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設五，


跟教條主義或獨斷主義恰恰相反的，就是懷疑主義 (Scepticism)，極端一點的，連自己為什麼會知道這是自己的手都感到困惑。

我常講茶杯的事，意思差不多，大家可能聽過 N 遍了，再聽一遍無妨。我那時根本連懷疑主義一詞都從沒聽過，就已經對各種知識或常識疑雲滿天了，表面上沒事，心靈上卻非常痛苦，總想給知識或真理探個究竟。在這島上，所謂 "教育"，往往與心靈刑求無異，對於那些一點都不理所當然的東西卻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進而被迫覆述與學習，經常感到極端痛苦。

二十幾年前，剛大學畢業就打算出國，那時原本是打算去日本東京大學念 "神經生物學" (Neurobiology)，後來家破人亡，叛亂案在身，面臨黑牢，留學計畫被迫中止，於是只好乖乖當醫師，當了八年之後，終於才又可以出國。

出國前夕，有個護理系學生很正經地問我為何想出國讀書。通常對於這類永不休止的發問我是非常厭煩的，因為我知道人們的意思就是在問一些往後前途規劃之類的事，我總是被迫得在別人 "預設" 的這項前提與期望下尷尬萬分地回答問題，被迫講一些違心之論。

可是，我看那個學妹問得很認真，於是我就反問她說，"妳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 她當然會說要聽真話。於是我就指著眼前桌上的一個茶杯說："我想出國讀書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弄懂為何我知道這是一只茶杯？" 這恐怕是我在留學一事上曾經對人說過唯一一句最真心的話。

我們都不是笨蛋，我們都知道怎麼察言觀色，怎麼在生活中學會一套外交辭令；我們都知道人們心裏頭普遍 "預設" 了一些什麼樣的衡量指標與評價，如果你不想讓自己看起來更像個怪物，就得硬著頭皮學習如何在別人的預設基礎上談論事情。

假設有兩派人馬，兩種對立陣營，一派疑雲滿天，不疑處有疑，凡事充滿困惑，另一派則毫無疑惑，動輒集體沸騰，你覺得，不管是數人頭比賽，或是比賽聲勢大小，哪一派會獲勝？羅素曾經說，這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蠢蛋們總是毫無疑惑，而聰慧者卻反而有著太多根本不必要的困惑。

另外還有一種冒牌的懷疑主義，那就是陰謀論。獨斷或教條主義、懷疑精神及陰謀論，構成人心的三種不同面向。以後有機會再說。

以下是一篇15年前的舊文節錄，講紕漏先生的故事。像紕老師那樣一種重度懷疑精神，依我看也是有點毛病的，需要進行一點哲學治療。

陳真 2017.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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紕漏先生的故事 (節錄)

陳真 2002. 8. 10.


Patrt I

解嚴之後，高醫有個反國民黨的學生社團，經常上報，叫做「望春風」。望啊望的，望了兩三年，春風有沒有來我不知道，但是，望來了許多衝突倒是真的。我是成員之一，因為我的黨外人士身份，更使得校方和校外情治單位總以為凡是南部的大學若有狀況，都好像跟我有關似的，認定是我在背後「策動」，其實絕非事實，我還不至於那麼窩囊幼稚，我對校園的事從不感興趣，更不是那種會在「背後」搞事的人。

事實上，高醫反倒應該頒給我一紙獎狀才對，表揚我曾經「勸阻」同學，叫他們不要籌組「不法組織」，不要從事「不正當活動」（這是當時高醫對《望春風》的官方評語）。

（陳真於2017年11. 01插播：在台灣，學校這種 “東西” 真是非常可恥，永遠都是跟主流政治勢力完全緊密結合。在過去，誰只要稍微對國民黨略有不敬，學校往往馬上大刑伺候，現在還是一樣，只是藍旗換綠旗，明目張膽的迫害倒是不敢，但是對綠色大搖尾巴的本事倒是很擅長。比方說，我這兩天聽說台大的什麼碗糕社科院，居然頒獎給人渣黨所動員的大腸花運動，獎項名稱是 “大學生利他獎”。X它媽的利了什麼他？是利黨利己卻不惜糟蹋社會、害死眾人才對。）

