的宣傳片。你看台灣市面上不是一大堆什麼跟歷史有關的電影或電視節目嗎，恐怕跟北韓沒兩樣，光看幾句廣告詞就想吐，而且全屬鬼扯蛋，美化特定特象，看一秒鐘就知道結尾，看一幕就等於看了全部，不過就是要灌輸某種鬼扯蛋的政治立場和愛 (台灣)國思想。其實，就算要搞政治正確，就算要扭曲事實或造謠造神，好歹也要有點基本文化水平。

不過，這不是我現在要說的。我要說的是，那個鳳凰的節目並不是要批判什麼，而只是陳述日本民間對於反戰的一些努力。但我始終記得該節目裏頭匆匆閃過的一幕，一個日本老兵在某大學課堂上演講，說到自己當年如何用恐怖殘酷手段，當著受害者年幼子女的面前姦殺一名中國婦女，然後還把她的屍首丟入死者家中院子的一口井中。死者兩名年幼的子女在一旁驚嚇大哭，那個日本士兵就 "隨手" 把他們抓起來，一併丟入井裏頭，穿起褲子，滿足了獸慾，揚長而去。

那位士兵如今已是風中殘燭之年，但他也許遭受良心譴責，於是自願現身說法，到各級學校演講，希望這些血腥恐怖歷史不再重演。但是，你知道嗎，當這位老兵談起自己的這些暴行時，我注意到課堂上幾乎沒有幾個學生是醒著的，全趴著睡覺，睡得東倒西歪。

這年頭，生命幾乎萎縮到這樣一種狀況。假若今天講台上站的是一個名嘴或明星、政客或 AV女優或什麼動漫人物，我看睡著的人馬上全都醒了。

德蕾莎說，"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尼采，愛因斯坦，羅素等等，為什麼那麼鄙視群眾不是沒有道理，因為他們不再是他們，而成為 "它"，成為一種特定目的的工具；握有權勢者始終都有辦法依照他的需要來決定如何塑造群眾，塑造它們的語言，塑造它們的想法與好惡，甚至塑造它們的情感，訓練它們該對什麼樣的人事物有反應，該對什麼樣的人事物視為無關痛癢，與我無關。聽起來很瘋狂，可當瘋狂變成一種壓倒性的主流，瘋狂反倒成為常態。尼采說 "Insanity in individuals is something rare - but in groups, parties, nations and epochs, it is the rule." (瘋狂在個人身上其實很罕見，但在一個團體中或黨裏頭，在一個國家或時代裏，瘋狂才是運作常規。)

我常引用 Spinoza 有關自由意志的那句名言，他說，"一顆石頭被拋向空中，假若石頭會思考，它肯定會以為自己會飛"。群眾就是這樣，我們總以為自己是自己的思想與感情的主人，是自己決定要對什麼樣的人事物感興趣或冷漠以對，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當一個獨立的人有那麼容易嗎？Noam Chomsky 曾經說過類似這樣一個想法，他說，要訓練人民變得被動而服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讓他們盡情地去討論，暢所欲言與發洩，很自由，很開放，但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上，卻偷偷地把它們阻絕在外，使之邊緣化，使得它們顯得彷彿無關緊要，彷彿任何一個具有正常理性與情感的人都不應該也不可能對那些人事物感興趣或表認同。

美國當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遠的不說，台灣其實不也就是這樣。雞毛蒜皮事大家每天吵翻天，但卻遺忘或鄙視或漠視一切足以天翻地覆的重要大事。難怪尼采老是詛咒群眾，厭惡民粹，"巴不得來一陣暴風，把那些高掛枝頭太久的臭爛枯葉，統統掃落地面"。這話聽起來頗振奮人心，彷彿自己不是網友，不是蛆，不是烏合之眾的一份子，但真的是這樣嗎？不管你的教育程度如何，我們的生命每天所思所想及一切日常作為，我們的喜好，我們的所謂興趣，哪一個不是一種流行？就連我們的每一個造句與表達及思維架構，每一道疑問與解答，其實都很像同一家工廠所出品的劣質產品。這樣一種沒頭沒腦沒臉沒面、面目模糊、連句子都一模一樣的群眾現象或蛆化現象，在台灣這樣一個文化沙漠卻又自我滿意度破表、極度封閉的小島上，特別明顯。

最近在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index.php) 上借了一本 "包法利夫人" 的作者福婁拜的傳記，Herbert Lottman寫的，零碎時間就拿起來隨便翻一翻，看到福婁拜寫給一位作家朋友的一封信 (pp.237-238)，彼此熱烈分享對於群眾與暴民的厭惡。該信寫作時間是1871年，那一年法國究竟發生什麼事，我去查了一下，有個 "巴黎公社" 的短暫政府出現。我不懂歷史，不敢評價，但是福婁拜顯然是很感冒，講了許多 "不愛法國"、而且還褻瀆 "民主" 的政治不正確的談話。他在信裏頭說， "我對於暴民 (mob)、群眾 (mass)、烏合之眾 (herd)，真是厭惡到爆！"，"不管你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提升群眾的水平"；他還說，"所謂普世的投票權，恐怕比君權神授說還更加愚蠢"，"整個民主政治的夢想，不過就是讓無產階級變得跟中產階級一樣愚蠢"。

這類帶有現實意義的想法或說法，跟我要說的蛆化現象或烏合之眾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太過於表淺；事實上也不足以傳達福婁拜對於群眾之危害的厭惡。你恐怕還是得從作者們浩瀚無邊的無數微妙文字中去理解，而不光只是截取某一段社會性談話。簡單說，當人不再是人，而只是群眾之一；當 1 不再是 1，而只是某個小數點，其無所不在的傷害，是 "存在性的" (existential)，美學的，生命的，宗教的，而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操弄或輿論控制的社會現象。

當一個東西，假若它是 "存在性的"，美學的，生命的，宗教的，意味著它其實只能竊竊私語，它只能說給一個人而不是一群人聽，它純粹就是某個讀者和某位作者之間的私密話語，你得把它當成一種情書來看，而不是當成一種社會分析或政治宣言。就跟你讀聖經一樣，透過作者的轉述，宗教基本上就是你跟神之間的事；神究竟對你說了些什麼，或你想對神說什麼，也只有你們雙方清楚，旁人是聽不見的。

捍衛這樣一種 "私人空間" 也許非常重要，因為它讓我們有機會成為有頭有臉的 "一個人"，而不是成為面目模糊、無數的蛆之一。沒有這樣一種 "個人" (the individual) 的存在，我看不出民主和民粹有什麼不同。當然，民主與否從來都不是我關心的，我只關心我自己究竟是一隻蛆或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