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光棣這次訪談我只看了15分中，不過內容大概都是在這篇文章裡面，文章挺長的，我閱讀速度慢，看了一個小時才看完。
https://www.facebook.com/kunifann/posts/856791334432223

繞了一大圈*

范光棣 2016年3月

我是什麼人

最近常在電視上看到一些人在討論他是什麼人（臺灣人），不是什麼人（中國人），我就思考 “我是什麼人？”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我是關西人，我是范家人，我是客家人，我是臺灣人，我是中國人，我是美國人，我是加拿大人，我是人。其實我現在最關心的是：我是什麼動物？我們這種動物怎麼變成了地球的癌細胞？這個暫時不談，先談我是關西人。

我是關西人

關西最有名的是 “摸骨”，我在國外每次碰到臺灣來的人，一提我是關西人，他就說 “摸骨”！都要問，關西摸骨是否像傳說一樣“靈”。最近36班同學石家孝回台，一起吃飯，他就問。去年從巴西來了一家華人到我們“拇指園”民宿住，我問他怎麼找到我們，他說，是因為他特別來關西要“摸骨”替他算命。我說，抱歉，他去年去世了，但你找到我，幸運了，我比他還“靈”。

那就話說我為什麼算起命來！我的拿手好戲是看手相。我高中畢業就出國，出國之前一個女生都沒靠近過，更別說摸到。到美國後前兩年語言不通，不要說動手，動口都不會。過兩年後會說話了，交上一位印度裔女生，我覺得一切進展得很好，但三個月後她突然把我甩了。事過幾個月看她交上另外一個男朋友了，我才鼓起勇氣問她: 為什麼甩了我，不是都很好嗎？她說：“是很好呀，但我們都交往三個月了，你摸都沒摸過我一次，我以為你是同性戀呢！”。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男女交往要趕快動手！問題是我受禮教約束太重，無緣無故摸人不就是性騷擾嗎？ 要摸人也要有一個合理的藉口吧！

我終於找到好藉口了。我去唐人街買了一本看手相的手冊，下次約會，不到兩分鐘我就說，“我會看手相喔！” 她的手立刻伸出來，我說，“錯手了，是男左女右”，很有學問似的。就這一招，解決了我的“動手”問題，很快地進入西方交女友世界，成為情場高手，細節就不在話下了。

那麼，我怎麼變成很“靈”的算命師呢？首先，我一輩子教哲學，我的最大任務是教學生在人生過程中怎麼避免很多“騙局”。鬼神、算命、星座、風水，宗教等等，都是騙局。這些騙局的共同前提是有利可圖，而圖利的方法是利用人性的弱點。這裡就講算命，首先大家都想事先知道將來，尤其是有大決定要做而猶豫不定之時。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將來還不存在。那麼，為什麼很多人覺得一些算命師很“靈”呢？先講一個最古老最典型的算命故事。荷馬的“史詩”中描述了一個故事：一個國王想向鄰國發動戰爭，當然他想知道會不會贏，他帶了禮物去問當時最“靈”的算命師，這師傅算了一下後說，“這次戰爭，一個大國會被滅亡”。這國王高興得很，立刻攻打鄰國，結果大敗而歸，立刻找這算命師算帳：“你說我會贏，你是大騙子！”。算命師說：“我有說你會贏嗎？我說了什麼？我說一個大國會被滅亡，你自己就是那個大國呀！”。這故事中包含了幾個重點，首先好的算命師不會說錯話，其實基本上是說廢話，之所以被算的人有時會覺得他靈，是被算的人自己說的。假如國王贏了，他當然會大賞這算命師又說他多靈。重點是要說模棱兩可、邏輯上不可能錯、或絕大部分不會錯，或不可能立刻應驗的話。

