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之前講到成大的那些)

以下所述，大約是已經反覆講過一千兩百八十多次的話了，與成大校史影片並無直接關係，但間接關係肯定還是有的。

“歷史就是所有人都同意的謊言。“――伏爾泰

倘若你問一千個台灣人，誰是吳榮元？知道其人其事者我看不到一個。然而，人們卻耳熟能詳市面上、檯面上一堆跟反抗扯不上任何關係、乃至背道而馳的人。你覺得這只是一種偶然嗎？你相信這只是所謂多元觀點下的一種自然呈現結果嗎？當然不是。

王爾德說，“我們對歷史的惟一責任就是改寫它。” 問題是，誰掌握了麥克風，誰才有辦法改寫。政治上，所有歷史都是當權史，至少在這島上是這樣；根據當權者的需要來編寫，在一個答案既定的大架構下，透過挑選剪裁增刪瞎掰與扭曲乃至捏造，"創造" 出所謂歷史；許多時候，它和小說的差別，恐怕只在於是否真有其人。歷史之中，人名倒是真的，其它則全屬創作。

我能想像有一天，也許當解放軍來到，當五星旗飄揚，吳榮元說不定就會變成家喻戶曉、教科書上都得帶上一筆的人物。到那時候，歷史難道就清白了嗎？真理與真相就解放了嗎？當然也不是。屆時歷史只是又以另一種方式扭曲呈現。

前陣子，有位導演說要拍詹益樺的記錄片，來函要求訪問，因為我是阿樺的好朋友及當年同志，他自焚時我就在他身邊，是我們幾個好朋友送他去醫院。對於此一訪談邀約，我一如往昔，當下就拒絕了。拒絕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個：我知道這年頭掛哪面旗，我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王八蛋時代，我不想為虎作倀，不想自我做賤。事實上，我完全不知道對方是誰，但我就是對於來者沒信心，因為我知道在這島上想找個明白人，恐怕比找到外星人的機率還要低。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在不露臉上鏡的前提下，我接受了所謂訪談。結果比我原先所預期的還要糟糕，完全就是雞同鴨講，在一種極其扭曲的架構下進行有一搭沒一搭的所謂訪談。我後來還看到一篇報導，好像是台北影展上正播放這位導演的另一部片。為了健康著想，我平常當然都不敢看這類綠油油的東西，但我約略瞄到一些與之有關的影片受訪文字，純粹就是胡扯。

我能想像，同時也敢保證，哪天假若五星旗飄揚台灣，你肯定會發現，"哇！他媽的怎麼突然冒出這麼多自古以來就為祖國統一大業打拼、不畏艱難不怕死的勇士？！" 我每每不小心看到或聽到一些所謂 "話當年" 的人與事時，經常真的很想撞牆，很想五字經出口，哪五個字？“聽你在放屁！“ 不過也才三、五十年，這麼短的一段時間，而且我們當事人都還活著不是嗎？歷史竟然也能竄改成這樣！當年在戰場上，哪有你們的一絲身影？而且，當年你們大多是忠黨愛國的乖巧順民不是嗎？頂多四下無人處發上幾句牢騷，如此而已；一旦來到公開處，就又是一副卑躬屈膝的順民阿諛嘴臉。但是，現在地位有了，麥克風拿在手上了，馬上就一個個搖身一變，把自己塑造成當年不怕死不怕苦的愛台英勇鬥士。但這絕非事實。

歷史，似乎就像妓女一樣，應召而來，呼嘯而去，任人進出，任人蹂躪。

溝通的極限

我並不自閉，我不排斥所謂訪談，雖然個性上的確很不喜歡，總覺得這類早已光鮮亮麗的事情還是盡量離我離得越遠越好，不用算我一份。最大的困難與痛苦不僅僅是來自個人之不喜歡受訪，而是來自於就算你願意談也不可能談得起來，因為發問者背後的整個思維架構往往與真實狀況南轅北轍，並且總是硬要把我的所思所言所行塞入對方既定的思維框架下。一個扭曲的容器，不管你倒入多麼乾淨清澈的水，它依然是扭曲的。

今天假若是陳曉楠或高達或蘇古諾夫要訪問我或幫我立傳，我倒是會認真考慮。並非我與他們思維一致，臭味相投，而是因為我看得出來他們有能力理解微妙，理解異類，有能力呈現難以言喻之物，而不是拿著一個既定的主流思維框框，硬要以此來衡量與理解一切人事物，並以一種毫無半點詩意與深度的口號式語言來陳述。這類東西，我大約只需看兩秒鐘，就能知道整部作品要宣傳一些什麼了。

