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完許鞍華的 "明月幾時有"：

https://goo.gl/uzyydV

講的是日本佔領香港的故事，主人翁確有其人，劉黑仔與方蘭 (本名孔秀芳)。

回家途中，深夜人靜，我在外頭公園走了一圈，抬頭看到一輪明月，很亮很圓。回來查了農民曆，原來今天(7月9日)是農曆6月16。

電影中唸了一段茅盾的散文 "黃昏"，我特別喜歡這幾句：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像忽然熔化了似的，...遠處有悲壯的笳聲，夜的黑幕沈重地將落未落。不知到什麽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

這電影不煽情，對許多耐心差、習慣於激烈快速情節的人來說，很可能會覺得悶，但我總覺得缺乏高潮起伏的平淡，往往有著更熱的感情。

一如好萊塢電影之快速喧囂，我們以一種 "去歷史" 的狀態活著，即便是千萬人的血淚，彷彿只要過了今朝今刻，一切便是無足輕重的過往雲煙。

縱然 "一切過往皆為序幕"，可若過往絲毫不存，序幕又從何展開？不知過去，當下安在，遑論未來。政治就像一道咒語，消弭記憶，替換真實，封鎖了時光序列上的每一道門，防止每個人認識自己、理解他人；取而代之的是幻像與錯覺。

黨外時，有個學妹說她好羨慕林覺民那個年代，生命如此激情，如此充滿意義與價值，從而感嘆民主時代之一切完善所帶來的乏味與無聊。她說，好想當烈士哦，好美好浪漫哦。我聽了很無言，但我當時心裏想：我這條小命隨時朝不保夕，妳卻說當下完美的民主多麼乏味、好想當烈士？

當時間來到這個年頭，在這島上，想當烈士確實不容易了。或者說，不管你想不想，我們全成為烈士，在一個個純屬虛構的好萊塢式的幼稚情節中全數陣亡。血肉蒼白，口水與謊言統治了一切。儘管外頭依舊血淚紛飛，卻僅僅像一場電玩遊戲。你我這一生究竟是怎麼活的？除了利益，還在乎過一些什麼？還相信與渴望一些什麼？

活生生的敵人很容易打倒，但你如何打倒一個與真實絲毫無關的好萊塢故事？難道你能打倒低能到爆的什麼變形金剛？在這個 "去血肉" 的年代，一個名模的奶子尺寸大小，所引起的激情與矚目，絕對遠遠勝過千萬個婦孺兒童的生命之重量。你要怎麼打倒這份荒謬？我們連想當烈士都沒機會了。性子急一些或膽子大一點的，成為沒有明天的恐怖份子。那麼，其他人呢？該怎麼活？羅素如果還活著，甘地如果還活著，托爾斯泰與維根斯坦和梭羅如果統統都還活著，他們會怎麼活？該怎麼活？能怎麼活？

底下是從維基百科上剪下來的一些有關香港淪陷的歷史陳述。拜託各位秉持非凡的耐心把它看完。相對而言，這或許只是中國苦難歷史中相對 "微不足道" 的一段 "小插曲"，但它聽起來像微不足道的過往雲煙嗎？

陳真2017. 0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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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佔時期
維基百科

香港日佔時期，又稱為香港淪陷時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日本帝國軍事占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香港人俗稱這段時期為「三年零八個月」。

在珍珠港事件當日，日本軍隊由酒井隆指揮從深圳進攻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日軍投降，大英帝國在香港的殖民地統治因而中斷。

日本軍隊佔領香港後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間，日本軍隊在香港濫殺無辜，並推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外，香港街道及地區名稱亦被更改成為日文，市民對日本人反感，不時有平民在香港島山頭伏擊日本將領。至中期，更有香港市民參與東江縱隊游擊隊。

歸鄉政策

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

當時香港既已淪陷，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結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饑荒

在日本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飢。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為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貨膨脹而餓死。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事件[8]，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9]。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8]。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使用人肉做成肉包，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佔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有關日佔時期的檔卷資料顯示，每日在市區街道上都收集到300至400具屍體，有時更多，曾經有一日達到 731具。因飢餓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數達五萬人。[10]