假如一位女生上手了，我一邊摸著她的手掌一邊說：“妳很愛美（點頭），妳很有藝術感（點頭），妳不好惹，有人辜負妳，妳會懷恨在心（點頭），…（過幾分鐘），其實妳很寬宏大量，很會原諒對不起妳的人（也點頭），…這是妳的生命線，哎呀，妳55歲時會得一場大病！但還好，妳會渡過難關，妳看妳的生命線很長，會很長壽！（30年後她會記得嗎？）…這是妳的愛情線，很多人追妳，但妳很挑剔，…“ 一大堆廢話，但要懂得一些心理學與基本人情世故。若她是有夫之婦，你說：”妳的婚姻不很幸福“（可能錯嗎？）。若你對她有興趣，你說：”今年是妳的大好運年，妳會遇到妳的真愛！“（百發百中！）

我的最後一個教職是育達科技大學的客座教授，普通客座教授只給一年，而我一作5年，就是因為我很“靈“！我到任後，本來的技術學院正申請升格為科技大學。有一天，校長請全系吃飯，我坐在他旁邊，他說：”你這仙風道骨的樣子，好像應該懂得易經！“。我說 ”一點點而已，還在研究“。他說：”那麼，能否請你算一算我們申請改名科大會不會通過？“。我說：”試試看“，就閉上眼睛，過了一分鐘，說：”校長，我跟你保證會通過！不通過你明年不要請我客座！“。結果真的通過了，你說我靈不靈！第二年，校長又請客，那時的大問題是招生，私立學校都面臨新生減少的問題，他又問我：”上次你那麼準，能否再請你算一算今年招生會不會增加？“。我就回答：”大家同心合力，一定會超過去年！“。結果又對了。在場每次都有10多位教授，他們都很驚訝，事後問我怎麼知道，又那麼確定？我說：”我就是靈呀！“。也就因此，我在育達客座了5年，可能打破記錄了。
現在可以告訴老同學們我的秘密了！我當然不”知道“，我又不是教育部長！好的算命師是心理輔導師，他要正面替你加油。校長很相信算命，我沒選擇，只有給他打氣。第一次比較有把握，因為之前我在兩個私立學院教過，也經過轉為科大的過程，注意到第二次申請才通過，育達是第二次申請，故通過可能性很大。至於招生就完全沒把握了，故說了一句廢話：”大家同心合力，一定會超過！“。若沒超過，就是沒有同心合力！這句話不可能錯。

那麼，關西摸骨為什麼那麼有名？他是瞎了，其實並不完全瞎，還可以看到一些。他首次出大名是有一次蔣經國作行政院長還是副總統時來關西親民之旅，那次也安排了來訪問我父親，因為父親在關西很有名望。蔣經國到了關西街上，想去看看有名的“摸骨”師，結果一進門這摸骨師就說：“今天貴人來了，你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這一招，傳出去，他的名氣大張全世界。其實，那天在關西誰不知道蔣經國會來！前幾年又上報紙，因為吳敦義相信算命，當了副總統後說，20多年前關西摸骨說他有”宰相命“！其實他不知對多少政治人物說了這句話了！
假如一位算命師真的很準，那是他先有信息、或作了研究、或事先安排了將來會發生的事。有利可圖，利益很大時，什麼騙局都可以安排，例子太多了，說起來我這文章就寫不完了！總而言之，算命是假的，”摸骨“ 沒那麼靈，我跟我父親去看過他，全是胡說。關西人都知道他的底細。這就有點像耶穌，他在外面有一大堆相信他的人，有一次回老家，村里人說，他不就是木匠的兒子？村里人不相信他，而他在老家也就不靈了！這個故事聖經上有敘述。

我是范家人

關西還有一個名人，我父親范朝燈。他沒做過官，也沒賺大錢，只是中上等階級的農民。他七歲時，父母在一週內因得傳染病雙亡，由大家庭叔嫂照顧。那時鄉下人沒錢沒法上學，只上了三年私塾學會三字經千字文等。正因為自己沒機會上學，他從小立志他的孩子都要大學畢業，這個在100年前幾乎是不可能的夢，但他做到了，所以他的出名就是“十子十登科” 的故事，十個兒子全大學畢業，其中有三位獲哲學博士，兩位醫學博士，五位高考及格。這個故事在曾繁蓉著“十子十登科的父親- 范朝燈”一書中有詳述。