更絕望的是，這樣一種雞同鴨講是不可能達成任何理解的，你不可能讓一個人了解他所無法了解的東西，除非他把原先的 "眼鏡" 給整個摘下來，否則你不可能讓對方聽懂你在說什麼。不可能懂就是不可能懂，除非他拋棄整個既定的思維架構與品味，別再把東西往裏頭塞了。

就比方說，假若有個座談會，題目是 ‘’如何確保台灣的主權與國際地位？‘’ ，請問你有辦法在這樣一個題目下作答嗎？我是答不來啦，因為我腦袋裏並不存在這樣一種彷彿前提要件式的思維架構，我哪會在乎台灣的什麼主權與國際地位？我又不是頭殼壞掉。

我舉這個例子並不好，因為在這個例子的處境下，也許還是有雙方足以溝通的共同概念基礎，但我想表達的卻是一種更為根本、更為範疇性的雞同鴨講。

黨外時，我就常常講這個難以溝通、只能全面更換思考架構的問題，那時候我寫文章常舉的一個例子是：

“請問你覺得政府應該如何處理所謂黨外人士經常抗爭、影響社會安定的亂象？“

你身為一個黨外人士，要如何作答？你大概也只能回答 “聽你在放屁” 不是嗎？難道你有可能接受這類訪談？難道你要像比方說長老教會在美麗島事件中的表現那樣，呼籲政府寬大為懷，勿枉勿縱，哀矜勿喜？

我舉不出更好的例子來說明溝通的極限困境，也許惟有當你是一個極端異類時，才有可能明白所謂溝通的極限問題。因為，少數很容易了解多數，但多數卻很難聽懂 (大概也不屑聽懂) 少數一方的想法，更不用說少到變成一種異類。一條蚯蚓，很難用鳥的語言談論土壤世界的美麗與惆悵；反之亦然，一隻鳥，仰望著天空，眺望著山的那一頭，你若問他幾時打算鑽入多深的土壤裏打滾呀，鳥兒只能無言以對。

華人式 "學運"

至於說到什麼學運，實在很不想再講，因為我知道講了也不會有認同者。可是，難道你真的看不出來毛澤東的紅衛兵，蔣介石的三青團、蔣經國的救國團，以及李登輝的野百合、民進黨的太陽花等等等，本質上的相似性？七零年代之後，台灣哪來什麼學運？學生之中，當然從來都不缺乏真誠的個人，但無團體，更無團體行動。市面上熱熱鬧鬧風風光光的各種團體行動，全都是主流政治勢力所默許或積極動員。如果這種陰陰暗暗的東西也叫學運，那我不知道它有何意義與價值可言？這些所謂 "學運"，在各自張揚跋扈的政治旗幟下，各自 "輝煌"，但卻極其可笑甚至卑鄙。

1979年，台美斷交時，我在台北建中念書，學校旁邊就是美國新聞處，記得那幾天好熱鬧，連課都不用上了，真好！因為教官說國難當頭，還上什麼課呢？大家聚集在操場唱 "梅花"，越冷越開花。那是當年非常火紅的一部愛國片 "梅花" 的主題曲。我沒參加愛國大合唱，自願留守教室，從樓上往下看，看見好多同學唱得熱淚盈眶。美國新聞處那邊就更熱鬧了，越夜越美麗，好多人抗議，還有好多學生跑去踩花生，抗議卡特總統 (他原本是花生農，家裏種花生，踩之以表唾棄)。倘若不是當局鼓勵並大力動員，哪來這樣一些 "熱血澎湃" 的 "學生運動"？早就每個抓起來槍斃了。

黨外時，我也當過好多年的學運領袖，每當有人這樣介紹我，我常反駁說，大多時候幾乎就我一個人，單槍匹馬，頂多小貓兩三隻，我若是領袖，是要領導誰呢？自己領導自己嗎？

我很了解像英國那樣保守的國家，待過像劍橋那樣彷彿 "與世無爭" (或說不食人間煙火) 的王公貴族校園，即便是出身屬性這麼保守的一個地方，校園裏基本上還是有著一群極具理想主義色彩、重視是非價值的學生，並且聚集形成一種長久的運動，例如著名的 CASI (Campaign Against Sanctions on Iraq) 便是，另外還有例如 CamSAW (Cambridge Students Against the War)。但在台灣則不然，媒體炒作什麼，學生就瘋什麼；炒服貿，就鬧服貿；炒根本不存在的什麼黑箱，就黑箱黑箱講個不停；要他打誰，他就打誰；要他口吐什麼樣的口號，他就像隻鸚鵡般整天高喊那樣一些口號。不管什麼議題，好像完全沒有半點大腦似的，只要綠油油的政黨一聲令下，學生就瘋狂地聞聲起舞。但是，只要鎂光燈及政黨一撤走，激情便又立即消散得無影無蹤，彷彿根本從來就沒有這回事。