「望春風」既然要成立，幾個核心成員自然得先要有一些內部討論，我大概是唯一一個發出反對聲音的。反對的理由是：當時大多數參與者希望能以祕密方式運作這個團體，但我以為，如果我們不準備付出某種必要的代價，那就不要去做「應該付出某種代價才有可能成就」的事，那就好像我們如果怕流汗就不要進廚房一樣，因為廚房不可能有沙發和冷氣，我們不可能又要公義又要安全又要好處又要英名，如果天底下有這麼美妙的事，那豈不是大家都搶著要來實踐公義了？當然，後來「望春風」的成員絕大部份也都公開亮相了，僅僅祕密了一陣子就幾乎全部曝光。

另一個該頒獎狀給我的原因是：我其實也不參與學校圍牆以內的所謂「改革」活動。但是很奇怪，我卻當了好幾年的「學運領袖」。台灣至今連學運都不曾發生過，哪來領袖？哪來什麼學生運動？我當時經常對記者說：我如果是領袖，那請問你我究竟領導了誰？自己領導自己、我的左手領導我的右手嗎？

那時候，台灣的「進步學生」圈子普遍有著這樣一種在我看來純粹是假議題的爭論，簡單說就是：「校內民主改革及校外政治改革，孰輕孰重？何者優先？」這個爭論自然是以「校內民主改革」佔有壓倒性優勢，表明學生不該涉及政治，其實說穿了就是膽小。因此，當時比方說台大的那些所謂反國民黨的學生社團（例如「自由之愛」--如果我沒記錯名稱的話），辦起活動來，往往很喜歡強調「我們是清純的學生哦，不要用政治來污染我們，我們只是要求校園民主」。

於是，我在 1988 年1月自立早報創刊第一天的《自立論壇》上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校園國安法》，還附有可愛漫畫插圖。文章談到兩件事。一是談到高醫無奇不有、一舉一動都能記過退學的校規，一是說我不認為校園「本身」能有什麼獨立於當時政治環境之外的所謂改革空間；學校只不過是整個黨國底下的一個毫無自主性的附屬機構而已，哪有可能改革它卻避談政治？我相信，若不把箭頭直接指向黨國統治機器和種種政治議題，光是在校園內喊些什麼「普選」或「校園民主」等等，不但沒有意義，而且自欺欺人。

Part II

維根斯坦曾經說：「誰能知道社會據以發展的法則？」我想，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法則」，這個「評價或指揮系統」，獨立於「我們」之外；我們畢竟不是歷史的主宰，歷史是上帝的腳本，而我們只是「演員」。

在某個根本意義上，種種路線與信念，當下往往難以論定，畢竟我們活在「歷史」之中，在慧星撞地球的偉大一刻到來之前，「歷史」都還沒走完，戲一直還在演，安知對錯？我們終究無法評價自己，評價只能留給後人。

我們不但無法給自己打分數，甚至連自己在做什麼也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至少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我經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感覺自己好像只是被某種神祕力量牽引著，奔波環繞，周而復始，就像一塊被拋往空中的石頭（史賓諾沙的例子），裏頭並無個人意志，僅有一片茫然。

有時就像李敖說的，他曾經說他覺得自己「就像野外一種叫作屎格螂的蟲，日復一日抱著一坨乾大便往上爬，很辛苦、卻又徒勞無功」。老實說，我也不是很相信我所做的必然會導向一個好的結果。我只能說：我自己知道，當我做這個做那個時，我的感情和動機純粹而不帶雜質；至少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把那些出於虛榮的雜質去掉。

「望春風」太渺小了，講民進黨好了。事實上，林義雄在民進黨準備要創黨時，他並不贊成，他認為此舉相當冒進，可能會招來慘烈鎮壓。可是，在好不容易取得政權之後，最近他又公開說：像民進黨這樣的一種政府，「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

過去靠著批判「公職路線」起家的「新潮流系」，在大約 1988年左右吧，決定正式要「轉型」，搶著要「與魔鬼共舞」投入公職選舉時，林義雄更是大力反對，理由不外是「這是一種理想性的喪失」。可是，若干年後，藉著選舉取得政權的，卻也是林義雄。儘管這樣，我仍然相信他當初反對貿然建黨和反對參與選舉的想法在某個意義上是對的。就算不談形而上的東西，即使在那最最最通俗的意義上，林義雄的反對選舉仍然是對的，因為選舉只是取得了政權，而不是實現了理想。題外話。

