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實踐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這句話也對也不對。在中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就是說，理論指引實踐，但實踐才是坚实基础。

絕大部分西方學者，不管是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等等派，都搞不清中國，是因為他們活在自己的學說理論中，用自己的理論來審視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的歷史發展從中國的歷史實踐來認識中國。當然更有趣的是，很多台灣學者是通過西方學者甚至西方媒體來認識中國。

說到中國，自然要提中共。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問題，往小了說，是升斗市民的一日三餐，往大了說，是國家民族的兴衰成败。所以每走一步，都要留有調整餘地，每走一步，都要預計發展空間。在實踐面前，沒有什麼理論是不可挑戰的。而從理論方向探討到小範圍實踐，到大範圍實踐，再到形成完整理論，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期間會經歷很多微調甚至重大調整。這就要求中共不能拘泥于某種學說，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可為我所用，但實踐才是檢驗的唯一標準。否則就變成意識形態治國了。

正因為實踐的重要，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的官員選拔特別注重實踐。要晉升到總書記這個位置，逐漸形成的不成文 規定是，他必須在邊疆地區、沿海地區、核心地區都有長期主政經驗，這樣他才能比別人更瞭解各地的發展差異和社會需求。

中國模式還需要大量實踐，還需要更多改善和提升，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是西方模式呢？選票民主帶來的社會分裂，我看不到任何解決方法，因為那意味著挑戰許許多多的“普世價值”。甚至歐洲大陸少子化和伊斯蘭化，未來可能造成的社會動盪，才是歐洲人面臨的真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