日軍在佔領期間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11]，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11]；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

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相中家中的人並不在，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戰後，日本將種種暴行都推卸到「朝鮮籍士兵」的身上，他們甚至指香港的慰安所和妓院「都是由朝鮮籍士兵營運」，「與日本士兵無關」。戰後的日本也將部分責任推卸到香港的華人非法組織之上。不過，新近發現的盟軍審訊文件顯示，日軍的確在香港境內犯下種種戰爭罪行。

教育

日治時期，香港教育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學生人數由1941年的十一萬八千人跌至1945年的四千人，幾乎所有適學兒童均失學。戰前香港有學校649所，日治時期只剩下34所。

在僅餘的學校裏，日本當局積極推廣日化教育。日語成為主要的教育課程，英語則被禁止使用。日語成績不好的學生，會遭受嚴厲處分。

除此之外，認同日本文化、禮節及國情等都成為學校的主要教授內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課文內容就包括《新生香港》、《興亞進行曲》、《從香港到東京》、《日本刀》、《忠靈塔》、《日本的體育》等。這種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強日本對香港人的影響，使他們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

日軍戰爭罪行

港島南區殺人事件

1941年，日軍將一整車的人送到瑪麗醫院附近海邊，並用刀全部斬殺，但未知受害者身份。[15]

難民船沉沒事件

1942年5月19日，一萬名被日軍拘留者被送至西環，登上共19艘船隻，每人獲分派重約2斤的小米罐，麵包2個，國幣10元，隨即被推入艙底，封閉艙門，不能上船面。此19艘船乃由一艘小船拖帶，惟開行不久之後即遇颱風，船無法支撐，日憲隊遂斬纜任由此19艘船自行漂流，其中14艘船完全沉沒，釀成約三千人喪生。另有一隻船頭爆裂，死傷多人。其後獲救的生還者大部份因極度饑餓極而無法行走雪多人在沙灘上死去，沿路滿布屍體。[16]

人口普查殺害無辜

1942年9月18日，香港佔領地政府舉行首次人口普查，在清查中，日軍殺害大量平民，文獻指遇害及被捕後失蹤者高達兩千餘人[17]。

里斯本丸被美軍潛艇魚雷擊中事故

1942年9月25日，日軍將深水埗集中營1,816位盟軍戰俘趕上停泊在昂船洲的客貨輪「里斯本丸」，兩日後啟航前往日本。10月1日於浙江舟山對開海面被美國太平洋艦隊潛艇「鱸魚號」（USS Grouper）魚雷擊中，至10月2日沉沒，其中日軍營救船上日本軍人，卻將戰俘封入船艙，並在船隻沉沒後槍擊倖存戰俘，釀成約一千人死亡，384人受傷。

放逐難民至荒島

1944年7月，螺洲被發現有約400名被載到此荒島的難民，在島上沒有民居亦沒有任何生產的情況下自生自滅。其後，螺洲對岸鶴咀村居民聲稱經常聽見從螺洲傳來的慘叫聲，登島時更見島上到處骸骨，死者多為餓死或游水逃生時溺斃，島上亦曾發生人食人慘劇。[18]

中央警署私刑

於香港日治時期成為人間煉獄的中環中央警署（今稱舊中區警署）

日治時期，從中央警署獲釋者，大多數人在獲釋後不久便死亡，估計因飢餓或遭虐打致死，死者達百餘人。警署亦曾用囚車，將部分並未被審判的囚犯載往行刑，即使有審訊也是在監獄附近進行。而且，主持審訊者多為負責拘捕犯人回來的人，而審訊也只是日本憲兵私下問訊而已，並無任何法官、律師及旁聽者。[19]

放逐苦工至海南島

1942年3月，484名被囚禁在灣仔告士打道合記公司的平民，被驅逐上「愉林丸」號，駛往並無醫療設施的海南島，在該處被強迫為日本人工作。「香港重光」後，能返抵者僅百餘人。300多名死者的死因多為遭虐打及飢餓所致死。[20]