我不是要對這些事做出評價，我只是要說：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多麼理所當然的事，仍然還是說不準。也因此，除了一些基本價值和事實性的問題之外，我很難激昂慷慨地去宣揚什麼理想或理念，我對任何口氣十足、正義凜然的姿態始終感到很納悶，我不明白，進步人士們這些巨大的「信心」究竟從哪來？我們又是怎麼知道自己一定是對的？

記得在台北馬偕當住院醫師時，大約是 1993 年春天，我跟一些護士一起參與發起了一個社運團體的籌備與創立，叫做「上班族團結組織」。成立大會結束後，幾個人一起去吃東西。吃飽飯後，就跟孔子一樣，JAN （簡錫堦）說，大家難得相聚，「盍各言爾志」，大家何不說說自己參與社運的志向和動機。我記得我那時講了一個羅素曾經講過的故事來表明心跡：

兩千五百年前，有個人叫 Pyrrho（我翻譯做“紕漏先生”）的一個親身經歷。紕漏先生就是哲學上某種「懷疑主義」（Scepticism）的祖師爺。他有一次走路不小心，胡思亂想不知道在想什麼，結果出了紕漏，不慎掉進水溝裏，倒栽蔥，兩腳懸空。幸好不久之後有個他的學生經過。一看！ㄟ？這不就是紕漏老師嗎？紕漏老師在水溝裏咕嚕咕嚕地灌著水溝水，嘴裏嘰哩咕嚕地喊著：「快救我起來啊！」

可是，這個學生很優秀，本來要出手搭救，可是，繼之一想，Why？俺為什麼要救他呢？理由呢？想半天，想不出理由來，於是就走掉了。

不過，幸好紕漏老師沒有淹死，要不然我們現在就沒有懷疑主義了。沒有懷疑主義，哲學當然也就不存在了。還好在第一個學生走了之後，不久又有另一個學生經過，馬上就把紕老師從水溝裏撈起來。奇怪的是，紕老師並沒有給第一個學生記過，反而公開推崇那個捨他而去的學生真正具有懷疑精神。

我在那次社運同志齊聚一堂、各言己志的聚會上講了這個故事。我說，我感覺自己就像那第一個學生，我從來無法篤定地說我在實踐什麼理想，因為我連自己之所做所為是否意味著「善」都很感困惑。因此，我對那種「正義凜然」的反對運動氣氛，總覺得跟我的性情很不搭調。

當時我是輪到最後一個講自己的志向，講完之後，氣氛一下子變得有點那個，大家搭不上話，於是就趁機結帳，各自做鳥獸散。臨走的時候，有個女生跑過來跟我說：「陳醫師，你的想法好奇怪喔，我本來還很欣賞你，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是哪樣的人？我一時無言以對，趕緊告别。

我後來想，她可能是在說原來我不是那樣「理想堅定」的人。這倒沒錯，我確實從來不是那樣的人，不要說「堅定」，也許連「理想」都沒有，至少我說不出來。你想，一個會感動於「棄老師於水溝而不救」的人，會懷抱著什麼具體而堅定的理想？他連該不該救老師這樣明明白白的事都會感到困惑了，難道還會對什麼理想不感困惑而全心擁抱之？

事隔多年，飽讀經書，我覺得我彷彿已經治療好了我的懷疑精神。所謂懷疑精神，我寧可把它視為一種「病」。可是，在繞了一大圈，費了這麼多心血和努力之後，我並沒有變得更有智慧，而只是頂多回到原點，恢復一個正常人應有的模樣而已。所謂正常人就是看到老師掉進水溝馬上會把他救起來的那種人。至於救起來之後，這位老師將來是不是會造福大眾，是不是會去當總統整天傷害社會，我們當下既猜不著也管不著了，畢竟誰能知道社會據以發展的法則？

可是，我還是不免納悶，特別是當「正義」、「正當」、「正確」及「公義」等等等這些字眼變得那麼理所當然而毫無疑義時，難道我們不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嗎？我們怎麼可能永遠都能那麼肯定？或者說，我們為什麼永遠都這麼正常？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那個「不知道為什麼要救老師」的心理變態學生，這世界是不是反倒好像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似的？

