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與任何人無關。涵文寫什麼，我確實幾乎一個字也不懂，無法回應。

我雖然很不喜歡教書(因為總是只能教一些很幼稚的東西)，但我自信是個教學能力應該還不錯的老師。特別是在教人思考這一點上(如果思考可以教的話)。為什麼呢？因為就像一面鏡子，我很容易就能發現你身上哪裏不對勁，石門水庫忘了關，還是臉上有個米粒等等。 

看清楚一個病很重要，因為唯有當你看清楚之後，你才知道如何治療。治療並不難，難往往是難在病識感。特別是我這一科，這問題特別明顯。其它科的病人來到診間，肯定是努力訴說自己有哪不舒服、哪兒有病痛。但我這一科的很多病人卻往往無絲毫不適感，許多人反倒自我滿意度非常高，所謂自大妄想。你說他有病要好好吃藥哦，他會罵你或揍你，說你才有病。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怕台灣人找我討論的原因。不管是討論還是要我幫忙改論文給意見等等等我都怕。因為我知道不可能說實話，但我卻又說不出這方面的假話，就如同一個人彈琴彈得有夠爛，你硬要我誇獎為天籟之音，我實在說不出口。我頂多只能做到假裝沒聽到沒看到，保持沈默。

應該是孔子說的吧？他說，聞過則喜。這是廢話，但在華人社會卻幾乎不可能。就如吾友柏楊所說，一般是聞過則怒，聞過則踢。

上周車子後車廂沒關好，路上有個騎機車的小姐跑過來拍我車窗示意。我聽了，難道不是應該“則喜”，難道不是應該跟她道謝？難道是跟她說幹妳娘？

你寫了篇論文，倘若有人指出你的錯誤或指出種種問題，你難道不是應該 “則喜”，趕緊跟他說謝？難道你應該痛毆他一頓或想辦法抹黑他損他？你想拉好小提琴，一個小提琴高手好心指出錯誤，應該這樣拉，不是那樣拉，那樣拉會聽起來像殺豬。你難道不是應該很感謝別人花寶貴時間免費教你？難道你要反過來想辦法攻擊傷害對方不會拉琴。他會不會拉，他自己難道會不知道？你若真能指出對方哪裡拉錯，人家當然也是會感謝你。

這麼簡單的一些道理，在華人社會裡卻恐怕根本不存在。

你知道我一開始怎麼認識柏楊先生的嗎？因為他在一篇文章裡頭說，大家要小心發高燒，若不趕緊退燒會把腦子燒壞。我當時念高中，於是寫信給他說你講錯了啦，發燒本身並不會燒壞腦子，不用急著退燒。柏楊先生確實聞過則喜，於是就跟我魚雁往返，通起信件來。但他始終還是不相信發燒不會燒壞腦子這件事，還問我的生物老師是誰，說要去跟他請教個仔細。

當然，台灣人還是會聞過則喜，重點是得看指出錯誤的那個人是誰，只要地位權威夠大，或是直接影響自己的利害關係的，人們絕對會喜得要命，甚至還會視為一種榮耀呢。

討論是有趣的，我經常懷念劍橋那段日子，特別是頭兩年每星期交一篇小論文，接受老師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審問的那段時光，給我心靈上很大的愉悅和滿足。這就跟我從小很喜歡下棋一樣，從別人的回應中，可以讓我想到關於概念與思索上更多的問題及可能性。

但是，你有可能輕易在華人世界跟人討論嗎？很難吧！你還是自言自語比較安全愉快些，因為討論太痛苦了！痛苦得要死，因為你絕不可能說實話。所謂不可能說實話當然不是說你很想罵對方這個人，而是說，你根本不可能誠實說出對方的思考內容問題或思考本身的問題。你膽敢說上兩句，往往就是一輩子的仇恨似的。除非……除非你在他心目中合乎某種社會評價或身份。

結論是：除了基本誠意，除了知識與能力的對等，除了生命屬性的對等，除了這些之外，還需要一個前提就是基本態度上的對等。就像下棋一樣，三兩下痛宰對方多有趣，但是倘若贏棋的後果與下場不堪設想，你還會想下棋嗎？

以前不懂華人社會的陰暗微妙，人家大牌明星教授寄來文章要我指正，恰好是我的哲學專長，我還真以為所謂指正是真的要我指正，我就給他塗塗改改，指正個通篇滿江紅，結果對方氣炸了，從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後來我懂了，要我指正，原來就是要我表達佩服的意思。

念大學時，常在筆記本上塗鴨寫字，常常寫上亞里斯多德的一段話。從中感到一種很深的安慰，很感動。那句話是這麼說的：

“把是說成是, 把不是說成不是，是對的。把不是說成是，把是說成不是，是錯的。”

歲月像無情的流水般逝去，浪花淘盡一切，但似乎還是有一些任憑時光也帶不走的東西。R.M.Rilke說，有限人生，不如就好好學這麼一點技藝在身，貞靜自持地過完這一生，那將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好一個 “貞靜自持”，想起這話，我都忍不住想掉眼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