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知維根斯坦，也熟知羅素，對他們兩人的為人及思想與著作，知之甚詳。我讀過羅素大部份的哲學著作，但不太讀他哲學以外的書。前一陣子，無意中看到羅素的 "中國問題"，相當驚訝：

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13940

羅素對中國的許多看法，即便是今天發表，尚且可說高瞻遠矚，更不用說那是將近一百年前的著作了。一百年前的中國，貧窮衰弱，內政腐敗，飽受列強欺凌，羅素居然能看見骨子裏的中國。一個人的眼光能看這麼遠、這麼深，實在令人由衷佩服。

在島內，比起大多數人，在兩岸問題及一些國際問題上，我應該算是走在很前面，但這只是一種後知後覺，並無任何 "預見" 能力，而僅僅只是對已經發生的狀況進行一種事實陳述；如果有人依然眛於事實，整天講些傻話，把帶給世界和平最大貢獻的中國給妖魔化，卻去抬舉與惡魔無異的美國等西方強權，夫復何言？若非腦子進水，就是眛著良心。

底下有一篇文字，很長，原文是pdf檔，無法適當顯示，我只好一行一行慢慢重新編排，值得一讀。

陳真2017. 0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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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的中國情懷

https://goo.gl/ajpC6p

張東寶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

2012年3月

刊載於澳門 "一國兩制研究" 期刊2012年第三期季刊

羅素 (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1872-1970) 是 20 世紀英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人道主義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的讚美，他指出：

“中國人發現了如能被全世界人採用就會使整個世界幸福的人類生活方式，並為此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實踐。我們歐洲人卻不是這樣，我們的生活方式是爭奪、剝削、不穩定的變化、不滿及強烈地尋求破壞。導致破壞的效率主義最終只能使得人類滅亡。如果西方依舊蔑視東方，而不能從那裏學到哪怕只是很少的一點智慧，那麼，西方文明的行為趨向，就只能是促使人類的徹底滅亡。”1

這段警世之言， 證明了他有著 “百年長明的深邃目光”。

一，

羅素的祖父約翰‧羅素，是英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先後兩次擔任英國首相，政治上開明，貴族的自由主義是羅素家的傳統。出生於 1872 年2 月18 日的伯特蘭‧羅素，從小父母雙亡，不到 4 歲的他，與 10 歲的哥哥，被送到祖父母家中教養，兩年後 85 歲的祖父約翰‧羅素去世了，故在孩子的教養上，起著主要影響和作用的是他們的祖母，人稱 “約翰夫人”。

這位“約翰夫人”思想觀念嚴肅，有一種清教徒氣質，但又喜歡逗趣，她比當首相的丈夫還激進，因此內閣同僚們很怕她對丈夫吹枕邊風，施加影響。羅素兄弟便在這樣一種融匯着清教主義和自由主義、既有慈愛之情又有嚴格的生活規律的環境中長大。

羅素曾先後對歷史和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很愛讀雪萊的詩歌。家裏人對他說，祖父的絕大部分藏書，他都不應當看，這反倒使他如饑似渴地讀起這些書：

“我簡直想不出在獲得文學修養上會有比這更好的方法。”

這為他在幾乎所有學科領域中的極其深厚的知識積累，打下了雄厚的根基。他研讀了J‧S‧穆 勒的著作之後，便放棄了對上帝的一切信仰。他曾這樣寫道：

“我有時這樣想，那些童年時期孤獨而又受到某種冷落的人，比那些受到憐愛、鼓勵的人，更有希望取得偉大的成就…缺乏精神獨處的能力，絕不可能取得人類天才的那種崇高的成就。”

可見他的孤獨對他在智力上的發展是有益的。2

1890年 10月，羅素進入劍橋三一學院，這一年他 18 歲。劍橋大學人才濟濟，僅三一學院就湧現出 一系列名人，包括麥克塔格、懷特海、穆爾、維特根斯坦等。此外，劍橋還有馬歇爾和凱恩斯等人。羅素為了想學數學才去劍橋。他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 “有著無窮樂趣的嶄新世界”。他一進校，就與那些出類拔萃的人物交上了朋友。他參加取得獎學金資格考試時的主考人是英國著名數學家、哲學家懷特海。羅素的考卷給懷特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非要高年級學生去拜訪羅素並與他結識不可。後來懷氏還和羅素合作撰著《數學原理》，並於 1910 年出版，該書確立這一論點：數學和邏輯從根本上說是一回事。

1893 年羅素取得劍橋大學數學學位考試一等及格者中的第 7 名。羅素晚年曾把後來獲得的成就歸功於 “鍥而不捨和頑強不息”。在劍橋的最後一年，他開始研究哲學，成了黑格爾和布拉德雷的信徒。羅素對各學科都有廣泛的興趣，當他覺得數學太沒味的時候，就去學哲學，而當他感到哲學太無聊的時候，就去讀歷史。

他婚後第二年去德國柏林進行社會主義理論和經濟學研究。他注意到德國社會主義者集會時總有警察，他們傲慢、狂妄地隨時準備阻撓會議的進行，他們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羅素對普魯士政權的性質已了然於心。他已預見到德國將走上獨裁和戰爭的命運。