我在國外40年，回來以後才知道父親在台灣這麼有名。我每到一個地方一說我是關西人，他們就問: ”你認識范朝燈嗎？” 我說：“他是我父親呀！” 他們就另眼相待，對我特別好。有一次更妙了，明新技術學院在2000年請我去做他們新設的休閒系的創系主任，剛上任碰到羅元宏老師，他問我是哪裡范家人，我說關西，他就問: ”你認識范朝燈嗎？” 我答了以後，他立刻說：“我被你害死了！” 我說我根本不認識你，怎麼會害死你！他說：“你有所不知，我小時候很調皮，不好好唸書，每次爸爸要教訓我就一邊打一邊說范朝燈怎麼怎麼的！所以我從小就記得范朝燈這名字“。類似這樣的故事，我之後聽到過三次。原來我父親教孩子的故事在社會上成為模範，帶動了地方上教育的風氣。這位羅老師是明新休閒系的籌備人，理應由他接主任職，但校長”空降“了一位陌生人來當創系主任，他心裡難免有點不平，但可能是因為我是范朝燈之子，他對我很好，協助我把明新休閒系變成全台最有特色的休閒系。

我父親已去世30多年了，但到現在為止，他的子孫只要說是關西范家人，都會被問: ”你認識范朝燈嗎？” 我們還沾他的光！我的弟弟范光群，是兄弟中作官作得最高的，他在陳水扁時代作被冷凍的台灣省的省主席時被派去花蓮作代理縣長三個月，花蓮是國民黨的地盤，他第一次去議會就深感議員對這位“空降“下來的代縣長很排斥，怕他在這三個月中會搞鬼，以縣長地位影響下任縣長選舉。會後，范光群發給每位議員一本“十子十登科的父親”那本書。第二次議會時氣氛完全變了，大家一知道他是范朝燈之子，就知道他一定是正人君子，雖然是陳水扁派來的！結果3個月以後，很多人還建議他留下來選縣長，一定會選上。

很多人問范朝燈是如何把十個普通農家孩子都送到大學畢業，很多人有不同的說法，兄弟中也有不同的感受，但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是“感動“兩個字，他對教育的熱誠感動了我們，使我一生掛念在心，不能辜負他對我們的期望。最近大愛電視台訪問我，在”私房真言“節目中播放了”范光棣談他父親范朝燈“，可以在網路上看到詳情。

我是客家人

關西是純客家莊，99%是客家人。1945年台灣光復之前我只會講客家話，雖然6歲到8歲上小學時學了一點日語，光復後因反日情緒把它全忘了。光復後才學國語。初中去新竹市上新竹中學與李遠哲同班，才知道都市裡大部分人是閩南人，講我完全聽不懂的話。高中時轉到台北的師院附中，班上絕大部分是外省人，本省人只有三位，其中紀展南與羅東湖是閩南人，只有我一個客家人。我才意識到我這鄉下土包子原來是很特別的少數族群叫客家人。

從小我記得母親講一個有關客家人的故事：從前有一個將軍叫黃巢，有一天他來到一個村莊，看到路上一群難民中，有一個媽媽手拉著一個小孩子，背著一個較大的孩子，他覺得奇怪就停下來問他為什麼？她說她手拉的是她自己的孩子，背的是她已亡哥哥的獨生子，假如她自己的死了，她還可以再生，假如哥哥的獨生子死了，他就會絕後，故保護她哥哥的兒子比較重要。黃巢聽了很感動，就問她要去哪兒？她說，聽說黃巢快來了，我們要先逃難！黃巢沒告訴她自己是誰，只說，不要怕，妳回妳村莊，在妳家門口掛上葛藤，就不會有事。她回去照辦，也叫鄰居同樣作，結果真的沒事。後來在學校念正史，才知道黃巢在歷史上是壞蛋，他的革命因為失敗被稱為“黃巢之亂”。但在客家人心目中，他一直是我們的英雄！從此開始我就意識到世界上有不同的觀點，立足點不一樣對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樣，不是大多數人相信的就是正確的。尤其對少數民族的看法我特別關心同情，這也延伸到所有被壓迫的人，包括工人、農民、女人、殖民等等。

