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林義雄十分在乎他所謂的 "鳥籠公投法" 之所謂 "補正"，認為應把所謂權力交到人民手中，實行所謂直接民權，這才是民主，否則就是假民主；假民主的政府是必須推翻的，沒有絲毫存在價值的。以上是林義雄的一個基本信念；不是一般理念或個人意見哦，而是無可動搖、必須生死以之的普世信仰。

我沒法理解一個人怎麼會產生這樣一種怪異反智的信仰，彷彿政治與社會諸原則只是一種像物理公式那樣的定理，不但足以定性定量，而且精確到小數點第三位，無須討論，無可質疑，不證自明，毫無疑義。但在我看來，如果必須如此輕易就能公投、如此輕易就能否決一切政策與人事才叫做民主，那麼，民主將是一場災難，民主將是一條通往地獄之路。

台灣如果想要毀滅得更快一點，那就趕緊依林義雄的信仰，開放一切公投事項，並且根本不應該設立任何立案門檻，那真是對主人不敬，理當只要你我當主人的高興或不高興，隨時隨地就可以來個公投。

人渣黨長年以來以此鬥爭、抹黑國民黨，無往不利。但是，當人渣黨自己掌了權，他當然不可能笨到去實行他已經裝模作樣喊了三十幾年的 "民主信仰"。為什麼？因為這群人渣本來就是喊假的，那些所謂民主理想純粹只是鬥爭抹黑國民黨、藉以騙取選票的工具。但是，林義雄跟他們完全不一樣，林義雄百分之一億是當真的。

為了達成其所謂民主信仰，林義雄最近發起一個禁食活動，結果雷聲大雨點小、潦潦早草草地結束。如今520老早已過，抗爭卻無下文，林義雄因此招來許多惡評。我在YAHOO新聞上看到無數留言，覺得很訝異，人們幾乎一致地把林義雄描繪成一個 "假絕食、真偷吃" 以及貪生怕死、貪圖名利之徒，詭詐猥瑣，講得非常難聽，簡直就是個人渣。

問題是，林義雄根本不是那樣的人。相反地，我敢說，在台灣，乃至在當下全世界之中，公眾人物也好，一般人也罷，我找不到一個比他骨頭更硬、更無私的人。我不曾挨過慘無人道的酷刑，因此，就連我對自己都沒把握一旦當我遇到跟他同樣的處境時，是否還能挺直腰桿，不但絕不妥協，而且毫無一絲虛榮、私心與怨恨，依然能一心利他。我很可能會乾脆自殺算了，以解脫各種非人的身心靈折磨與痛苦，畢竟死比較容易，但是日日夜夜承受痛苦與誤解卻極其艱難。

在某個意義上我甚至相信，一個這樣的好人的一條命，絕對抵得上一個國家的滅亡。在我心裏頭某個天平的兩端，林義雄一個人的重量，絕對比一個國家還要沉重。

講這些，只是我想講的一切的一個開端，但是講到這裏我就幾乎已經無言了，不是詞窮，不是沒話說，而是能說的東西太多，我能從何說起？而且，我知道，當我竟然得花時間講這樣一些普通到不能更普通的普通常識時，意味著我與我的 "聽眾" 之間有著一道幾乎不可能跨越的鴻溝。這就如同當你必須花很多時間反駁說耶穌絕對不是一個人渣時，你想，你跟你的 "聽眾" 之間，是不是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溝通的可能性了。

三十幾年前(1984年)，林義雄出獄，我寫了一封公開信登在黨外雜誌，迎接他的歸來，當時很多人說我是不是不要命了？小小年紀，膽敢寫這種公開信向林義雄致敬。那時候的林義雄，依然一身污名。入獄之前就更不用說了，簡直就是罪無可赦的無恥惡棍。

林宅血案後，國民黨甚至在殺害他一家人之後還企圖透過當時的主流媒體--例如中國時報，嫁禍林義雄以及嫁禍給黨外，暗示說滅門血案是苦肉計，為的是想栽贓偉大的國民黨政府，同時也暗示說因為林義雄在美麗島偵訊過程中太配合了，並且還出賣同志，以致於受到黨外及海外台獨份子們的 "懲罰"，予以滅門，殺害全家。

但事實上，林義雄是當時完全不屈服於酷刑的極少數人之一，甚至當蔣經國有意放他一條生路時，他卻堅持要跟同志們共生死，不願一人獨活。

那時我在台北念高中，在書局都還能找到一些抹黑他的書，比方說我那時就在台北重慶南路上買了一本書叫 "林義雄的悲劇"，通篇就是在抹黑林義雄，說他因為貪圖名利，走上政治之路，誤入歧途，結交台獨暴力陰謀份子，以致於害死自己的一家人云云。全書表面上好像在同情他的遭遇， 其實卻是對他進行人格毀滅。

林義雄當時在一封家書裏頭寫了一句話，他說，那些真正認識我林義雄的親友們都知道，我林義雄並非青面獠牙。我始終對這段話很感動，甚至一直到現在，每當我感受到一種飽受誤解與污名的難言痛苦時，我就常會想起這些話。那些真正認識我陳真的人也許會相信，我陳真並非青面獠牙。