他通讀了《資本論》三大卷。他認為，當工業達到壟斷階段的時候，國家應當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企業實行接管，而不是進行一場階級鬥爭。羅素不僅向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呼籲要寬容和溫和，而且也向德國統治者呼籲，要他們停止政治迫害，實現徹底的民主和言論自由，他富有遠見地寫道：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戰爭和民族生命的終結將成為德意志帝國難以逃脫的命運。”

羅素回到英國，與妻子過着田園式的生活，每天埋頭六、七小時寫作。他的一位朋友這樣勾畫出他的性格：

“羅素是個很有學術前途的年輕人，他靈敏而又好辯，厭惡循規蹈矩而喜愛脫離舊法。他娶了一位比他大幾歲的漂亮而又爽朗的美國教友派信徒，她也同樣厭惡陳規舊習。”

後來，羅素開始反對黑格爾和布拉德雷的哲學，回到由數理邏輯支配的常識世界，對他而言，這似乎有一種逃出監獄的感覺。1914 年，羅素在寫給早年崇拜的布拉德雷的信中，談到自己從事哲學研究時的思維方式和方法：

“在我的思想深 處，對於我的任何觀點，我所能講出的惟一的一句話就是，那只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中的一步，它本身並不是真理。”

二，

羅素曾被人稱為自亞里斯多德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學家。他使我們看到亞里斯多德未曾發現的更多的推理形式。但他認為，三段論法並不是那麼神通廣大。他進而指出，邏輯所能做的事太有限了：

“邏輯學愈來愈趨向完善，而能夠得到證明的東西則愈來愈少。”

他指出，一個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人的標誌通常是：一個命題包含着與此無關的另一個命題。他認為，“邏輯學乃是一種得不出結論的藝術”。邏輯學給我們提供的知識全部是假說，數學也如此。它告訴我們的是，假如某個東西是真的，那麼另一個東西也是真的。比如三段式應當這樣來表述：“假如人都是要死的，再假如蘇格拉底是個人，那麼蘇格拉底是要死的。” 邏輯能靠著預先準備好的、來自邏輯範圍之外的那些前提才能夠進行工作；一切證據都必須從尚未得到證明的某些前提開始。這一點一旦被明確地提出 來，就顯得挺簡單、挺明確。

許多深刻的思想和知識上的偉大發現大都如此。當伽利略從比薩斜塔上向下扔不同重量的物體時，他的這種做法是任何小孩子都會做的，看起來是那麼簡單，然而他所得出的結論卻是人類科學史上的偉大定律。

描述詞理論，是羅素對哲學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這一點為現代哲學界所公認。哲學家穆爾指出：

“描述詞理論是很新穎的。這是羅素在哲學上的最大的發現，比他後來所說的一切都更重要。這是他自己的獨創，而不是受別人的影響才得出來的。”

描述詞理論揭示出那些下意識地認為明明是正確的事物，其實是明擺着的錯誤。羅素認為，詞語是人類發明的一種符號，這種符號具有任意性，它往往被一些思維不縝密的人或是一些別有用心的騙子所運用和玩弄，向人們提供一種虛偽的論斷，造成人們思維的混亂和理智的喪失。

而且，詞語本身是固定不變的，它所指涉的事物卻處於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之中，這就形成一種脫節或不實。比如 “托爾斯泰”這個人名，它本身作為名詞性概念是靜止的、不變的，而實際上，托爾斯泰這位作家從幼年到童年，從少年到青年，再從中年到老年，這好多人生階段的變化和發展才構成這位複雜的作家的一生，少年時代的托爾斯泰與晚年的托爾斯泰其實判若兩人。如果把 “托爾斯泰”這個毫無變化的詞看作是代表一個毫無變化的人，那就錯了。

羅素用這樣一句話總結了他的觀點：“不要讓語法牽着本體論的鼻子走。” 也就是說，不要讓它操縱我們對存在着的事物所持的看法。他指出人們在詞語使用上所犯的錯誤，因此昭示我們，如果用錯了詞語 或是陷入詞語構成的迷魂陣，那麼想使我們的思想正確也就沒有指望了。

以前的哲學家正是從詞語中推出 錯誤的結論，然後運用於實在，因而走入歧途。羅素在 1900-1910 年間，除了專心撰寫《數學原 理》外，還在英國哲學界權威雜誌《心靈》和其他一些專業刊物上經常發表哲學論文和書評。只要收到用德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寫的無人能讀懂的哲學論文，《心靈》雜誌的編輯就會把它送給羅素，羅素總是爽快地答應，既敏捷又詳細地寫出評語，他持論常常相當嚴苛。例如《公理心理學》一書的作者 J‧舒爾茨博士遭到羅素如此尖刻的批評：

“他對幾何學的評論乃是集邏輯的謬誤、歷史的謬見和數學的錯誤之大成。”

要麼是講真話，要麼是講假話，羅素總是毫不猶豫地坦誠相見，講出自己的肺腑之言。這種品質是一位批評家難得的優點，否則就會成為知識界中的市儈。

偉人之所以能取得超凡的成就，就在於他們放棄了人生的很多樂趣而集中精力從事某一項事業的鑽研。羅素喜歡跳舞，但當他住在鄉間從事數學研究時就放棄了跳舞。他休息的時候，常常在劍橋的校園裏，透過柳蔭望着那漸漸暗淡的暮色。此外，他最愛徒步旅行，曾從奧地利步行到意大利，或是爬爬山、游游泳。羅素和朋友們出遊時，每天至少要走 15 或 20 英里。羅素不是悠閒地漫步，而是一天到晚談哲學。

