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個私人八卦，醫學院剛畢業時，因為身上有個叛亂案，每次申請醫院工作，雖然到處錄取，卻也到處被迫辭職，或者只能當一個沒有薪水沒有名份的幽靈醫師，一直到後來王永慶收留了我，於是我才在林口長庚醫院當起醫生來。

從大四起一直到大七畢業，儘管我實在沒有演講能力，只會硬梆梆念講稿，但在那四、五年裡頭，我還是硬著頭皮四處演講有關台灣兒童的悲慘處境問題。畢業後，我想專心學問，專心臨床工作，很想脫離爾虞我詐充滿私心盤算的政治圈，所以開始拒絕各種演講邀約或活動。但是，剛畢業時在林口長庚工作那一年，有一天，陳菊打電話來，說立法院有個有關兒童福利政策的公聽會，希望我能出席。我推不掉，於是就破例答應了。

一般來說，立法院公聽會總是邀請各方當事人代表或學者專家，我既非學者，亦非專家，只是一個剛畢業的醫生，以 "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創辦人"的身分受邀發言。我就根據那幾年我所知道的兒童各種困境做了些簡單陳述，最後我還引用了胡適的一段話做結。胡適說，"五千萬失學兒童的救濟，比五千架飛機的功效至少要大五萬倍＂。我的結論是，台灣的兒童福利預算遠遠不及應有的水平，我說錢應該優先花在重要、且真正需要它的人身上，例如五歲以下重病兒童應實施免費醫療。大概就是講這樣一些內容。

那次公聽會，除了我，還有一位 “真正的” 社會福利專家，一個台大教授，他一上台就很不屑地表示我講的這些都沒有根據，不是經過嚴謹研究，意思是說台灣兒童沒那麼慘。

那是大約26年前的事了，我不太記得確切內容，只記得他的傲慢與不屑，彷彿兒福政策這東西多麼專業，旁人根本沒資格說什麼意見似的。公聽會不是辯論會，所以我也沒機會反駁。我要說的是，如果一個人的陳述讓你覺得並非事實，那你就得說說你所認為的事實究竟又是從何而來。特別是在一個偶語棄市、文字成獄的恐怖年代，你以為進行那樣一些所謂 "不科學" 的調查都不用付出痛苦代價嗎？

你知道當年那個公開喝斥我不科學的社會福利專家是誰嗎？就是最近很紅火的所謂年金改革設計師林萬億老師。我講這往事並不是要讓大家對他產生任何不好印象，只是覺得有趣，順便一提。在一個專家眼裏，我們一般人出於生活經驗的關注方式自然會引來某種不屑。

公聽會之後不久，隨著政治情勢的進一步開放，我終於見到睽違兩年的媽媽，母子重逢很感動，但卻旋即天人永隔，迎接我的是我媽遺體上眼角一長串的淚痕。醫生說，那可能是中風急救插管時因為疼痛所流下的眼淚，但我相信不是那樣。

幾年後，我在電視上看到李敖講了一個故事，很感動。我總覺得自己長年以來的心境，很像他故事裏頭那個自尋死路、直奔黃泉的軍官，於是我就把它寫在我1997年出國前夕的一封 "告別台灣親友的公開信＂裏頭，以昭心意。故事是說，

西班牙內戰，一戰敗軍官流亡國外，流亡前夕，告別阿母說﹕「我會再回來看妳。」若干年後，阿母重病遽逝，敵人以此為餌，放出假消息，誘騙軍官回來見阿母最後一面，有人同情軍官，偷偷告知真相，促其勿回，軍官毅然自陷險境，在病床邊擦拭死去多時的阿母眼角淚痕，中伏而死。於是，母子兩人，生死一命，共赴黃泉。

軍官流亡在外時，認識了一個天真可愛的小朋友，這小朋友很喜歡聽軍官講故事，對軍官的家鄉及其往日種種十分神往。軍官返國探望母親前夕，那小朋友以為軍官是要「反攻大陸」去，十分興奮，期待早日凱旋相見。軍官不忍說穿，其實他只是特地回去赴死而已，永無再見之日。臨走，與小朋友聊天的那一個愉快的夜晚，不是告別，而是永別。

當軍官回到西班牙，被安排到醫院探望所謂重病的母親，敵人其實早已埋伏四周。軍官彎下身子親吻死去多時的母親，屍體冰冷僵硬、早無氣息，眼角卻遺留一線淚痕，軍官不忍，輕輕拭去，敵軍趁機亂槍射殺。

故事結局是：敵人後來發現，軍官原來早知有埋伏，卻仍故意跳入陷阱受死，感到無法理解與震驚。李敖聞曲有感，翻譯一段詞：「遣盡悲懷，我尚何求？死亡日喚，魂得自由；親我阿母，念伊雙眸，親拭情淚，長為我流。」

我念小學時，因為特別同情窮人，總是把身邊所有零用錢捐得一毛也不剩，連自己的買便當錢都不惜全數捐出。大人屢勸不聽，我爸媽對此很苦惱，擔心我以後長大無法生存。我媽常開玩笑說我有菩薩心腸，說我連肉也不吃，以後說不定出家當和尚。還說我看到一點點稍微可憐的事就哭，連看到同學被老師打也會哭，要不要考慮以後把我賣給歌仔戲團演苦旦，不必點綠油精催淚就能哭。但我知道自己只有鐵石心腸，沒有菩薩心腸。我只能保證，我不會故意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不會有愧於做為我爸媽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