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反過來說也一樣，一個受害者相對於加害者也許具有某種道德優勢，但這優勢並非相對於所有人，而僅僅相對於加害者。同時，"受害" 本身也不會因此而獲得一張道德通行證。受害者犯錯，就跟你我一樣得付出代價，而無法豁免應有的法律責任與道德義務。我們一般會對於受害者有較多寬容，但這畢竟是一種主觀意志下的寬容，而不是所有人都該遵循的道德法則。就跟病人一樣，人在病痛中，有時難免不講理，不用跟他太計較，可當他侵犯他人權益時，亮出弱勢牌其實是沒有多大文明意義的。

許多時候，旁人往往有著一種 "受害者的想像"，想像某人很脆弱，很無辜，很可憐，必須保護，必須為他挺身而出，必須為他這樣那樣。雖是出於善意，但善意並不保證得到善的結果。夏教授說得沒錯，"代言" 是有問題的。我所謂有問題，指的是problematic，意思是說，它並非天經地義，而是在概念上有爭議的，侷限的，乃至有缺陷的，而非完美。

我們或許可以為動物代言，因為牠們無從言說，但是，為人代言或許出於善意，但它難道不也是一種侵略與冒犯？剝奪了當事人做為一個人為自己定位與言說的基本權利。我記得當年(1989年)，當我因為主張台獨及主張用選票推翻國民黨時，被司法當局以煽惑內亂罪移送法辦，好多所謂同志馬上要替我伸張所謂正義，企圖把我打扮成一個政治受難者。我很生氣，差點沒跟他們打起架來。

因為, 把我塑造為受害者，對我個人而言，是一種人格上的重大貶低與羞辱。我難道會笨到不知道在當時那種時代背景下，在群眾場合主張台獨會有什麼恐怖下場；我難道不知道，我若乖乖出庭，訴諸言論自由便有可能脫罪，但我始終拒絕出庭。這一切後果，難道不都是我自願的，自找的，主動承擔的一種選擇，乃至一種道德義務，就如同我當年發出的一篇聲明之標題所說："對於一個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我怎麼會是什麼受害者呢？依我看，在某個很重要的意義上，國民黨才比較像是個受害者，而我是個加害者才對吧。這意思是說，國家擁有槍砲黑牢，殺人關人，乍看強大，但一個多行不義的政權，卻只是個任我臧否、不堪一擊的道德侏儒。

我只是要說，道德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種東西，每個人理當有其各自不同的思索、想像與選擇，而不須旁人代勞或代言。尊重這樣一種道德思維的空間，也許才是一個文明社會發展應有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