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風波(西方稱為六四事件)目前在大陸還不允許公開討論，此事件一直是西方指責中共及政府的素材。此事件何以發生，鄧小平的判斷是準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隨後發生的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和東歐巨變驗證了這一點。以下是我個人對這一事件的看法。

學生遊行抗議並不是只出現在89年，八十年初，北京的大學生每年都有遊行，到89年的前幾年，抗議行動逐漸升級。當時大陸大學生的入學率非常低，因此被社會稱為“天之嬌子”。大學生接觸的資訊較一般人多，思考的也多，又被社會奉為精英，自然認為應該主動承擔拯救中國之重任。面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產生對體制的懷疑也正常。當時經濟實行“雙軌制”（即計畫與市場定價同時存在），官商勾結極為容易；國家財政困難，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和軍隊的工資支出困難，地方公務員欠薪也時有發生，因此政府和軍隊創收是允許的，這也為腐敗提供了便利。大學生對官商勾結、官員腐敗和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有著強烈感受的，因此訴求是“打擊官倒、懲治腐敗”。

應該說大學生最初提供的訴求是合理、正當的，政府也是認同的，這才有政府與學生的對話。如果學生的抗議在政府答應訴求之後就結束，結局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但這場發生在北京的運動變得失控，逐漸演變為全國性的運動。各地大學生開始竄聯、聚集到北京，隨後部分工人也開始聲援，社會上的流氓也參與其中，訴求變得龐雜，甚至提出推倒體制的訴求。由於運動失去控制，也就不存在一個可以作為代表與政府對話的組織。

在事件的處置當中，政府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一是在事態沒擴大之前應該及時清場以恢復秩序，讓事情拖得太久是導致失控的主要原因。二是政府對處置此類事件準備不足，完全沒處置群體性抗議的準備。客觀原因是當時國內並沒有裝備非殺傷性武器（如催淚彈之類的，至於是否嘗試向境外購置而不可得，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是員警還是地方武裝員警部隊都沒有演練過如何處理此類事件（事件平息後國內才在開始研發此類武器，並開展相關演練）。

此事件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雙輸的結局。政府對出現這種大規模抗議是負有直接責任的，因為這是治理上的失敗。但造成這麼重大的傷亡，則其直接責任是境外與國內勾結的反共勢力，其代表就是國內那些政治投機分子，以柴某最典型。柴某在香港接受採訪時就明確說明希望看到流血，要讓血來喚醒民眾。至於自己為什麼不帶頭，是為了保存實力。她的發言只是將許多投機分子內心的想法不加隱晦的發達出來，完全暴露了其陰暗的動機，這只是證明她的弱智。

至於將傷亡說成是屠殺那是別有用心，因為宣佈戒嚴後部隊進城受阻，軍人最初沒配發子彈，而且是在軍人有數十人死亡之後軍隊才開槍（第一起死亡是軍車快速通過一段街道時，軍車意外熄火，兩名軍人隨後被附近暴民用石頭砸死）。如果軍方是本著流血的方式清場，面對沒有武器的人群怎麼會是自己先有傷亡呢？正是軍隊有大量傷亡之後才定性為暴亂，而不是定性為暴亂之後才有傷亡。那些殺人、虐屍的應該是參與其中的流氓所為，但是冷眼圍觀者難道不是幫兇？

此事件如果沒有迅速平息，中共因此垮臺，政府陷於癱瘓，中國最好的結局可能是個大號的菲律賓；比東歐國家可能悲慘百倍，因為東歐已經完成工業化，而中國的工業化遠未完成。更大的可能是長時間陷於政治紛爭，社會長期動盪，國無寧日。

劉曉波其人是有代表性的。1988年，時任香港《解放月報》主編金鐘採訪劉曉波：“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劉曉波毫不掩飾地說：“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對於金鐘問“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的問題，劉曉波毫不猶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對於“你今年6月在北師大獲得博士學位，是否意味著一種官方承認”的問題，劉曉波回答：“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我只看具體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學位。我認為，真正像樣的只是極少數，所以我說大學畢業生有95%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97%，博士畢業生有98%、99%的廢物。”（以上摘自網路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10/26/content_21202476.htm）

當時，有著與劉某相同想法的人並不少，即使到今天，臺北的市長不也有過類似的言論？劉某完全跪倒在西方世界面前，對自己的民族極力貶低，甚至直接任職於以顛覆他國政權、製造動亂為己任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我想不出此人有何值得紀念？甘為世界和平最大威脅的美國組織當棋子的人能為世界和平做出何種貢獻？如此鄙視自己同胞的人能為曾經的同胞利益著想？

如今在大陸，全盤西化的主張已無市場。現在出國留學和旅遊的人數空前，近距離觀察體驗西方世界後，越來越多人不再迷信西方世界宣揚的那一套，大陸已經從仰視西方到平視西方，臺灣仍然在仰視西方。如果西方制度是社會治理的靈丹妙藥，何以曾經的四小虎之一，曾被西方認為有望會成為第二個日本的菲律賓發展乏力，選舉中的舞弊、流血事件不斷？被稱為民主典範，也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自居的印度無論是發展水準，還是腐敗治理均不如中國？

西方世界在蘇聯解體後對制度的迷信達到空前的高度，甚至一度認為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終結是何其可笑。這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沒有永恆的制度，只有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制度。四小龍的都崛起於威權時代，民主自由是追求的目標，是發展的成果而不是發展的前提。制度是要與國情和發展水準相適應，政策對發展的影響甚至大於制度的設計。適合的制度應該是結合自己的實情，在不斷實踐中經過反復檢驗，最後才能上升到制度層面。如果生搬硬套他人的制度，在實踐中經常會水土不服，四處碰壁。中東顏色革命後的混亂正是如此，89年事件算是顏色革命在中國的預演。此事過去近三十年了，見過蘇聯、東歐的巨變，尤其是最近中東的亂局之後，經歷過此事的人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仍然對重大的傷亡是痛心不已，但也慶倖當時迅速平息這場事件，社會穩定成為大眾的共識，只有穩定才有發展，只有不斷改革才能清除社會弊端。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最後手段，如有改革的可能，最好不要輕言革命，正如孫中山、毛澤東，並非一開始就堅持革命手段的，是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