客家人的歷史跟猶太人的經驗有些類似，故我在國外時，對猶太人的歷史特別關注，他們的總人口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對世界上的貢獻非常大。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心理學之父佛洛伊德，上世紀最出名的哲學家維根斯坦及思想家馬克思，都是猶太人。到底什麼是猶太人？這個問題猶太人自己也在討論，是種族嗎？也不是，因為有黑猶太人，也有黃種猶太人（看“Jews of Kaifeng Fu”一書）。是宗教嗎？很多猶太人不信猶太教，我在加拿大的哲學系中就有四位猶太教授，都是無神論者。我的結論是，族群認同是共同記憶與自我認同。在台灣的客家人最近也在討論這個問題，尤其很多已經不會講客家話了。客家人不是一種民族，因為他們都屬於漢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及一些特別的風俗、習慣、音樂等等，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們有共同經驗及記憶，認同這經驗的人就是客家人。

客家人每流浪到一個地方都是“客人”，而不是“主人”，都住在比較偏僻的山區，生活艱苦，被主人看不起也被歧視。但我一直不懂，客家人那麼窮，那麼土，不像都市人那麼精靈，他們為什麼那麼自傲，有自信，覺得自己是很特別的族群？猶太人也是一樣，到處被人打壓，歧視，但自己一直覺得是上帝的寵兒，也因為那種自信，使他們的成就那麼大。猶太人的自信，來自他們舊約聖經上的故事，那麼客家人呢？

去年春天，我第一次去廣東省陸河縣祭來台祖，順便去附近客家區尋客家根。這次尋根之旅中，我的上述問題找到了答案。客家人是從中原在唐朝末期以後改朝換代或外族入侵時一批一批逃難到中國南部岳崚區的漢人。他們在贛南、閩西及粵東山區以客人身份與本地人（主人，原住民）長期共居，融合以後，產生了主要以漢文化為主的特別語言、風俗、習慣等文化。最近在大陸掀起了研究客家文化之風，政府也大量投資發展這個地區，一則因為這地區是共產黨的革命聖地，二則因為客家人在海外人數不少，都想回來尋根。在閩西現在被認為是“客家祖地”的寧化縣，建了一個很宏偉的“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我一進入大廳就看到牆上刻了一系列客家歷史的壁畫，第一幅就是黃巢及“背大攜小，保侄棄兒”客家母親的壁雕。證明我小時候聽到的故事原來是所有客家人的共同記憶，像摩西出埃及是猶太人的共同記憶。

還有在這偏僻的鄉村裡，雖然大部分都是農民，但家裡都掛著很多水準很高的對聯與家訓等等有文化象徵的東西。我父親雖是一介農夫，但他一直提醒我們孩子們，我們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第30代孫，而文正公是宋朝名宰相，且家裡牆上一直掛著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我在客家原鄉到處看才恍然大悟為什麼客家人那麼自傲，他們的祖先都是做過官的前朝上層階級，他們在改朝換代時不但對新政權沒用，還有威脅，非跑不可。普通農民、工人等不必跑，新統治者還需要他們。而客家人特別注重教育，也是因為他們知道，讀書是做官、出人頭地的最好方法。