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最初是羅素的學生，他是一位富裕的奧地利青年。哲學家 C‧D‧布羅德這樣描寫維特根斯坦：“他是個天才，但一眼看上去卻像個江湖騙子。” 羅素最初也抓不準維特根斯坦到底是個怪人還是個怪才。有一次，維特根斯坦提出這樣一種理論，即認為一切對於存在持肯定或否定的命題都是毫無意義的。羅素便引用這個命題 “現在這間房子裏沒有河馬”，然後在教室的所有書桌下尋找一番，並沒有發現河馬，但維特根斯坦還是不滿足。

在劍橋學習的第一學期期末，維特根斯坦讓羅素告訴他，他是不是一個十足的白癡，如果真是這樣，他將拋棄哲學回到航空事業。羅素要他寫一篇哲學論文。當羅素剛剛讀到這篇論文的第一行時，就要求維特根斯坦必須繼續研究哲學。維特根斯坦曾多次談到羅素對他的鼓勵是多麼大。當羅素房間的那盞孤獨的燈光一直亮到午夜時，準是維特根斯坦在那裏和羅素談論邏輯學問題。

維氏有時覺得羅素和穆爾很難理解。有一次，他們在一起邊喝咖啡邊談天，羅素突然轉過身來對穆爾說：“穆爾，你不喜歡我，是吧？” 穆爾想了一下，答道：“是的。” 他們繼續聊着其他事情，而維特根斯坦卻在一邊大惑不解，感到不安。他不明白，既然說出這種話，穆爾和羅素怎麼還能相安無事，樂呵呵地保持着友好的關係。

這件小事很能見出這三個人的性格。在劍橋，只有穆爾一個人才能夠與羅素在辯論中匹敵。羅素認為經濟學家凱恩斯是他所見到的人中眼光最犀利、頭腦最清晰的一位：

“凱恩斯那種毀滅性的論辯踔厲風發，快得就像毒蛇吐舌。我和他辯論的時候，感到自己是在拿生命冒險，那種傻乎乎的自我感覺很少不襲上心頭。”

不過，也有人認為，當他們兩個辯論的時候，羅素要比凱恩斯更快地獲得有利地位和優勢。劍橋的那種自由的學術氣氛培養起這一批知識界的第一流才子，自由的論辯磨礪了他們的靈智之刃，使他們在學術界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一顆顆燦爛的明星。

羅素作為一個演說家，所獲得的首次重大的成功，是他在劍橋做的那次關於柏格森哲學的著名講演。在講演中，他對柏格森帶有神秘性的進化哲學加以猛烈抨擊，儘管這一哲學在當時極為盛行。這個講演後來被收入他的《西方哲學史》一書。這次講演使他扶搖直上，成為劍橋的風雲人物之一。

羅素曾指出，一切非凡的力量都是由非同一般的虛榮心所激發出來的。然而他卻能坦蕩地擺脫自己聲名繫之的那塊剛剛開拓出來的哲學天地之束縛，繼續創立自己的新的理論學說，一年或若干年後卻又將這種理論一筆抹掉，像無情地推倒哲學論敵的學說那樣無情地推翻和改變自己的學說。

這種做法顯然來自他對真理的熱愛，因此他能夠戰勝一般人的那種虛榮心和自私的考慮，超然於現世利益的狹隘思慮，表現出一種大無畏的勇氣和非凡的氣慨。他是一位有着偉大胸襟的思想家。他能夠不斷地改變和修正自己的觀點，甚至拋棄自己的觀點，這說明羅素隨時都會像他的批評者那樣，對反對自己觀點的那些論斷有著明晰的洞察，並且總是時刻準備思考來自任何方面的新觀點。

這裏也包括他自己的學生的新觀點。他曾明確承認自己的學生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對自己的思想有過很大的影響。由此而顯示出這位哲學家的坦蕩胸懷。羅素的學生中有一位就是後來以《荒原》一詩聞名的大名鼎鼎的詩人艾略特。艾略特認為羅素是一位 “很討人喜歡的”哲學教師，因為他一點架子也沒 有，很平易近人”。

羅素有一天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一條街上與艾略特邂逅相逢，羅素把他請到自己的公寓。艾略特結婚時，因為夫婦收入很低，羅素就讓他和妻子住在自己家。他還為艾略特介紹工作，為英、美的哲學雜誌撰寫書評，賺取稿酬。後來羅素還在馬羅租了一個別墅，就是為了讓艾略特夫婦有個棲身之所。艾略特有時把自己寫的詩讀給羅素聽，艾略特詩中的有些觀念與他在和羅素交談中獲得的啟發而產生共振交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這次不義之戰給羅素很大震撼，他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時也糾正了他自己以前的某些觀點。苦難的現實和野蠻的政治教育了他，他認識到人類並不像他以前所認為的那樣有理性，那樣依照理性的道路向前走。從 1914年開始，羅素常常感到，純粹的學術生涯不能使他得到滿足。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世界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震撼了他，從而喚起和激發了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那時，D‧H‧勞倫斯也來到劍橋，與羅素住在一起。凱恩斯回憶說，有一次羅素邀請他和勞倫斯一起吃早餐，他和羅素幾乎是在滔滔不絕地高談濶論，而勞倫斯卻 “一直鬱鬱寡歡，很少說話，一臉的慍意和不肯苟同的神氣。……當時劍橋的理性主義和嘲世傾向正處於全盛時期，這當然使他很反感”。

