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不叫公審，那我不知道公審還能有其它什麼概念內涵了。

至少夏、何兩位老師都是個案的事件關係人，甚至應該是一種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但他們在這樣一場由他們所主導的所謂討論會中，卻彷彿一下又成為客觀的局外人，一下又彷彿是個全知的仲裁者兼教育者，天底下有這種個案討論會嗎？這樣一種針對個案的聚會形式，不折不扣就是公審。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它是一種談判。重點是，談判雙方的權力不但完全不對等，如何可能談而判之？而且，主導談判者卻老娘一氣化三清，一人身兼好幾種身份，理應是被告，一下又像法官，一會兒又像是個客觀的局外人，一下又像什麼諄諄善誘的老師與輔導者，天底下有這樣的談判嗎？這樣的談判會有意義嗎？

我講這些，只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普通常識，而不是什麼英明睿智的觀察。掌大權者，而且又是進步學界人士，有可能會對權力之一物， "天真單純" 到如此地步嗎？

我學過速讀，一分鐘可以讀1萬2千個字，所以我大約花不到十分鐘就看完了所謂討論會的內容。其實我根本不用浪費這十分鐘，我就算一個字都不看也能得出 "公審" 的斷言，因為公審與否，關鍵就在於此一所謂討論會之參與者及主導者之身份以及所討論之個案性質上，而絲毫不是在於什麼發言者是否很溫和理性或有沒有禮貌之類，這跟公不公審有啥關係？

假設，我是說假設，假設有一天證明所謂性侵案根本子虛烏有，這依然是一種非常惡劣的公審。這意思是說，公審與否，與事件的內容真假無關。人們若一直用一種企圖理解事件內容的方式去理解事件性質，把自己當法官，那是很荒唐的，八卦的，甚至是十分可鄙的。

巴勒網這個版面十多年來常說一句話：我們發言百無禁忌，但只有一個天條，只拜一個神，那就是 "個別人事物"。我很懶得把同樣的話再說第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二遍。簡單說，這跟溫不溫和有沒有禮貌扯不上任何關係。比方說，我很好心，我好關心某人跟他爹的感情是不是很棒，於是我就很溫和有禮地公開給對方許多建議和鼓勵，請問這是不是公審？當然是公審。你憑什麼把一個人揪到公眾台前議而論之？鼓而勵之？讚而美之？或貶而教之？即便心存善意、態度謙恭有禮也一樣，冒犯就是冒犯，更不用說負面批判或評價或教導了。

即便當事人自願放棄這樣一種神聖的權利，同意接受公審，公審的內涵並不會因此而改變。在權力面前，所謂 "同意" 是大有問題的，自欺欺人的。很多進步人士常喜歡高舉所謂自主性，我也很仰慕 "自主" 這東西，但我同時也知其詭詐。比方說，假若今天修改法律，開放自由從娼，而且年齡不限，我敢說，即便是個兩歲的娃都有可能 "自願" 成為娼妓。高達說："假若大便值錢，窮人會連屁眼都沒了。" 權力就是這麼一回事，它可以讓你我 "同意" 或 "自願" 做許多對自己不利的事，因為我們往往別無選擇。

權力並不是一種像衣服那樣的東西，並不是說你想動用權力就動用，不想動用就可以收起來不用；權力不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比較像一種血液或皮膚，隨時都在，無所不在，跟權力者本身的善意或惡意或有意或無意統統無關。當我處於某種位置，我就擁有那樣的權力，與旁人形成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這時候，若真要議論個案，擁有權力的當事者就必須退出，而不是球員兼裁判兼道德講師兼情慾啟蒙師。

這些極其簡單的道理，一個如此進步的系所與成員，會天真單純到根本沒想到嗎？Noam Chomsky說，美國自認是根大鐵錘，於是在美國的眼裏，旁人全是釘子，動不動鐵錘就會敲下來，施以暴力。用他的這番描述帝國主義的話來看權力也一樣。當某人成為一根大鐵錘，權力就像身上的皮膚那般自然時，他其實很難克制濫用權力的衝動。

事實上，連個衝動也往往不會有，因為那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事，自然而然到當事人往往無法察覺這樣一種權力的濫用。他不需要有任何惡意，一樣會濫用。而且，出之以善意的權力濫用，在我看來其實更可怕。我經常被迫必須得罪一些人，便是如此。我並不想得罪他們，因為我知道他們並無惡意，甚至充滿(自以為是的)善意，但是，善意並不保證善的結果。

不管夏老師犯了多少錯，我相信他純粹出於善意。我對她依然充滿敬意。我並不願意以這樣一種侵犯個別人事物的評價方式發言，但我知道，我若這樣說，也許向來習於正反對立陣營思考方式的人們會更能聽懂我在說什麼。我相信她是個好老師，充滿善意，至少自以為充滿善意，但善意並不保證做出善的行為，更不保證達成善的結果，反倒可能引來無窮的憤懣不滿。

在道德上把夏老師妖魔化，進而在她和自己之間做出道德切割是荒唐的，偽善的，抓不住重點的。任何人在任何一種權力位置上，都很可能會有同樣的問題。因為權力往往成為主人，而我們只是他的座騎，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制度、需要法律、需要走制式流程的原因。所謂文明，不外就是這麼一回事。制度發達，文明鼎盛，往往少了人味，例如英國；但人味過了頭，更是一種災難，例如台灣。一種社會型態，若只能二選一，我會無奈地投給文明一票。文明往往很乏味，也許沒法帶我們上天堂，但比較不容易讓我們墮入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