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子溫"希望之國"裡，電影虛構的核災事件鋪陳至中段，受波及的居民，在專家與官員們的連番誤導下，壓抑下了恐懼。唯有在核災中發現懷孕的小野之妻，卻在恐懼消弭的時刻，戴起了全套的防護服，而成了當地人眼裡的異類。

那樣的異常行為，是一種焦慮症。只是她所恐懼的事物，隨後被被證明並非妄想，而是現實。園子溫藉此諷刺日本政府在311核災中，不斷隱瞞核輻射的影響，甚至不惜傳播不實資訊的做法。

在紀傑克(Slavoj Žižek)在今年2月的一篇社論"從「對難民的恐懼」來看歐洲"(蔣興儀教授的譯)*，不禁令人興起對希望之國的聯想。

紀傑克對歐洲難民議題，反移民和人道主義兩方都加以論述，在那些對難民的恐懼的偏執、以及理想化人道主義的自戀，平面化難民，以"支撐他們的意識形態位置"。

前者就如同小野的妻子，不論她偏執的行徑是否正確，都不會改變行為本身的病態。只是當日本政府亟欲隱瞞事實與恐怖，歐洲各國則在宣揚仇恨與不安，是穿著防護服的人嘲笑裸露的肌膚。

但後者又如何?如果我們認為擺弄人的肢體，任意的割裂開來，是不道德的行為。每當這樣的議題出現，我們又有誰不是在切割那些被討論"客體"的精神與人性，以合乎我們理念中的John Doe?當我們把他們切割磨粉，以便塞入神壇，實際上也何其不道德?

這些象徵的恐怖就在於創造出兩個不相交的群體，不僅僅是彼此無法共存，甚至連他們所指涉的對象，也不能存在於其中。紀傑克大概認為，跳脫這兩個極端的理念，視難民為普通的陌生人，才是難民與他人共存的道路，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一些更為貧窮的國家收容了更多的難民，他們之間相近的文化特質，使難民有機會融入其中。我們可以包容他們的惡，不是基於他們的苦難，而是因為他們是與我們相近的人，那是人性其中一面的展現。過度的想像與責任，最後或許只會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托馬斯，成為曾經同情者眼中，礙眼的存在。

畢竟寬容是人性，厭倦也是。

說穿了我憎惡Sam Harris 的那篇文章，因為他的巴勒斯坦只是他的巴勒斯坦，他的以色列只是他的以色列。然而我的Sam Harris 、我的巴勒斯坦、我的以色列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無知正是我的無知，我跟他隔著深淵對望，唯一的差別只是我可以對著他的倒影吐口水，他則對我一無所知。

一些日本文學家，時而提及，所謂活著人只是野獸，唯有在死後才能成為真真正正的人。似乎只有死後，我們才能被省視出人性，才會從人的偏執(並因為某些執著，做出當下的各種行為)解脫、特定成"某人"，不再是一時的野獸。

*我對於紀傑克、拉岡的這些理論其實絲毫不了解，只能粗淺的表露一些看法，在此附上原文聯結，如果有先覺對於這些理論、或Sam Harris 隱約提及的康德倫理有所理解，而認為我的論述有誤，請務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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