在羅素看來，“在法西斯主義出現之前，勞倫斯就已經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了”。 羅素從事反戰活動，遭到政府和他的劍橋同事的仇視，三一學院的那些戰爭支持者們常常被羅素的機智言論所刺痛，心裏怏怏不快。他注意到，自己在學院用餐時，其他教師總是不和他同桌吃飯。年輕教師都認為羅素有自由發表自己見解的權利。而那些老一輩教師們則和以往一樣，特別好鬥，而且缺乏寬容。這些人在“艾弗雷特案件” 中得到出氣的機會。

歐尼斯特‧艾弗雷特是一位有良知的反戰者。他被徵兵入伍，後來因為不服從命令而被判處兩年苦役。“反徵兵同盟” 印發了一本小冊子，對此提出抗議，6 個人由於散發小冊子而被捕。羅素寫給《泰晤士報》說：

“我希望讓人們知道，我是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如果有人因此而受到迫害，那麼我應當首先負責。”

1916年 7 月 11 日，三一學院院委會一致通過決議，解除羅素的教職。那些日子，羅素雖然表面上若無其事，但內心裏卻百感交集，他從此和學院的關係一刀兩斷。而且他還要忍受著眾人的敵意和冷遇。但他繼續進行和平主義的宣傳，準備把這年所做的一系列演講結集出版，書名為《社會重建的原則》。在這些文章裏，他提出有關戰爭、教育、婚姻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的一系列觀點。這些觀點正是社會現實和大戰激勵他思考的結果。

大戰剛爆發時，街上的人們似乎都覺得這場戰爭很好玩，這使羅素感到特別奇怪、不解。後來讀了伯納德‧哈特的著作《精神病心理學》，他明白，這是一種對無意識的壓抑所造成的精神病態。羅素認為，只要壓抑人的教育制度使人們產生對戰爭和殺人的無意識行動，那就絕不可能有和平。因此，對於這種社會秩序中的一切事物，都必須重新加以思考和改革。

《社會重建的原則》一書被出版家昂溫看中，很快出版了。這本書的出版對羅素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因為它第一次顯示出羅素的著作能夠贏得廣大的讀者群，他的著作完全能夠在民間廣泛傳播。從此以後，他不僅是一位能夠為專家教授寫書的哲學家，而且也是一位呼喚民眾、開啟民智、領導民眾前進的思想家和活動家。這個時期的羅素還是那麼俏皮，不拘小節。一位朋友寫道：

“他沒有蕭伯納的那種自負和處世手腕， 但卻和蕭伯納一樣喜歡推倒虛偽的偶像。”

羅素常常為反徵兵同盟欣然提筆。1917年底，《民友》雜誌急需一篇頭版領銜的文章，羅素又一次欣然從命。這一次，他因此文而入獄。他的措辭鋒利，依然是一往無前的羅素風格和銳利獨到的政治家見識：

“如果不馬上實現和平，那麼整個歐洲都將會陷入饑餓之中……人們就會為了爭奪生存的必需品而彼此廝殺…… 我並不認為我們的政府已經想到了這些問題。所有的事實都表明他們的頭腦裏空空如也，他們苟且偷安，依靠顢頇無知和柔情脈脈的蠢話來自我安慰……”

羅素對美國人的輕蔑態度，特別是對英國政府的那種大不敬，激怒了政府人士。羅素這篇文章於 1918 年 1 月 3 日發表，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個早上，兩個偵探登上羅素家門。他們問這篇文章是不是羅素寫的，羅素供認不諱。羅素被判處 6 個月監禁。

羅素在監獄裏並沒虛度時光，他寫了哲學著作 《數理哲學導論》，寫了長篇評論杜威《實驗邏輯論文集》的文章，還為撰寫《心的分析》一書而初步閱讀了一些必要的材料。羅素渴望著文明，而這種文明卻把他關進了監獄。他出獄前夕寫了一段動人的文字：

“既然心靈還是自由的，那麼，把肉體監禁起來又有甚麼用呢？我雖然身陷囹圄，但卻超越了這人生的拘囿，與巴西、中國、西藏同呼吸，與法國大革命共命運。……在這種種激動人心的漫遊中，我已經把此刻世界所陷入的那種牢獄狀態忘得乾乾淨淨：我是自由的，世界也將是自由的。”

後來，他在談論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時指出，科學的價值之一在於削減狂熱的信仰，使社會得以在寬容中發展：

“一切狂熱的信仰都是有害的。當這種狂熱信仰勢必與另一種狂熱信仰競爭時，害處便顯而易見。因為，在兩者競爭中就會產生仇恨和爭鬥。在一個範圍內，即使只有一種狂熱的信仰存在，也是如此，因為在一個範圍裏，只有一種狂熱的信仰存在，就不許有研究的自由。因為如果允許自由研究，辯明真相，狂熱的信仰就會為之動搖。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必須對不喜歡狂熱主義的人施加迫害。狂熱主義必然阻礙知識的進步。”