日治時期，總共有兩萬名香港人和兩萬名中國內地人，被強行帶到海南島開礦，期間受到虐待，不少人在飢餓下死亡。在海南島的四萬名華工中，僅有五千人倖存。[21]

屠殺

1944年12月1日下午，有一婦外出到山邊撿拾柴枝，突有1名日本憲兵及2名華警前來拘捕，並用刺刀刺其背部，華警稱因婦撿拾柴枝而將其拘捕，同時被捕的2名老婦亦被同一刺刀刺傷背部，隨即帶往香港仔警署內監禁，期間並無提供食物及水，至12月2日用車載往北角難民營，車上有在赤柱被拘的另外1男2女。營內亦有多人被囚，營門有持武器的日憲及華警把守，有當事人稱營中每日只有兩餐，晨八時給予稀粥一碗，無鹽無菜。除進食外，整日均囚困在監內。稍為光鮮的衣服均被脫去，連褲頭帶亦被除去。營內除大人外亦有小孩被囚。

兩星期後，營內人數達400人，當日下午4時，全部人被迫到北角海邊登上一艘船，並被鎖在船艙內。眾人在艙內被困24小時後抵達惠州市平海鎮，所有難民在艙面由四名憲兵挑選身體強健者釋放後，剩下約70名身體殘弱及病患者，均被逐一斬殺並推之落海。[22]

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是1941年12月25日在聖士提反書院發生的一宗大型屠殺事件，受害者由60人到超過100人不等。1941年12月25日，超過150名日軍闖進醫院，當時在內的56名英籍、印度籍及加拿大籍傷兵，以及部分醫護人員和書院職員被殺，受害職員包括中文科科主任譚長萱。 一些生還的傷兵和護士，分別被囚禁在兩個房間裏。後來，另一批日軍肢解了兩名加拿大人，在隔壁房間的護士則被人輪姦。

置人於烈日下曬斃

報導指稱，15名華人被日軍置於烈日下，用火水罐掛在手上，直至曬斃為止。[24]

梅窩血案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日軍在梅窩銀礦灣依然無故殺害12名香港市民。[12]

1945年8月19日下午二時，一批為數15人的駐銀礦灣日軍，遭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突襲，造成十餘名日兵傷亡，港九大隊則有一人身亡。日軍為報復，隨即在鄰近的三個村落放火和殺人，更押解300名村民到沙灘上虐打凌辱，一部分人被打死。其後，英國政府在香港設立四個戰爭罪行法庭，有關案件於1946年3月28日開審，4月24日審結，有村民親身到法庭指證[25]。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Suzannah Linton感慨「港人沒有身體力行重塑這段歷史，以還無辜死難者一個公道」。

放犬咬人

1943年某日，薄扶林道近堅尼地城有10名中國婦女割草，被日本憲兵捕去，囚於一混凝土小屋內，然後放犬入屋，10名婦人全數被咬斃。[26]

殺害醫護人員

蘋果日報引述「東京戰爭罪法庭」（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紀錄，指一隊日軍在1941年12月來到黃泥涌峽的醫療基地，射殺十名擔架手。報導指擔架手的手臂上綁有「紅十字」，且已舉手投降[27]，另有五人在帳篷內被俘，他們曾試圖在紅十字旗上寫字表明醫護人員身份，身上沒有武器，惟旗幟在伸出帳篷時被日軍子彈射穿。五人其後被縛在樹上，日軍帶走其中二人，二人再也沒有回來，其餘三人在半夜逃走，最後僅一人生還[27]。

虐待戰俘平民

香港大學法律系建立香港戰爭罪犯網上資料庫，於2010年12月25日投入服務[25]。副教授Suzannah Linton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發現一疊文件紀錄，顯示日軍曾虐待戰俘和普通市民，手法包括強行灌水至肚脹，再用腳猛力踏在肚皮上[28]。除了強行灌水，還有電刑、綁手吊起毒打等[28]。

南石頭大屠殺

到廣州避難的香港難民，被關進日軍設置在廣州南石頭收容所，進行活人人體試驗及活體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