我是臺灣人（差點兒變日本人）

我出生於1937年，那一年日本發動中日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的開始。之前40多年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是二等公民，但生活方式、語言及文化上台灣人基本上是過著漢文化的生活。六歲以前，我的名字是范光棣，我家裡及村莊裡親戚朋友說的是客家話，念的是三字經，拜的是祖先及本地廟裡的神，看的是“關公過五關斬六將”及“孫悟空鬧天宮”等平劇。我知道我是中國人，知道統治我們的是日本人，怕他們又恨他們。

日本人發動侵中戰爭後，一方面覺得臺灣漢人與敵人同宗同文化，有後顧之憂，一方面發動大戰爭需要更多人力。故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想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開始強力要求講日本話，把名字改為日本名，放棄本來宗教而以日本神社代之，等等。我父親本想把范姓改為“高平”，但日本官員還挺聰明的，知道這是范姓的堂號，說不行，你還在懷念中國祖先！結果改為“高原”，故我的日本名字是“高原光邦”（Takahara Mitsu Kuni）。

我們家裡也設了一間日式Tatami書房，我們開始穿日服、日本木屐等等。所以我從出生到8歲光復前就是生活在從中國人變日本人的過渡過程中。比我大十歲以上的臺灣青年人，像我的前幾位哥哥，基本上已經變成日本人了。假如日本沒有戰敗，再過十年我也變成日本人了。1945年，日本投降那一天，疏散到鄉下住在我們家的五家日本官員及教師們都聚集在客廳裡聽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他們都在痛哭，我心裡很高興，我還知道我是中國人。

光復後，台灣回歸祖國，我們沿路打鑼打鼓歡迎國軍，那時哪有什麼台獨意識！問題是，那時來接管的國民黨軍隊實在太爛！相較之下，日本統治者很有紀律，雖然很兇又享有特權，但台灣人日常生活穩定，治安良好。“祖國”來了以後，不但普通生活，治安很差，最糟的是，不但不把我們當“同胞”相待，還以新統治者心態對待台灣人。我最近很驚訝地發現，我那時的日記有那麼一句“假如外省人平等對待台灣人，我就主張統一，假如不平等對待我們，我就會主張獨立！”。一個十多歲的鄉下小孩子會這麼說，表示那時就有這個問題。

不到兩年後，228事件就發生了，那天晚上，我在睡夢中被父親吵醒，他剛從台北回來，一開門大聲跟媽媽說: ”糟了！台北在殺豬！“。我心裡想，殺豬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原來，台灣人叫日本人”狗“（很兇，但乾淨），叫光復後來接管台灣的外省人”豬“（又髒又懶）。之後幾天，關西鄉下倒沒發生什麼殺人的狀況。我只記得父親及關西重要人物有在討論去軍火庫拿軍火發給人民來抵抗鎮壓軍隊。還有那時在台大上學的兩位哥哥被分發到幾顆手榴彈，也是準備反抗鎮壓軍隊來時用的。他們帶回這些手榴彈，不知怎麼辦，結果把它丟到河裡。鎮壓軍來後，記得父親跑山上去躲了好幾天。

228事件很多無辜外省人被殺，很多臺灣菁英被殺，最重要的是，這事件對台灣人造成不可療癒的傷害，至今影響台灣的政治，造成強烈的揮之不去的台獨意識。台獨意識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外省人殺台灣人，“外省人”等於“中國人“。中國人像日本人一樣是外來政權，台灣人只有獨立才能當家做主。但這邏輯的前題都不正確，來接管、統治台灣人的是“一些”外省人，國民黨。有些外省人是共產黨員，他們支持228造反國民黨。那時的實況是，國民黨在大陸被人民唾棄，後來跑到台灣，中國人更恨國民黨！台獨意識的簡單思路：仇國民黨→仇外省人→仇中國人，造成現在台灣政治的死胡同。台灣人應該跟共產黨合作去打倒國民黨才對。