這是多麼偉大的論斷啊！早在 1906 年，羅素曾做過一個題為 “社會主義 的隱患” 的演講，他指出，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本缺陷就在於它相信只要使機械設備方面得到改變，就能實現改革，但是如果沒有與此相呼應、配合的觀念上的轉變，那麼國有化就不能免除工業社會中的罪惡和弊端。

他還指出，官吏的權力“是現代國家中日益增長的一大危險。……對權力的嚮往……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動機，因為確保權力的惟一手段就在於不讓別人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羅素的這些觀點，後來已被歷史的發展所證實。對於俄國革命，羅素開始的時候是熱情歡迎的。1918 年 1 月，他曾在一封信中說：

“這個世界糟糕透了。列寧和托洛茨基是惟一的光明所在。”

後來他便不再繼續頌揚蘇聯了。1920年夏天，他以工黨代表團中非官方人士的身份應邀訪問蘇聯，訪問從 5 月 19日開始到 9 月 15 日結束。代表團回到英國後，羅素寫了一部批評性著作《布爾甚維主義的實踐與理論》。羅素比列寧小兩歲，在這位 48 歲的英國哲學家眼裏，50 歲的列寧 “太 固執、太褊狹”，這種特點是來自 “誠實、勇敢、堅定的信仰”。

羅素說：

“相信有一種萬應良方可以醫治全人類疾病的人大概總是和愛好自由不相容。”

“我去俄國的時候，自信是一個共產黨人。但一和那些絕不懷疑的共產黨人接觸之後，卻因此使我產生了無數疑慮，不單對於共產主義懷疑，凡是堅信一種主義，甚至造成絕大痛苦而亦不憐恤的，我都對之持懷疑態度。”

在彼得堡和高爾基這位著名俄國作家相見，給羅素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他睡在床上，光景像是要死了，顯然是傷心極了。他懇求我，如果說起俄國的時候，不要忘了俄國的痛苦。他擁護現政權——我要是個俄國人，也會這樣——不是因為現政權全無罪過，不過是換了第二個，恐怕更加不如了。人們見了他就會覺得俄國人都有一種 ‘愛’，正是由於這個‘愛’，使他們甘願去犧牲，也不肯去信純正馬克思派的學說人……我所遇見的知識階級中的人——這一階級的人受苦最甚——都向我表明，感激高爾基為他們盡力。……在這種空氣裏，藝術不能繁榮，那是不可免的。”

羅素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

“我雖然也信仰共產主義，但我所信仰的卻不是把無限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那種共產主義。我的意見是，權力的正常分配和物質的正常分配實在是同樣的重要。可以把大權交給他而且永遠受到信賴的人，實在很少很少，這是事實早已證明了的。……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專制政治自然也會繼續下去，那麼遲早總有一天，統治者會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去尋求經濟特權，這種現象現在已經有了幾分徵兆。像那些高級的共產黨員生活比普通民眾要安適得多，這就是一個例子。

"雖然現在俄國處於高級地位的人大多數是極熱心的共產黨，他們從前也曾表示過情願為主義犧牲一切的決心，但是他們總有一天要把政權讓給那些信仰不堅定的機會主義者。這種人和實際政客一樣，當然是以實利的眼光使用政權的。這種人要是一有調遣軍隊的能力，就不難下一道命令，使執政階層享有巨額的薪水，得到特別的權利，他們一旦得勢，腐敗和掠奪未開化國家的機會也許會一步一步增多起來。我不敢相信這種誘惑永遠能被遏止。”

羅素認為，用暴力奪取的政權是難免帶來惡果的，特別是專權獨斷更有害於社會生活。他之所以寫《社會重建的原則》一書，是因為他嘗透了 “國家之苦頭”，他想對這個世界上的國家形態重新加以改造，使世界上的人們少受其苦，使社會更加符合人性的健康發展和人類的需要，而不是囚禁、迫害、限制或是欺騙人民。

三，

1920年，羅素應邀來中國講學，陪他一道來華的是他的女友多拉‧布萊克，後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羅素的中國之行，給他留下了與蘇聯之行不同的印象。這個遠東的古老國家竟使他著了迷。

經過 1919 年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正在以翻天覆地的勇氣和決絕的態度全面向中國傳統文化發起空前的猛烈衝擊，社會民主與個性自由的呼聲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長期的社會禁錮與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使近代中國遭受無盡的苦難，遠遠地落在西方發達國家之後，其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衰朽已是舉世明察之事。因此，現代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便成為那個時代知識界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需要 “別求新聲於異邦” (魯迅語)，需要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的精神界勇士，把天火盜給人間。

羅素在這種文化思潮洶湧之際，應中國知識界邀請，踏上這塊古老而又神秘的東方土地。中國之行，使這位思想家又向知識界獻出一本新著《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專家 C‧P‧菲茲傑拉德高度評價了這本專著：

“無論從哪種角度看，它都是一部出色的著作，它有着犀利而又敏銳的遠見卓識”。

當然，他也有個別觀點失當之處。但以他的社會敏感性提出來的問題卻切中當時中國之弊病。

當全世界都對中國欺侮和嘲弄，以為它在國際事務中毫無地位的時候，羅素就已經強調指出，中國將有那麼一天會在世界事務中產生重要作用。羅素對中國所面臨的危險看得一清二楚，中國若想不被外國征服，就必須拋棄傳統的生活方式，發揚愛國精神和戰鬥氣概，他同時還看到這一點將來會發揚得太過分，他還提醒西方說，雖然中國人平常總是悶聲不響的，但他們激動起來也會變得 “狂野不 羈”，“ 可以想像到，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會變成狂熱的布爾什維主義者”。