如何被觀看？

與其問說，一段歷史材料為何被看見？不如問說，它究竟是如何被觀看？以成大共產黨事件為例，這麼大的一個案子，為何台灣幾乎無人知曉？答案很簡單，因為它不合主流政治品味。倘若這是一群台獨志士，那他們肯定是今天家喻戶曉的大明星大偉人了。然而，一個非主流的東西又為何被 "官方" 所看見？那恐怕得問問那是以一種什麼樣的眼光或思維架構觀看；絕不是因為當事人的勇氣，當然更不是因為他們的共產主義理念，而是因為在這個普遍否定過去的綠油油年代，只要反國民黨，只要是當年的所謂受害者，基本上就可以站到了一個政治正確的位置上來觀看。基本句型仍然是這樣：

"你看！萬惡的國民黨！萬惡的過往年代！連這麼無辜渺小的學生也要迫害！好佳在！好佳在有綠油油的英雄志士們領導台灣人勇敢地站起來！爭民主！爭自由！現在已經是民主時代了，國民黨已經被偉大的人民力量打敗了！民主萬歲，綠油油萬歲！"

其中有幾句綠油油的句子當然不一定會明目張膽地喊出來，不過那是潛台詞，那是一整個思維架構的基本色調。

大學大在哪？

在我個人眼裡，成大共產黨這個案子的當事人當然值得尊敬，但也僅僅是一種個人的敬意，而不是說他們當年的言行思維就是一種無可質疑的標竿楷模而必然值得莘莘學子們效法。一個大學理應惟真理是問，而不應該在任何政治意識形態上表態，同樣也不應該在一些具有爭議性或見仁見智的事件問題或技術問題上 (例如反核，例如成大校史影片中據說給予肯定的什麼反國光石化抗爭等等) 採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場。

大學不應該搞得這麼小，又不是幼稚園，洗腦也該洗得有水平一點。一個具有成熟心靈及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看了這樣一些意識形態的連結與公然教化，難道不會覺得很反感很冒犯？媽的，我究竟是在念大學還是在念幼稚園？憑什麼灌輸我東一個楷模、西一個典範？而這些楷模與典範之觀看方式，事實上全是基於某種既定顏色的品味架構，而非出之於任何普世價值或自然情感。

各位知道胡適曾經讓蔣介石氣得好幾個晚上睡不著的事嗎？倘若當年胡適不是聲望隆崇，穩死無疑。事情是這樣：1958年，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就職典禮那一天，足以操千萬人生命於股掌之上的蔣公前來致詞，算是給了胡適很大的面子。蔣公致詞說：中央研究院是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鉅任務，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

蔣公還給胡適公開灌迷湯說，"胡適先生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而共匪呢，當然是品德很差啦，因此，蔣公說："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不過，蔣公表面明捧，實則暗貶，他是這麼說的：(我剪原文比較快，因為蔣公講話官腔官調很難轉述其思路邏輯)

「五四運動造成共產黨坐大，最後政府只好退來台灣。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這類擔負起什麼社會責任與國家民族之復興的官腔官調，理應稀鬆平常，但是，胡適在蔣介石致詞之後隨即上台，開頭第一句話竟然是說："總統，你錯了"。胡適說，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而共產黨坐大是幾十年後的事，"跟五四運動無關"。蔣公暗幹在心，當場氣得嘴角發抖，不過仍然假裝很有風度地微笑。想不到胡適還繼續指正，這下蔣總統你又錯了！胡適說：中研院的工作不是光講公德私德，主要還是做學問，提倡知識，而不是要為政治服務。

蔣公這下真的氣爆了，氣得歸卵泡火，當天回家就寫日記洩恨，而且一連寫了好幾天，恨得牙癢癢。蔣公在日記裏頭寫說，這是他生平第二次遭受之人生最大羞辱，甚至還寫說自己氣得 "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得安眠"。