我以後的政治思路大致朝這方向走。從1945到1955我出國前國民黨漸漸經由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台穩定了政權，宣傳反共抗俄，但我完全沒被洗腦，已經親共。其中一大原因是，我認識一個很特別的人，何阿乾。我上新竹中學初中時住在竹東大哥醫院家裡。他是醫院的藥劑師，我們同睡一房。他是共產黨八路軍的逃兵。光復後他家裡很窮，去參軍。國民黨把他訓練幾個月後派去大陸打共產黨。有一天剛北上過了黃河，坐下來吃除夕飯，還沒開動就發現被共軍團團圍住了，沒辦法只好投降，年夜飯被八路軍吃了！結果他被分配到劉伯誠（叫獨眼龍）部下。共產黨教他唸書，教他醫藥學，過一陣子派他到軍醫院當藥劑師，一路跟著八路軍過黃河，打下來。一直到徐蚌大会战時，他因為是獨生子，在台只有一老母親，突然想家，在混亂之際逃走了，結果回到老家竹東，來我大哥醫院？。他雖然從共軍逃出來，不但不恨共產黨，還一直懷念他在八路軍時的日子。天天晚上告訴我他在八路軍的故事，比水滸傳還精彩！還教我共軍唱的歌，跳的舞。所以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對我完全沒作用。I knew better!

我是中國人

我在中學時代最關心的是政治問題，尤其從出生到18歲出國之前經過日治時代，二次世界大戰，國民黨統治時代，及中國內戰以後兩岸分裂狀況。我那時一心要救國救民，在日記上寫：“我的思考單位，最小是國家”，我的意思是中國。如何使中國強大，恢復以前的光輝，是我的最大課題。
在出國前我心裡已經支持共產黨。出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美國大學圖書館找毛澤東的著作及有關中國共產革命的書。念了 Edgar Snow 的 “Red Star over China” 及 毛澤東選集。不但覺得共產革命是中國的將來，也確定是世界的將來。我在英語還沒學好之前就先選俄語，因為我打算在美國念完大學後去蘇聯念研究所後回大陸參加中國共產黨革命。我的思想歷程在“超越馬克思及維根斯坦”一文中有詳述。

1972年，尼克森去訪中國前，加拿大已經跟北京先建交，我寫了好幾次信去駐加中國大使館，表示希望能去訪問，但一直沒回應。尼克森去後不久，我就接到來信，叫我去辦簽證。我一個人坐飛機到香港，再坐火車到廣州，路上火車在深圳入境，那时深圳是個小村莊，全是稻田。從廣州又坐火車兩天一夜，一路黑漆漆的到了北京。來火車站接我的是一位台籍幹部。我來時路過東京去看我四哥，他說他以前有一個臺灣同鄉朋友，20年前去大陸，不知下落，他寫下這人名字叫我去大陸時問一問。這位幹部自我介紹是台灣人，叫李平，我就拿出哥哥的紙條問他聽過這人嗎（紙條上是“呂”什麼的）？他說，就是我！他是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他負責接待我。那時正好有一個美國台灣人組成的“保釣團”來訪北京，有十幾個人，都是在美國左派的台灣學者。他們把我放入這一團一起招待，以後三週的活動都是台聯安排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恩來總理接見了我們。

有一天晚上，我們正要睡覺前，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們立刻去人民大會堂有重要領導要見我們。十二點半大家在一會客廳坐好，周恩來從旁門走進來。我發現我被安排坐在他旁邊，大概是因為我年紀最大（35歲），又是教授，別的團員都是年輕的碩士或新博士。周恩來很平易近人，跟我們像朋友之間聊天一樣，一點沒架子，有問必答，一直談到四點半，他太太鄧穎超才出來叫他去睡覺。他說他只要睡3個鐘頭就夠了。

