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過速讀，看書很快，小時候還曾像小猴子一樣上台當眾表演過，一分鐘可以看大約一萬兩千字，一秒鐘兩百個字，稱不上一目十行，但六七行肯定是有的，而且不是亂看，看完得接受測驗，理解力往往滿分。一年看個幾百本書，易如反掌。

但這項本事有個前提，那就是得能看懂才行，有些天書我是有看沒有懂的。當我瞄一篇文章兩三秒鐘都還不知道它究竟在寫什麼時，那大概就有兩個可能，可能之一就是我的理解力跟不上我的閱讀速度，因此是我的問題。這種狀況曾發生在我和黑格爾之間。因為文章裏的一個註腳所需，我曾奮鬥過黑格爾一兩年，頂多也只能說略懂皮毛，或連皮毛也談不上，因為此人行文字句太文言。Popper 曾說，黑格爾只是在裝神弄鬼。但我不認為如此。

第二個 "有看沒有懂" 的原因，當然就是對方的問題。我們平常講話好像沒遇過完全聽不懂的，但文字卻常有此情況發生，特別是在華人社會。奇怪的是，洋人用洋文寫東西，我倒是幾乎不曾遇過有看沒有懂的，而且，越是思維艱微深厚的，寫起東西卻似乎卻越是簡單清楚，例如Chomsky在語言學或語言哲學上的文章，內容應該夠艱難了吧，但每一個句子恐怕連國中生也能看懂。

華人世界卻很常見這類 "有看沒有懂" 的狀況，而且，似乎越是初學者，例如研究生，或越是沒什麼話要說的，寫起東西宛如鬼畫符，乍看艱深神秘無比，其實空洞不知所云。

台灣學界很喜歡用一些詞，我聽了常會起雞皮疙瘩，例如 "文本"，例如 "論述"。不過就是寫個東西留個言嘛，卻硬要說什麼論述文本有的沒的，學一種裝神弄鬼彷彿高深莫測的調調。

我念碩士那年，有個全系的師生大會，做些簡介，其中包括有一堂課就是談怎麼寫東西。我的指導教授之一，也是當時的系主任 Peter Lipton主講，他講了一些超好笑的例子，可惜我忘了他自己發明的那些鬼畫符般非常好笑的句子。那堂課只是要說：把你所知道的，清楚、簡潔地講出來，那才是最好的一種文字形態，至少就思想上來說是這樣。若是寫小說或寫詩，當然就不在此範圍內了。

這個意思我挺能認同。一個好的思想，往往是艱難或微妙的，你得想辦法用最淺顯而且盡量不傷其深意的方式說出。但許多時候，人們卻反而倒過來，他所要講的東西，不過就是西瓜一斤八塊錢之類，但他卻偏要講得玄之又玄，扯到羅素的數學原理來了。同樣地，如果你只是要說主詞加動詞加受詞這樣一個意思，有必要扯到比方說Chomsky的generative grammar(生成文法)嗎？

涵文寫的，我也是幾乎完全有看沒有懂，所以我瞄兩眼就放棄了。劍橋有個女哲學家Jane Heal，我跟她有點八字不合，但她在某本書上有句話我雖不太認同，但仍有其八分道理。她說："倘若你連話都講不清楚，事實上你也很難說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討論需要兩個東西，一個是基本誠意，一個是能力。你大概不會笨到跑去綠油油的地方跟人討論，因為那不是有誠意討論任何東西的地方，而是一種作戰、殺敵、抹黑、搞宣傳、造謠之處。你大概也不會想跟一個一心只是想吊書袋但卻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人討論(我不是指涵文，我對涵文寫的無法判斷，也沒再往下看，只能說我完全看不懂那樣的中文)。這樣的人，充斥整個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及人文學界。一個簡單到爆的想法，卻偏要講得玄之又玄。

至於能力就更不用說了。就算愛因斯坦願意花時間跟我討論相對論，也無從討論起，因為程度相差太多了。我常對一棟建築物蓋完之後怎麼不會馬上風一吹就倒下，感到很驚奇，想必裏頭一定有一番我無從討論起的學問。若是我來蓋房子，我能保證，只需來一個三級微風就能吹倒。數學也一樣，從小做為一個數學天才，你現在就算要跟我討論國中數學，我恐怕都已喪失這個能力。

總之，能力很重要。在英國時，我曾隸屬於一個email討論群，Chomsky也在上面，每天很多人問他問題。他人很好，很有耐心，往往收集問題之後，一次性地一併作答，經常把他早已講過 N 遍的話，用不同的陳述方式，一講再講。但那幾年內，我沒看過有誰罵他怎麼不跟人討論。回答不也就是一種討論？他不斷反覆回答一大堆同樣的笨問題，就已經算超有耐心了。

有些人，相較於一般人，也許就像一本字典。這意思並不一定是說他比較厲害(我怕我若這樣說，人們會抓狂)，而是說，他所曾寫過的東西數量之龐大，與一本字典或百科全書無異，你只須查閱，你的問題往往就已經包含在這字典裏頭了。你很難怪罪字典怎麼不跟你討論。你倒不如說，你自己怎麼不先查查字典？

字典的另一層意思當然就是指的能力。討論是需要能力對等的，否則就只是一種請教或教導。不管是討論或請教或教導，基本上你得先展示你的能力和疑問究竟是什麼，否則別人怎麼知道你的能力等級在哪？究竟是要跟你從ㄅㄆㄇㄈ談起還是從第幾課說起？倘若你展現出來的能力只是幼稚園大班，別人能跟你討論什麼？只能教你ㄅㄆㄇㄈ不是嗎？如果你連自己的疑問是什麼，或想討論什麼，統統都說不清楚，別人如何可能跟你討論？

討論之所以可能，除了誠意與能力之對等，理當還有個前提就是生命的對等，特別是當你談到一些跟道德或價值事物有關的東西時，說話者之生命究竟為何，就顯得異常重要，就像歌德或R.M.Rilke所說，你不可能、也不應該說出某些話語，除非你的生命配得上那些話。

我們不會願意跟一個空口說白話或言行不一的人討論，因為話語有什麼好說的呢？倘若你不是那樣的人，我們之間其實就不應該討論那樣的一些話，因為那是一種褻瀆。難道你會想跟阿扁或宋盼仔討論真誠？想跟民進唬爛黨討論誠信問題？

蘇格拉底說得好，他說，"千言萬語我們終究不是在清談，而是在談怎麼活下去的問題。" 這意味著，話語理應是有靈魂有重量的。重量不對，難以成其言。

討論是重要的，但台灣似乎仍處在一種只能討論如何才能討論的原始社會。在這方面，幾十年來，我應該貢獻了足足有一本字典那麼多的數量了，我唯一能做的，只是憑著超乎常人的耐心，以及更重要的，忍耐著一種極其強烈的自我做賤感，把字典裏同樣的話一講再講。天底下，能夠有此耐心以及願意自我做賤到這種下流地步的人，我看是找不到幾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