我要說的，差不多也就是胡適這番話的意思。一個大學之所以大，大在哪？大學英文叫 university，何以能大到如宇宙一般大？一所大學，難道應該窩囊猥瑣到去跟當下任何政治主流沆瀣一氣？你一定會說有嗎？有這樣嗎？這就是重點所在。明明氾濫成災，窩囊猥瑣到不行，但人們卻毫無察覺，把時下主流政治勢力的思維視為理所當然之宇宙真理。

你看，在過去，各級學校（當然也包括大學）的各種對內對外的陳述與呈現上，動不動就是當權者那一套說詞與思維，動不動就是政府如何用心良苦啦，政府如何積極這樣那樣啦，我們應該如何如何貢獻社會復興中華啦，黨國人士勞苦功高啦，要感念偉大的哪些先人啦，社會要安定要和諧等等等...全是有意無意順應當下的政治語言與思維。當然不一定講得那麼白，但毫無疑問全是站在這樣一種基調上。如今，過去整個基調被更換了，連旗子都換了，吹起所謂民主獨立自由的大喇叭來，於是大家便也有志一同地跟著迎合這股新潮流，轉換新說詞，什麼我們的民主多麼可貴啦，主權不容侵犯啦，愛台灣啦，愛鄉土啦什麼的，挑選一套合乎 "新" 政治正確的各種素材與概念來進行政治教化。

噁心的例子舉不完，比方說，大腸花剛發生時，你看中研院許多學者像瘋狂粉絲似地，美其名什麼保存史料，瘋狂吹捧到極其肉麻噁心低能到爆的地步。真難想像同樣的事會發生在西方社會。至少在這一點上，西方學界的境界還是遠遠比較高，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革命已經成功，同志不用再努力？

座談會那天，主持人成大歷史系王健文教授面對幾位成大共黨事件當事人，似乎很 "慶幸" 地說，還好現在這年代 "已經不需要革命了"。我聽了覺得很刺耳，彷彿真理已經解放，正義已然實現，而那個萬惡的國民黨呢，已經被人民的力量給打倒了，剩下的就只是一些透過所謂民主就能達成的枝節工作似的。

個人當然可以持有這樣的論調，但它終究也只該是一種個人論調而非普遍真理，更不應該是一種 "大學的聲音"。我倒是經常很納悶，如果不是透過某種形式的革命，這樣一種高度愚化、幾乎完全密不通風的所謂民主年代，如何可能進步？如何可能找到一絲改變的可能？這樣一種年代，也許才真的需要革命，只是時不我予。革命當然不一定指暴力，而是說，這絕不是光靠嘴巴說說就能改變這種可恥齷齪的可悲現狀。

當然，絕大多數人也許覺得這種現狀很棒啊，好民主哦，好自由哦，可以罵總統耶，可以投票選總統耶。這意味著，你我之看法是有爭議的，南轅北轍的；既然有爭議，大學憑何選邊靠？我並非說旁人不能有此一肯定現狀之言論，而是說，這樣一種主流到爆的言論，竟然說者、聽者均視為理所當然，毫無爭議，乃至成為一種大學之聲。正是這樣一種 "視為理所當然"，恰恰足以挑起革命的需要，因為那彷彿意味著真相已經水落石出，真理已然顯現而毋庸置疑；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好談的呢？

在我看來，假民主假自由假開放，比真獨裁還痛苦，還更絕望。因為對抗一個獨裁者，遠遠會比對抗比千千萬萬的無知愚民暴民要容易許多。壞的很容易打倒，但笨到爆的呢？你幾乎拿他沒輒。成大共產黨事件當事人之一鄧伯宸那天回答問題說，他覺得這個時代的運動處境更為艱難，無力回天，因為現在大家都說是民主時代了，一切交給民主。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交給一群腦殘，而這群腦殘直接聽命於主子。過去只要揭露真相，當權者的惡行就會受到人們的質疑，但這年頭卻是不管你揭穿多少謊言，人們絲毫不以為意，甚至根本不相信，只因人們全盤接受主流政治勢力所告知的，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

從這個 "理所當然" 換成另一套 "理所當然"

剛上大學時，高醫每星期都會有一個時間，前後約一個多小時，強迫所有學生聚集，聆聽學校所聘請的校外人士演講。講者清一色都是闡揚 "政府的苦心"、"維護社會安定" 或是 "大學的社會責任" 那一類。這是屬於全校性的，另外也有屬於系裏面的，因為太沒營養，我幾乎從不參加，也不管後果如何，隨它去了。但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了，記得一位外來的教授講到說，社會上有一群少數人，很沒水準的一群人，對社會沒有貢獻，吵吵鬧鬧的不 知道在抗議什麼；他說，有意見就應該循正常管道反應，但是這些人卻常常舉個白布條；他說，一般是家裏死了人，才會舉白布。同學們聞言，哄堂大笑，掌聲雷動。

