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說得很好，基本上我都認同，只是表達方式不一樣。倘若用我的方式來表達，我會說，我對祖國的內政很不滿。比方說，在一個共產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罷的國家中，基本醫療與教育以及吃、住等生存問題，難道不是一種理當最為優先的政策方向？但就以醫療為例，常聽居住在大陸的台灣人提起在大陸就醫的恐怖，不但費用昂貴，而且亂打針亂開藥亂做一堆檢查，醫療品質普遍很差。但是，你看古巴，在美國幾十年的禁運與經濟制裁下那麼窮，跟大陸之經濟實力根本完全不能比，但古巴的醫療水平以及人民所受到的醫療照護，卻與所謂西方先進國家無異，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從一些公衛指標例如新生兒死亡率，就能看得出來。教育也是，普及率非常高。大陸則不然，貧與富簡直兩個世界。

當然，唯一讓我釋懷的是，不滿雖不滿，但祖國很明顯在持續改善與進步中。就像一個考試考30分的學生，成績固然令人難以恭維，但他進步很快，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於是，我們彷彿看到了一個更好的未來，因此也就願意忍耐一個依然十分糟糕的現狀。

台灣人通常在內政上對於大陸有著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可以理解，但若把它視為一種 "本質上" 的優越，那就胡扯了。事實上，兩岸半斤八兩，誰也別笑誰。比方說，台灣曾經歷所謂經濟奇蹟的高速發展階段，直到八零年代，每天都還是會聽到所謂 "台灣錢淹腳目" 的這樣一種高度自滿，意即台灣真是錢多到滿地都是。可是，你看，在那樣一種所謂經濟奇蹟中，在那樣一種錢多到連走路都會被錢給絆倒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弱勢者卻依然弱勢，甚至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處境比過去還更慘。

比方說，我在1988-1989年寫作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的八零年代末期，每年光是因為沒有錢就醫而放棄醫療致死致殘的小孩子，就高達五千多人。這些小孩並非罹患絕症，大多數都是可以治癒的病，但是，在那個所謂經濟奇蹟的年代竟然沒有兒童保險，許多家長根本付不起醫療費，特別是一些慢性病或先天重症兒童，只好任其自生自滅。

我那時候提出這些問題，雖然在政治上為我個人招來慘烈而痛苦的政治報復與懲罰，但是，當年即便是一個非常忠黨愛國、敵視黨外的人，都很難不對我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感到悲痛。不光是兒童無錢就醫的慘況，還有後來為我招來更大叛國罪名的數萬雛妓問題，其中原住民少女更是主要的受害者；由黑白兩道所經營的人口販子非常猖狂，完全橫行無阻，超越法律之上。比方說，以各種極其殘忍恐怖的方式毆打、凌虐少女甚至十歲以下的女童，包括電擊或各種我實在不想再提起、一提起我會心酸的肉體凌虐方式，以防止其逃走。

其它還有童工、流浪兒童以及兒童虐待等等一大堆問題，但在當年的所謂經濟奇蹟社會中，這些問題不但從未被正視，而且成為一種政治禁忌。可是，當年的國民黨不是整天喊三民主義嗎？國父不是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嗎？共產主義不是應該要照顧每個人的生命基本需求嗎？怎麼反而經濟越發展，兒童，特別是貧窮兒童或是少數民族的兒童之處境遭遇卻反而更慘？

精神病患更是一個慘字，當年醫療根本不給付，完全得自費。精神病是慢性病，往往需要長年就醫或終身服藥，幾個家庭付得起那麼龐大的醫藥費或住院費用？於是，精神病患往往流落街頭，或是用私人的各種殘忍方式處置。

小時候，我家附近一條街上有個小孩，始終被家人用鐵鍊捆綁在大門口，有時則關進一個大鐵籠裏，全身屎尿，不斷發出野獸般的怒吼聲，身上衣服幾乎不曾更換過。我就這樣看他從小一直被鐵鍊鍊著。許多年後，這個小孩就消失了，估計應該是死了。大家說他智能不足，而且有攻擊行為，可能 "發瘋" 了，家人只好把他用鐵鍊綑綁。我大他幾歲，當我念國中時，每次騎腳踏車經過這個小男孩面前，他看見我在看他，就會猛烈拉扯鐵鍊，發出巨大吼叫聲，企圖進一步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猜那是一種求救訊號。

幾年後，我上了高中，念了大學，在我踏進醫學院那一刻起，我就決定，假若有一天我不是走入實驗室而是走入診間當起臨床醫師，我會當一名精神科醫師。我這一生，也許在一個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這位小男孩的影響，他一整個童年居然被鐵鍊所綑綁。同時還有那些雛妓，我這一生直到死，恐怕都很難忘記她們所曾遭受的痛苦。她們身上的傷，或多或少也在我心裏烙下了一些難以抹滅的傷痕。

我並不相信主義，我只相信做為一個人基本的情感與良善。我的主義就是沒有主義。倘若 "主義" 就是指的提出一種原則，那麼，我的 "沒有主義" 就意味著沒有原則，我不相信社會的發展可以被 "原則化" 成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鐵律。或者，假若硬要給我的 "沒有主義" 取個名稱，不妨就說是一種情境主義 (situationism)或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就是說，在一個個不同的情境下，各自思索出一個個相對應於該情境之中具有基本實用價值的作法。我倒不企求把某一種彷彿鋼鐵一般的所謂偉大的主義給硬是要套用在所有的社會發展情境中。我當然更不相信什麼 "投票就是民主、而民主就是自由與人權的天堂、所以所有社會都應該要投票" 等等這樣一些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