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那年的兩件大事，一個是尼克森來訪，另一個是林彪事件。外面只知道林彪出了事，中共還沒對外公佈。周恩來先向我們說明了林彪事件，再談了很多很多事，詳情我在我當時剛創刊的國際季刊“Social Praxis” 第一期中以筆名 Sanford Lee 發表了 “Conversations with Premier Chou En Lai”. 有些那裡沒報導，現在想起來還是有意思的，現在報告一下。那時我很驚訝他對老蔣的評價很高。他說，蔣介石是個愛國者，他雖然靠美國但他不相信美國，你看他一輩子不敢去美國，他兒子就比較笨，去了美國一趟差點被殺掉。美國在培養親美派搞台獨，要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吳國楨事件及孫立人事件），韓戰時把第七艦隊放在台海想把台灣與大陸隔開，勸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他不但不撤，反而把台灣最重要軍隊放在金門，明知我們不會打他。我們之間有默契，隔天炮打，這是做給美國看的，表示雙方都主張一個中國，內戰還沒結束！台獨之到今天還不可能，以後也更不可能，就是周恩來跟老蔣那時安排的！我本來以為，他說的“默契”是互相不言而喻的瞭解，最近才發現報導，那時他們真的有互派使者在香港談好。那時我才知道，政治上表面看到的聽到的跟幕後當權者的操作是有很大距離的。我們普通人只有被利用，最好不要受騙去賣力。

文革時，大陸一直在鼓吹要解放台灣，有一位年輕激進的臺灣團員就說：國民黨是紙老虎，怎麼不用武力解放台灣？周恩來說：你們年輕人沒經過戰爭，我們經過的人知道戰爭多可怕，打臺灣是打得下，但雙方要死多少人呀！台灣經濟又會完全破壞，不能隨便考慮。
四個鐘頭內我們談了很多事情，現在突然想到一件事覺得很諷刺。他說中國發達以後絕對不發展私人轎車，他說我們會繼續用腳踏車，又健康又環保！坐在他另一邊的陳永貴副總理，他插入說：我最近剛從考察法國回來，我在巴黎看到一街都塞滿了車，空氣不好，比我們用腳踏車還慢！他是個農夫，在西北偏區把一個窮村莊在他帶領下轉變成模範公社，“農業學大寨”是文革時的三大紅旗之一，其他兩個是大戾及紅旗渠，三個地方我都去過，大寨還去了兩次！陳永貴當了副總理，還穿著西北農夫的衣服，那個時代真的農人工人直接參與國家最高層政治，假如這種人還在中央，中國應該是完全不同的中國。

我們這一團的左派青年都是支持共產運動的，有好幾個，包括我自己，向周總理表示，我們想回中國服務。結果，有幾位留下來了。過了幾天，周恩來傳話給我，他很實在也很坦白，他說，你的情況比較不同，首先，你的專業是哲學，我們需要的是科學方面的人才；第二，你已經有家庭，你的太太又是美國人，你太太跟孩子在中國生活可能不會適應得來；第三，你是大學哲學教授，以你的身份，你留在西方對我們比較有用。真謝謝周總理給我的務實分析，若我那時會祖國，以我那時的極左思維，我的後果應該會跟四人幫一樣。之後周恩來見了一次，是他最後在公開場合出現時，應該是1975年國慶在人民大會堂國宴上，每桌上已經有他的致詞稿，他由人扶他上主席桌後，由別人替他念稿，之後在大家掌聲之下扶他出場，大家都知道他是來向大家告別的，過不久他就去世了。
第一次訪中之後幾年中，每一兩年會去大陸一次，都是政府邀請的。每次去差不多三星期，到處去看，各種公社，幹部學校，普通學校，工廠，古蹟，革命聖地（如延安），少數民族區（如延邊朝鮮族自治區及西藏），參加國慶等等。也見到其他領導人，如四人幫及鄧小平。四人幫沒跟他們談，但鄧小平見了兩次都有座談。第一次是周恩來去世後毛主席叫他回來主持政務。他跟我們的談話重點是報告文革的成果，也向我們保證，他絕對不會向文革翻案！這個談話我也以我那時的筆名“范瀾”在香港左派週刊“七十年代”發表。我在那期間照了很多照片，錄了很多談話，除了寫文章之外，也常上電視及到處演講，放錄影片，宣傳文化大革命。也編輯了兩本 Anchor Books, ”Mao and Lin Biao”及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Self Portrait of China Today”。