懷疑之於信心，也許就像痛苦之於快樂一樣，如果我們無法感受痛苦，事實上我們也不可能體會什麼是快樂。如果我們心裏從來都沒有過一點疑惑，我們大概也無法理解「相信」或「信心」或真理為何如此重要。

我這文章獨立成文，與任何人事物都沒有任何直接關聯，所以請勿對號入座。我常有個困擾，每次一批評點什麼，或講些想法，很多人就會以為我是在說他，其實不是，我講的全是一種極其普遍的類型化人事物而非關特定個人。

Part III

我們很容易就能在各種宣揚所謂「改革」理念的「進步圈子」裏感受到一種言之鑿鑿、甚至大言不慚、好像在傳福音那樣的一種氣氛；「進步人士」似乎總是秉持著一種極其肯定的態度，然而卻又很少聽到任何有意義的說明與闡釋，彷彿我們該思考的已經全部都思考完了，剩下的就只是一些技術上的宣傳而已，很少自我懷疑。可是，我們憑什麼那麼有把握呢？

當然，這一切全都無法刻意為之，我們無法故意去懷疑一個我們深信不疑的東西，我們也不可能故意忽略心裏頭的疑惑而假裝相信某個東西就是真理。

那個「想不出來為什麼要救老師」的怪胎，即便他是錯的，即便他應該移送訓導處記三支大過，但他的懷疑精神也許仍然具有某種重要價值。不過，關於這點重要價值，其實我也還是蠻懷疑的。

我相信，對於神來講，人只是祂的演員；最好的演員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戲，他不會求意義，更不會問「為什麼」，他活著就活著，跟貓狗花草蜘蛛螞蟻一樣，他不需要理由。只有像你我這樣會寫字、會講知識、談意義的二流演員，才會一直想著各種道理與意義。

不過，這些都是命。不管你有多少個不願意，當你開始明白一些知識時，你就註定要被知識給絆倒了，當你開始學會發問，當你睜開雙眼開始學會質疑，當你開始尋求意義時，你就淪為二流演員了，因為你沒有忘了自己，你太愛發問了。

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有兩部份，一部份就是談維根斯坦的哲學做為一種「懷疑主義」的「治療」方式。他臨終前兩年的最後一些筆記，死後集結成書，書名就叫做《論確定性》（On Certainty）；意思是說，做為一個人，我們擁有一些無可懷疑的東西，我們對此不該有所懷疑，比方說「這是我的手」、「我正坐在書桌前」、「地球的年齡比我老」等等。維根斯坦認為，哲學家就是那些連接受普通常識都有困難的「病人」。

飄泊多年，數千寒窗，有時覺得我的病似乎已經自我治療好了，可以「回家」了，有時卻又覺得我好像比過去病得更重，離家越來越遠，有時甚至感覺好像放逐到了世界盡頭那樣的遙遠。許多時候，我廢寢忘食全心地想著這件事，指導教授常訝異我為何如此當真，不過就是寫個論文而已，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解釋。

我覺得知識好像毀了我，好像有著什麼極其珍貴的東西從我的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當我過去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東西的存在時，它充滿了我的全身，可當我開始意識到它的存在時，它卻反而遠離了我。也許有些東西是盲目的，它不可探究，也不可被認知，當你睜開眼，認識到它的存在時，它便消失了。

一兩個禮拜前，我在英國電視上第一次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攝氏零度》這部介紹另一部電影《春光乍洩》的電影，因為畫面字體很小，匆匆忙忙看到字尾有一段英文字幕，是王家衛講的話，讓我頗感動。那段話我記不全，如果有人知道全文，拜託抄給我，我要把它默念在心。那段話意思是說，從前有個人，四處遊蕩，終於來到某個號稱是「世界盡頭」的地點，王家衛幫他說出他的心聲，字幕寫著：

「不冷也不熱，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於是我開始體會到流亡的感覺。」

我覺得我似乎多少也能體會這樣的感覺，但是，當我們看到了世界的盡頭，一切都如常了，不會再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了，於是我們又很想「回家」。

至於紕漏先生究竟是繼續流亡，還是終於回到了家，這我就不清楚了。我能確定的一點是：倘若我再看到他掉進水溝裏，我應該會毫不猶豫救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