這位思想家希望中國自己解放自己，同時又表現出一層更深刻的憂慮：

“一切列強，毫無例外，他們的利益最終總要同中國的幸福發生衝突。……中國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尋求解救，而不能靠任何外國列強的慈悲。”

羅素身為西方人，卻不偏袒西方列強，這種客觀、公允的立場是很難得的。對弱者的同情永遠是有著偉大靈魂的人的共同特點。羅素一向同情社會中的弱者和國際上的弱國，他很希望他們擺脫弱肉強食的悲劇境遇，成為與他人平等的人和國家。他對自己在中國所見到的東西其實幾乎件件贊許，他所批評的只是官僚政治下的那些貪婪、腐敗、冷酷等現象。他對中國古老文化很讚賞。

羅素認為： “中國和中國人是最可愛的”。他把中國看作是一個 “藝術家的民族，藝術家所應當有的優點和缺點它都具有”。他感慨地說：“我們從他們那裏學到的東西 和他們從我們這裏學到的東西是一樣多的，但我們瞭解它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 過去，他認為“一種新觀念肯定比舊觀念好”，現在這種看法被他棄置一旁。他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個保守的人，也就是說，他發現自己在讚美一種正在走向衰亡的文化，在為這種文化的消亡而惋惜，而且這種衰亡文化的本土上的人們也正在有意識地批判這種文化，努力清除它的影響。

魯迅早在 20年代就曾主張 “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墳‧寫在〈墳〉後面》)，“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 (《華蓋集‧題記》)，他甚至認為，“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奉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墳‧燈下漫筆》)

羅素與魯迅這兩位思想家的觀點和情感，顯然是截然對立的。早年與胡適留學美國的中國著名學者梅光迪、吳宓等學衡派倡導白話文學運動一定要打倒中國的傳統文學呢。

“白話文應提倡，但文言不可廢”。 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生物學的老祖宗”的胡先驌，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文學藝術上，都有著突出的貢獻。胡先驌曾站在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立場上， 與全盤西化、全盤俄化的胡適、陳獨秀大開筆戰，“二 胡”之爭成為 20 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重要論戰。 (中略)

我們再來說羅素。羅素瞧不起他的中國朋友總是那麼喜歡買那些冒牌的西方傢具裝點房間，他對他們搬用西方的思想也不滿。他本人喜歡買中國老式傢具，同樣，他的中國朋友也以厭惡的眼光瞧着他買這些東西，感到難以理解。正如一位美國漢學家所說的那樣：

“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對羅素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有價值的東西這種錯誤傾向大為憤怒”。

羅素讚揚中國人的容忍、沉穩和自尊，讚揚他們 的感情深沉、不外露以及說話留有餘地，這顯然是當時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和學者給他留下的好印象，其實這些品德也是英國紳士們的美德。他說，"中國人也像英國人那樣喜歡妥協，一句玩笑話常常就能使爭論緩解”，而且中國人也同樣尊奉禮儀、規矩，他們雖然沒有教條式的宗教學說，但卻有著根深蒂固的行為準則。中國學者的這些品質贏得了羅素的讚賞。

當時中國的一位青年學者楊端六在《和羅素先生的談話》一文中，談到羅素此次中國之行的目的和對中國政治改良的看法：

“他說，你們中國人為甚麼不把好人派去辦政治的事情？你們每年派留學生，卒業的也不知有多少了，究竟都到哪處去了？我說，我們不參與政治，是歷史遺傳下來的習慣。近來是有人參與政治，然而因為整體太難，十有八九都失敗了，所以後來的都相誡不入政界，都想改入實業與教育兩途。他說，這種國民態度，他是不反對的，但是中國想把政治弄好，還是要許多有用的青年去犧牲，不然，中國政治永久是弄不好的。”

其實問題也正在這裏：中國人很難有好人去辦政治的事情。好人搞政治，太正直，太君子氣，常常輸給流氓地痞，因此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手段卑劣的常常取勝，比如袁世凱就是顯例。偉大如孫中山者，儘管一身正氣、公正無私卻難免不受欺騙。

羅素在中國曾與中國青年學者發生過爭論。據美國漢學家史華茲的記述：“1920 年下半年，伯特蘭‧ 羅素和中國的一位青年記者張東蓀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論爭，論爭的問題如下：中國一切不幸的根源就在於貧窮和生產力低下，只有通過工業化才能使這種狀況得到緩解，而不能靠對這種‘主義’或那種‘主義’的空洞討論來解決問題。儘管人們可能從倫理的立場上強烈地反對資本主義，但似乎只有資本主義才能使這樣一種工業化得以實現。”

羅素強調，“工業化才是根本的出路”，這無疑是使中國走向強盛的必由之路，但問題在於羅素只強調了中國生產力的低下和貧窮，認為這是根源所在，殊不知阻礙生產力發展和妨礙中國走向強盛的根源，實在是那些早該退出歷史舞台的老朽們將政治搞得烏煙瘴氣。換句話說，腐敗的政治致命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即使是有幸走向工業化和強盛之路，如果只是片面強調 “工業 化”這類物質方面因素，那麼將來很可能演出另一種形式的悲劇。