我當下馬上站起來反駁，表示這樣一種說法忽略各種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根本衝突。那位教授大概從沒沒料到那個年代居然會有人敢唱反調，所以有點愣住，支吾其詞。但你肯定能想像，在場幾乎所有人是不屑我的。我不記得當時怎麼收場，只深深記得當時來自四面八方同學們不屑的眼神，彷彿我就是一個危害社會安定的害群之馬。

我要說的是，那個年代跟這個年代，難道有什麼不同？還不是一模一樣，膜拜同一套黨國信念，誰當權就聽誰的；覆述同一套政治主流論調，誰敢不敬，誰就會倒霉。你一定會說哪有這樣？現在是民主自由時代耶。腦殘的人一定會這樣嗆聲，就如同我念高中時，每天走過台北車站的一個地下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地下道兩邊的整個牆面掛滿愛國布條，供路過的行人與學生簽名，內容全是一些 "把黨外陰謀份子空投到大陸" 的標語。布條上簽滿了名字，路過學生們個個義憤填膺，彷彿恨死黨外這些叛國賊。

當時的典型句子差不多是這樣：

"怎麼可以批評政府不民主不自由？若不是政府很民主，給你們自由，哪容得你們這些人整天污衊政府？乾脆把這些危害社會安定的害群之馬，統統空投到大陸匪區算了，讓他們知道共匪的厲害。"

難道你真的看不出來那個年代跟這個年代幾乎沒有差別，唯一的差別就只是旗子的顏色換了，但是，把各種偏見或一黨一己之見 "視為理所當然" 的社會氛圍卻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去認為某些東西毋庸置疑，現在仍然還是一樣，認為某些明明大有問題的偏見或一黨之見毋庸置疑，甚至誰敢不敬誰倒霉。可怕之處在於，人們絲毫不覺得自己是在為惡，完全沒有病識感，甚且以為自己乃是在行使正義。

"台灣有言論自由，但你敢自由言論嗎？"

王大師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說，"台灣有言論自由，但你敢自由言論嗎？"

還記得王文霞嗎？同樣是成大歷史系的教授。她在校內一個會議上，不知道為什麼，講到鄭南榕時表示，不能用死來威脅遂行己意啦，自殺不是辦法啦...等等這樣一些也許有點幼稚但沒啥特別的話，結果好像是被學生偷錄音，公諸於世，馬上萬箭穿心，遭到四面八方的暴民攻擊與威脅，網路上更是一片公然侮辱與威脅，對之任意傷害，宛若無政府狀態，暴民公審，毀滅人格，甚至晚上在自己待了一輩子的成大校園走著，都會擔心人身安全。至於那些綠營的尾巴學術團體，更是要求成大應予以解聘，說她不配為人師表。

我要說的是，類似這樣的一些事情，在這島上如此地普遍，例子俯拾皆是。只要對綠色稍有不敬，災難就會降臨。你難道還要睜眼說瞎話說這沒什麼？反之，只要是傷害國民黨或其支持者的行徑，不管是往人家頭上砸鞋砸雞蛋，行徑越是惡劣，卻反而越是英雄，眾人一片叫好。這就是你說的民主與自由？這跟四十年前的言論處境究竟有哪一點不同？

王文霞的事件發生後，讓我更驚訝的還在後頭。我以為成大應該會跳出來捍衛她的基本人權包括人身安全與基本言論自由，結果不是，反倒是歷史系緊急召開會議，大家一起討論，字斟句酌看要怎麼草擬道歉聲明。道個它媽的什麼歉呢？連英國這麼保守的國家，都早在一百年前取消言論褻瀆神明罪，看你要怎麼褻瀆上帝都不再犯法，難道鄭南榕比上帝還神聖？連對他講幾句沒有絲毫惡意的評論都不行？但這些認同主流的人們卻反倒可以任意傷害異己，甚至連異己也談不上，只不過是內部會議上隨口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評語而已。個人為求自保，當然可以道歉，但是一個大學如此作為，不會太可笑嗎？

結語

三十幾年前，我們講這些話，三十幾年後，我們居然還在講這些根本不需要講的東西。老實說，在這島上，我對於所謂未來之美好是不抱任何希望的，除非人們的智能與道德感能夠在基因層次上大幅改善。對於一個絕望之事我們之所以還持續講它，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只是說給頭上三尺神明聽吧，祈求祂給予世人一點憐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