像林義雄這樣一個如此勇敢、正直而無私的人，不但一家人遭受殘酷屠戮，自己遭受恐怖刑求，卻還飽受一身污名。如果不是因為林義雄，我想我這輩子根本不可能投入政治，我從小最大的第一志願，不過就是想當個農夫，腦子裏經常想的，就是以後要種些什麼樣的蔬菜水果。第二志願則是走入實驗室，想從事基礎醫學研究。如果不是林義雄，我以及我的家人的所有整個人生都會完全不一樣。許多時候，你很難說 "不悔"，但這一切幸與不幸畢竟都是我自找的。

我還沒開始講我想講的，但不管什麼事，不管什麼想法，在這樣一種公開園地，大概就也只能如此講個皮毛，講個 "第一課"。我之所以突然想講這些，跟底下這篇報導有一點關係。我不想損人，但是，不管怎麼改朝換代，似乎永遠就是會有這樣一種基本情節：

人們似乎個個都很聰明，主流何在，他就倒向何方；時下吹些什麼風，他就迎合那樣的風向；眼前掛哪一面旗，說哪一套話，他就舉哪一面旗，說哪一套話。至於那些逆風而行、企圖逆流而上的人，必然就得飽受污名嘲諷鄙視與訕笑。

我並不是說李承龍跟林義雄一樣偉大，我並無比較之意，同時我也不認識李先生。而且，在時下這樣一種 "不會死人" 的所謂民主時代，一切極端恐怖早已遠颺，任何作為再怎麼居於弱勢，所能招來的折磨早已今非昔比，這年頭其實根本說不上什麼勇敢或勇氣了。

我只是覺得，對李承龍這樣一種以身試法的好漢作風，給予那樣的負評，說他是什麼 "政治邊緣人向中國討飯吃" 等等，這其實只是突顯了說這話的人心態之猥瑣可鄙。其實，這類負評與污名，從三十幾年前一直到現在，從年少到中年，我都還一直扛在身上。

在一個只相信權力和權勢地位的社會裏頭，任何異於主流的行為其實都只會招來鄙夷、嘲諷與疑懼，除非，除非你今天擁有某種隆崇的社會地位或權勢，那麼，人們看待你的眼光自然就會大不同，自然就會換上另一套美好的評價系統。

今年換了工作，這工作是人家跑來找我，而非我自己去應徵的，但據說 "深深認識" 我三十幾年的對方，居然千方百計只想確保一點，那就是希望我不要跟同事談政治。我覺得很荒唐也很無奈，我又不是低能的窩囊廢，我逃避台灣人對於島內政治的高度熱衷及瑣言碎語都來不及了，我幾時曾經去跟哪個同事談過一秒鐘的政治？我會那麼沒出息嗎？我生平最害怕最厭惡的事就是有人想跟我談政治。政治不是用談的，甚至也不只是用做的，而是應該拿一條命甚至一家人的命去換的。

其實，今天哪怕我只是一個小衙門裏頭的小主管，人們對我的態度與評語肯定就會馬上一百八十度轉變了，保證再也不會有人會擔心我跟同事談到政治，而且會希望我盡量談，並且引為榮耀。

一個社會，真正的為惡者，與其說是檯面上那些政客人渣或無恥的御用文人，倒不如說是一心膜拜權勢、努力向主流勢力靠攏、無腦反智面目模糊的烏合大眾。就如我們常聽到的說法，邪惡其實是一種十分平庸常見的現象，而非人性的特殊異例。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其實也就意味著：良善本身，似乎註定了一種 "當下的" 悲劇本質，唯有當它成為一種過去式，它或許才有可能被人們所意識到其美麗與良善。

陳真 2017. 0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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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李承龍砍日銅像原因 師大教授：政治邊緣人為向中國討飯吃

上報2017年5月31日

因大砍八田與一銅像頭，而聲名大噪的前台北市議員李承龍，日前再砍北市逸仙國小前的石狛犬銅像頭，再度引發熱議。其動機外界多半認為是因李承龍仇日，但師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卻認為，應該只是為中國工作，「混口飯吃」。

李承龍的作風極為大膽，在砍八田與一銅像頭和石狛犬銅像頭時，還在臉書大開直播，絲毫無畏他人的眼光。他聲稱如此行徑是為使台灣去日本化，但是師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卻不那麼認為，29日在臉書上大談他所分析的「李承龍的犯案目的」。

范世平分析，李承龍不可能為打知名度，因為全國人民都知道他；也不可能是為了要選市議員，統派要當選的機率幾乎是0；讓人民更反日，也是不可能的，他的行徑難以撼動台灣是親日社會的事實；讓台灣人更支持統一，絕不可能，台灣人只會更討厭討派團體，因為破壞文物。

對於李承龍的目的，范世平猜測，可能是「純粹發洩」，因自身討厭日本，看到獨派砍蔣中正銅像的頭，「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或者受到中國所託，他可能替中國在台灣做業績，以獲得補助。

范世平文後還不忘感嘆李承龍的處境，他說，一位政治邊緣人與失意者做出一件刷存在感卻毫無實質意義的事，「其實充滿許多無奈與哀傷」，甚至他喊的政治口號與訴求都是假的，「為了一口飯倒是真的」。（林彤／綜合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