因此，出於對西方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經驗的思考和汲取，中國必須避免出現西方工業 化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對於這一問題的更進一步的思考，使羅素在《工業文明的前景》一書中提出這樣的深刻思想：應當把科學技術同對人的價值之尊重結合起來。

羅素對孫中山寄予極大希望。他認為，“中國的 軍閥全都是野心勃勃的土匪”，而孫中山則和他們完全不同。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他們對羅素的態度是相當友好的。當時很多刊物都登載文章介紹羅素的思想觀 點，特別是他對英帝國主義的尖銳批評，並且從中國人的角度出發考慮解決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這些方面都給中國學術界人士留下了良好印象。

孫中山 先生在 1924 年初撰寫的著名的《民族主義》一文中，曾這樣稱讚過羅素：

“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樣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國來， 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歐美，才讚美中國。”

羅素認為：

“中國的文化，有的比我們的好，有的比我們的壞。但是我的希望卻不是使中國和我們一樣，產生出拿破崙、俾斯麥和維多利亞，只是想產生出一個新的文化，使中國本有的美質和我們的常識互相合併。”

他既不希望中國成為日本式的國家，也不希望中國成為歐洲式的國家或美國式的國家，因為那是帝國主義的。他希望看到的是藝術與科學完美結合的新式國家。羅素說：

“我所熟悉的民族中，中國人是最喜歡說笑的。很小的事情就可以使他們快樂。他們的談話也很詼諧。他們沒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嚴肅，也沒有斯拉夫人的悲哀和自負；薩繆爾史密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兩個民族的代表。”

“中國人很自然和別的種族一樣，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他們的自私自利是很顯明的，不像我們有很好的飾辭。”

他轉而繼續批評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弊端：

“中國的習慣的道德，比基督教的國家還要荒謬。”

這裏，他談的是女兒出於孝心，為母親的死亡而哭得死去活來，因而贏得家族和個人的那種 “忠孝”的光榮名聲；再有就是中國的厚葬，不惜破產地辦理喪事，講究排場， 以致辦完喪事而家財蕩盡，子孫沒有飯吃，不得不去當洋車夫。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人的狹隘裙帶意識和家族觀念，這實在也是政治腐敗的原因之一：

“中國公共生活的腐敗，家族卻是腐敗的一個很有關係的根源。當一個人有了職業之後，他必定要利用他自己的位置使他的親戚都發財。如果他的薪俸達不到這種要求，他就不得不想出一個不老實的辦法來增加他的收入。倘若他不這樣做，大家就要說他是個不孝順的子弟。有很多留學生有了西方的觀念，想不這樣做，但後來總是落在這個陷阱裏，萬萬逃不脫。”

在《中國 問題》一書中，論述中國人的品格時，他指出中國人的 三大毛病：一貪，二忍，三懦。這正是儒家理想人格智仁勇的反面。在北京期間，羅素常常和北京的大學生們組織的 “羅素學說研究會”一同討論各種哲學問題、社會問題。3 (略)

羅素歸國後寫成的《中國問題》一書，概括了他對中國文化和近代中國社會狀況所做的觀察和思考。羅素一方面指出中國問題的三個方面——經濟、政治、文化——不可分割開來看待，另一方面也表達出這種希望：

“我相信，假如中國人得以自由吸收他們所需要於我們的文明而拋棄於已有害的成分，他們必能融合中西的優點，以自己的遺產為基礎，有機地得到發展，產生出很豐碩的果實。”

他同時指出歐洲和日本對中國的威脅，特別是遠東的歐洲型小國--日本對於中國和整個亞洲所懷的狼子野心。這一預見，終於在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和 1937 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中得到證實。

在談到中西文化比較時，羅素對中西文化之接觸、融合產生更高的新文化這一前景持較樂觀的態度：

“以前兩種文化的接觸，在人類進化史上，常能開一新紀元。希臘學自埃及，羅馬學自希臘，阿拉伯學自羅馬，歐洲中世紀學自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歐洲又學自拜占庭。以上諸例，大抵學生比先生更高明。中國如果是學生，將來也會如此。”

“我們最好的成績是科學：中國的優點是人生觀。這兩種東西或許可以漸漸結合起來。”

羅素推崇中國的老子思想：

“老子講道的作用， 是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從這幾句話 中，可以知道中國的人生觀與白人的迥然不同。 ‘有’、‘恃’、‘宰’都是白人極力尋求的。尼采把它建立在哲學裏，而尼采的信徒又不限於德國。”

但他也不能不同時指出 “中國政治腐敗，一般掌權者都用很可恥的手段去賺錢。這些情況實在是不能諱言的”。

在 1928 年應《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之邀而寫 的《中國的改造》一文中，他對這一點作了更深入的提示和批評：

“中國積習相沿的道德是私德；它的根基在家庭，不在社會。社會上的種種罪過，例如賄賂，勒索，與玩忽本職等等，一般人都視為無足輕重，不大介意。但從事實上看，在現今這個世界上，不講公德的害處，比不孝多得多。在我看來，介紹一種較高於現在所流行的誠實和勤於公務的標準到政界去，到一切公共機關去，是那些受過新式大學教育的人所特有的職責。倘若腐敗的官僚存在一日，富有資財的外國人就一日可以利用金錢來引誘他們去出賣國家的利 益和權力；同時軍閥們的橫行和擾亂也不能阻止地綿延下去。所以要改造中國，還需要一大批誠實的人、光明磊落的人，能專心而且很賣力氣的人，去從事政治和行政管理”。

