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還是被拯救者 ---從《中國問題》看羅素的中國文化觀

劉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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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蘭特 ·羅素（1872-1970）是20世紀享譽世界的英國哲學家和思想家，被孫中山先生譽為惟一瞭解中國的外國人，他和美國的杜威並稱為對五四時期“少年中國”影響巨大的哲學家。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羅素以哲學家的身份應邀到來中國，對北京、上海等地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講學，包括關於社會改造學說和關於布林舍維克的演講，在回國之前又做了《中國到自由之路》的講話。

回國之後，羅素在英國各大報紙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其中尤以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最為著名。該書站在同情中國的立場，描繪出帝國主義包圍下中國的處境，並試圖為中國指明一條發展道路。特別是他反觀自身文化處境，讚賞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間接介入了中國五四時期關於中西文化優劣論的爭論，給當時中國思想界産生了極大的震撼。同時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危機時期西方人向中國文化尋求救世良藥的普遍思潮。

萊布尼茨(陳真按：17世紀哲學家與數學家，發明微積分) 曾經對中國文明讚美道，“我們從前不相信世界上還會有比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更進步的民族存在——東方的中國。”羅素時代的中國，和萊布尼茨時代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神秘而偉大的古代中國形象在西方炮火下狼狽不堪。

訪華之前，羅素從一些譯文書籍上瞭解到很多關於中國的資訊，例如1911年版的《中國文明》，1912年版的《中國和滿洲》、1853年版的《中國起義史》、1904年出版的《中國筆記》。羅素眼中的中國，有著千年的文化傳統，他深深為此所折服。(中略)

相對於忽略個人存在價值的儒家文化來說，羅素更喜愛崇拜自然的道家，他愛道家的一個理由是，道家非常反對動用武力，“夫兵者，不祥之器” 。正如18世紀的歐洲渴望中國瓷器一樣，羅素在期盼更期待道家崇尚自然的習性能給戰亂中的歐洲帶來一點理性和平和。

無論他如何讚揚中國文明，他始終是以西方文化的身份進入中國文化論爭的視野。巴黎和會的骯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使世界發現了西方的弊端；戰後的歐洲出現了“崇拜亞洲之狂熱”，中國文化在歐洲大行其道，孔子、老子被許多人奉為宗師，其中僅《道德經》的譯本在戰後的德國就出版了8 種。

而身為哲學家的羅素，比常人更具洞察力，人類因為戰爭而自相殘殺，平民因為政客一己私利而飽受戰火讓他十分痛心。這時候，他像伏爾泰一樣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中國人 “天性愉悅 ”，不好爭鬥，崇尚自然，立即把他迷住了。

胡適曾指出，歐戰後西洋人對自己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 ” 在急切尋求救西良方的文化心態下，羅素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選擇性。

羅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分析，讓當時的中國人十分高興，孫中山先生甚至稱讚羅素道： “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得文化超過歐美”，由於歐戰後西方知識份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使“‘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國新思潮中的問題。” 但羅素作為著名的社會改造理論家，羅素也提出了一些至今看來仍不乏真知灼見的理性的辦法。

羅素來到中國講學的時候，正逢其著作《社會改造原理》出版。這些改造社會的具體方法也體現在《中國問題》中。羅素在書中向西方各國呼籲，希望他們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因為中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優秀遺產，而且，中國的某些文化觀念，對解決西方的問題有許多幫助。他為復興中國開出的藥方：首先，西方各國應改變對中國的政策，恢復中國的獨立(儘管在當時的條件下要感化帝國主義只是一個幻想)；其次，中國要建立廉潔有效的政府，積極發展工業，普及教育，同時積極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再次，中國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國家社會主義。

羅素認為，中國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僅要實現政治獨立，還必須把中國的傳統美德和西方的技藝揉合在一起，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傳統文明之所以不再進步，在藝術和文化上停滯不前，並非由於人種的退步，而是由於缺乏新的素材。西方先進知識的輸入正好提供了它需要的激素。他相信，如果中國30年之內能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和足夠的財力支援，科學的進步必大有可觀，甚至超過西方各國，因為中國“朝氣蓬勃，復興熱情高漲” 。

事實上，“少年中國”這種對科學的熱情，絲毫不亞於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他還比較了東西方幾種文明的優劣，認為“中國人向我們學習，不像日本人是為了富國強兵，而是為了追求倫理和社會價值，追求知識上的興趣。我們的文明的顯著長處在於科學的方法；中國文明的長處則在於對人生歸宿的合理解釋” 對於當時爭論十分激烈的文化觀取向，羅素告誡中國人應該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全盤西化，與西方走同一道路；二是文化保守主義，拒斥外來文化。

1924年，文化保守主義者辜鴻銘在日本東京進行關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演講時，引用了英國詩人吉卜林的話說“東就是東，西就是西，二者永遠不會有融合的時候 ” 。然而在西方日趨喪失道德文明的時候，東方文化中的積極因素，成為西方文明的可用補充，追求和諧和秩序的儒學價值觀是對於充滿物質欲望危機的工業社會來說，確實有其積極可取之處。

羅素的《中國問題》在為中西方文明指出一條可行的道路的同時，也透露出東西方文化開始走向對話的可能性。西方戰後文化觀念的變動，是體現了克服自大心理以平等待人的取向；東方的變動取向，則是體現了克服自卑心理以自立立人。

"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不堪忍受的悲哀”支配著羅素的一生。他深知英國做為一個殖民大國對被奴役國家的痛苦必須負責，他四處奔走呼籲英國國會和其他歐洲國家檢討自己的強盜行為，並因此多次受到政府的責難。當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還處於一片迷茫混沌狀態時，羅素以他清醒和敏銳的視角關注中國文化，並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子，這一點深深感動了中國學人。雙方只有在肯定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基礎上，才能謀求綜合東西文明的智慧以解決本身及公同面對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雙方的文化觀念以爭論的形式不斷變遷。羅素的《中國問題》無形中也為中西方文明搭建互相理解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