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藉此岔開個話題，接應之前說的所謂公、私德問題。我提到，在 "愛台灣" 的法西斯風潮興起之前，大漢奸貪污老賊李登輝就曾發動一個所謂"心靈改造工程"。我說，當政治企圖侵入心靈，企圖為心靈建立起一種道德的正確性指標時，那便是一種災難。因為，誰也看不見誰的心靈，誰也不該強制誰該愛什麼或不該愛什麼，你只能藉機扣我帽子，把政治異己全打為敵人，進而呼籲人人得而誅之。

我不知道現在大學或國高中裏還有沒有 "操行" 這一項成績評分。我自信道德操守良好，雖不至於日行一善，但也從來不曾強迫扶持老太太過馬路。但是，因為身為黨外人士的緣故，我大學七年的操行永遠是全班將近170個同學之中倒數第一，簡直就是道德敗壞的惡棍等級，幾乎每一學期都是六、七十分，一般人都是八、九十分。主要原因是我拒絕給國旗和國父遺像行鞠躬禮。一次升旗典禮不到，就扣操行零點五分，一個學期下來，往往瀕臨不及格。

校方教官曾問我，為何不願給國父和國旗鞠躬？難道是痛恨國父嗎？我說不是。我很尊敬且喜歡國父，但別說國父，就算我阿公，我就算再怎麼喜歡我的阿公，我在家裏客廳，也不會每星期對著牆上的阿公遺像行禮啊。

至於國旗，那就更不用說了。拜託哦，我都念大學了，是個成年人了，我還對著一面旗子行三鞠躬禮，那不是很蠢很窩囊嗎？難道你要我跪下來拜旗子，我也應該乖乖跪下來拜？我跟教官說，我沒辦法做這樣一些我覺得很窩囊的行為，我若硬要虛情假意地做，對誰都沒有好處也沒有意義，只是傷害彼此的一種信任與尊嚴。

校方沒接受我的解釋，堅持 "依法行事"，說這是教育部的規定。

但是，你知道嗎？我大學最後一年的操行成績居然首度達到正常人的道德水平--80分！原因是：我大學很缺錢，三餐不濟，餓成皮包骨，一年365天，大約只有5天、8天能吃飽，餓到只剩40多公斤，有人還給我取了個非洲難民的綽號，頭很大，手腳和肚子都是扁的，乾瘦如柴；甚至窮到跑去賣血，還曾經在報上刊登廣告說我想賣一顆腎，希望拿到一筆錢，能夠和貧窮與痛苦饑餓從此一刀兩斷。

有個律師看到我的賣腎廣告，寫信給我說我這行為是違法的。有一天還接到兩個工廠年輕女工的來信，說要接濟我，她們還騎機車來載我去吃飯，其中一個看到我瘦成甘蔗一般的小手臂，當場哽咽起來。我至今仍然一直想念著這兩個善良的小姑娘。三十多年過去了，這麼多年來，一想到她們以及一些曾經善待我的人，我就鼻酸。要是男兒有淚可輕彈，我能哭出一條長河來；不是憐己之滄桑，而是人間善意之動人。我心裏總懷抱著這樣一些人與事，讓我對人性始終還保存著一種信心。

大學前六年之中，吃過最貴的一頓飯是47元。那一天，我同時領到三份家教工作的薪水，很開心，決定去吃有開立店面的一家清粥小菜，點了三盤菜兩碗飯，當吃完之後，老闆娘跟我說47元時，我嚇得腿都軟了，很後悔。後來決定餓上幾天，把這一餐的過度開銷給彌補回來。

在這樣一種極度貧窮下，各種獎學金是我活命的機會。但是，我通常都申請不到，因為往往設有操行80分以上的申請門檻。最後一年，我看到一個 "慈濟醫學獎學金"，金額非常高，是一般獎學金的十幾倍，高達五萬元，但它同樣設有操行八十分的門檻。

那一年，剛好因為兒童人權報告及叛亂罪的事，我成為媒體紅人。有一天，我寫了一篇針對這些事件的聲明。我在聲明中就提到操行，我說，這回如果高醫膽敢再把我的操行打在80分底下，我就不再客氣了。結果，我的公然恐嚇竟然奏效，那應該是我大學七年之中唯一一次操行成績及格，而我也同時獲得那一年的五萬元 "慈濟醫學獎學金"。頒獎那一天，說必須穿大學服領獎，我連吃飯都有困難，哪來大學服？臨時還跑去跟一位家教學生借她的制服穿。

我要說的是，不管是什麼樣的公眾勢力或公共領域，一旦企圖入侵心靈道德之評價與規範，便是一場不祥之禍。比方說升旗就升旗，倘若不願給旗子鞠躬事屬違法，那就繩之以法，跟道德操守有啥關係？政治如此，醫學也一樣，不應對 "道德" 之為物上下其手。

過去六零年代有一股反精神醫學風潮，雖然反得相當缺乏理性，亂反一通，不過，有一點倒是很正確。那就是：精神醫學不應該拼命想成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它基本上有此一成份，很難避免，但不應該擴而大之。

醫學應該盡量控制自己的合理論述範圍，不要撈過界，不要動不動就一大堆道德腔，搞得好像醫師變成牧師似的。精神醫學只能讓你恢復正常人性之情緒狀態與應有的七情六慾，而不是要讓你變成翩翩君子或胸襟闊然大度、彷彿沒有情緒、道德隆崇、光聽到 "它媽的" 三個字就會抽筋口吐白沫的偉人或聖徒。道德之為物，不是醫學應該涉足的領域。醫學理當是一種科學，而不是一種端正人們品格的規範性道德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