他真誠地說：

“我雖然珍愛中華，但並不盼望它完全沒有變化。”

他指出中國要達到穩定、富強的水準，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和工業制度：

“民主政治之所必要，一則因為它的自身就是好的；再則還是避免少數又蠢又硬、居於領袖地位者的惟一方法。工業制度本身雖然不好──我把它看作禍患——但對於維持中國的獨立是絕對需要的。”

經歷過 “文革”浩劫的人都清楚，那是一段讓無數人撕心裂肺的日子，黨內人士都朝不保夕，黨外人士就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了。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文革”期間出現的一黨獨大、個人專制現象，復出的鄧小平一遍又一遍呼籲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特別是 1986 年的夏季到秋季，鄧小平就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發表密集講話，展開前所未有的新一輪攻勢。從什麼地方著手呢？鄧小平選擇了一個突破口： “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4

著名新月派詩人徐志摩在《羅素與中國》一文中寫道：

“羅素去年回到倫敦以後，他的口液幾乎為頌美中國消盡，他的門檻也幾乎為中國學生踏爛。…… 他對人說，他很願意捨棄歐洲物質上舒服的高等生活，到中國來做一個穿青杉種田的農人，他說中國雖遭天災人患，其實人民生活之快樂非歐洲人所能想像。他說中國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徹底，前途最無限的青年，他確信中國文藝復興不久就會成功。”

羅素的這次中國之行，險些送了他的命。這是他訪華期間的一段驚險的插曲。在這生命垂危期間，他依然是妙語連珠，幽默透頂。他在北京的那些涼風颼颼的陰冷的禮堂裏作著一個又一個講演，弄得他筋疲力盡。有一天，他驅車前往西山，在溫泉裏洗了個熱水澡，後來不知怎麼渾身抖得厲害。回到城裏才發現了他得了急性肺炎。感染隨之而來，兩邊的肺都發了炎，他住在德國人開的醫院裏，一連好幾個星期都處於危險狀態。

中國的名流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很是悲觀，他們來到醫院說，他們將在西湖邊上的一座聖祠為羅素舉行 最高規格的葬禮。 羅素面臨死亡，卻毫無懼色，還說著輕鬆的妙語。他從高燒的狀態中醒來的時候，便對醫生說：“我沒事兒。我有生以來從來沒覺得有現在這麼好。”他問坐在一邊的女友多拉‧布萊克哪天是她的生日，還說：“你最好現在就出去替我買件禮物給你自己，以防萬一我那時候已經一命嗚呼。”

他說，如果她囊中羞澀，只需在報紙上發表一條告示：“羅素已死。需要錢埋葬這條老狗。” 醫生說，只有當羅素病得說不出話的時候，他的舉止才像個真正的哲學家，但每次他甦醒過來的時候，總是要開玩笑。有學者指出，上世紀 20 年代，羅素風塵僕僕地來到中國講學，對當時中國思想界和青年知識分子有很大影響，如：沈雁冰、徐志摩、胡愈之、張東蓀、張君勵、楊端六、梁遇春等很多青年作家和學者，都曾撰文介紹評論或翻譯羅素的學說與著作。

當時的一些重要報刊雜誌，紛紛刊登他們的講稿和著作，很是風光一陣。這位關懷中國命運的英國哲學家為百廢待興、圖謀新生的中國開出了不少治國救弊方針(可參 見其《中國問題》一書)，衷心期望這個備受西方列強凌辱、本身吏治又腐敗到家的東方古國能夠奮發圖強，自尊自立，雄踞世界民族之林。

作為一位有良知的正直的思想家，羅素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深入骨髓的弊病也洞若觀火，毫不隱諱地加以揭露和批評。就他的審美情趣而言，他很欣賞中國傳統文化那種 “中庸” 勁頭，那種雍容自在、樂天知命的處世態度(大概與英國紳士風度靈犀相通)；他對中國的古物亦摩挲把玩，津津樂道，因而受到先進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嘲笑。

羅素，作為一位關懷人類命運、意志堅強、樂觀 向上、襟懷坦白、脫略俗見、置人間毀譽於度外、個人名利無所掛懷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生雖然頗多毀譽，亦常陷於狼狽窘境中，但卻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勇於獨立探索問題，敏於思考生活與未來，他活得光明磊落，心裏充實。他的許多觀點並不穩妥，他的立論也常常難免有錯誤，但他敢於立說，銳意進取，苦苦探索，絕不瞻前顧後，毫無自私之心，並且敢於批評自己，勇於修正錯誤，不愧為大家風度。他是一位有著崇高品質的思想家！

總之，羅素的中國之行，為他增加了一段奇妙的人生經歷，並且使他對東方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開始有了一個新的感性認識和理性思考，這對於一位關心和思考人類前途的思想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註釋：

1 馮崇義：《羅素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 年。

2 孫乃修：《百年長明的深邃目光──羅素傳》，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5 年。

3 羅素：《現在中國的概略》，載於《晨報副鐫》，1922 年 3 月 19 日至 22 日。

4 楊宗麗等：《周恩來二十六年總理風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