文化大革命現在大家都在罵，但我的看法不一樣，I know better! 我在文革後期去了好幾次，親眼看到的不但不像以後說的那麼糟，而且很好！雖然最後失敗了，但失敗不等於不對。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後當然要醜化前朝。其實是全體人民辛苦建設起來的經濟基礎，正要起飛的時候，被少數人搶走了。毛澤東之偉大說不完，偉大的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詩人、書法家，有史以來世界上有比他偉大的嗎？ 但他最偉大的是革命成功後，可坐享其成之時，在晚年還不忘初衷，想在有生之年實現共產主義。雖然太急了，手下人的程度不夠，失敗了。但資本主義走到末路時，如果世界沒被毀滅，人類還是會走社會主義的路才有救。

我是美國人（本來不想）

我家十兄弟，前四位留日，老五沒出國，留下來照顾老家，後五位全留美。第一個留美的是老六范光煥。他很會交朋友，也很會辦事情，在台北唸書時，就懂得留學美國的方法，1954年就去美國留學。我的留美全是他替我辦的，他也同時替我的好友王正秋辦好手續。高三時我們考取留學考，那時，高中畢業就可以留學。我們班上好像最先留美的是丁秋先、王正秋及我三位，我們三位出國前去照相館合照了。我本來不想高中畢業就出國，我覺得國學還不夠，最好大學畢業才出去深造，所以，考上留學考以後還去考台大，結果是經濟系頭榜考上。後來因為1955年政府發佈兩個有關我們前途的政策： 其一，以後要大學畢業後才能出國留學；其二，以後服兵役從以前的一年改為兩年。第一條正合我意，但第二條要當兵兩年我覺得太浪費我的青春，故決定出國留學。

我家那時經濟狀況很不好，父親因想從農業轉型工業，買了一個製茶工廠，結果失敗破產。我要出國時，他一分錢都拿不出來。結果是王正秋幫我500美元買票出國。我和王正秋坐飛機到日本橫濱，坐中國貨船重慶號去美國，一上船看到丁秋先也在船上。我跟丁秋先特別有緣分，我們初中時在新竹中學與李遠哲是同班同學，我們那時都很內向，其實我完全不記得他，是他後來告訴我。高中時我們同時轉師院附中，又是同班！

在重慶號上，我記得餐餐都是大魚大肉，但我很慘，因為我會暈船。船一出港口我就開始吐，一直到兩週後，在 Tacoma, Washington 上岸才不吐。這期間我只吃蘋果，因為，之前在台灣蘋果是寶貝，只有生病時才能吃到。我四哥那時在日本，從東京到橫濱來送我上船時，給我一大箱蘋果。我吐了以後什麼都不想吃，就吃我最喜歡的蘋果，這樣兩週，一吐一蘋果，一吐一蘋果，等到上岸以後，我一輩子看到蘋果就想吐！

Tacoma上岸以後，坐火車去 Kansas 州上學。在火車上我的英文程度立刻受到考驗。台灣的英語教學很糟，到現在還是一樣，什麼文法，KK音標，學了一大堆，上了戰場都不管用，聽不懂，說不出，只會說yes and no。我事先有準備最急用的字就是廁所，我記住各種說法：Washroom, W.C., Toilet, Man/Women room, Powder room, Lavatory, 這樣應該夠了。上了火車不久，我們餓了，去餐車，坐下來一看Menu, 把價格換成新台幣，根本吃不起，最後只要了麵包和牛奶。牛奶喝完想小便了，心想我熟記的單詞現在派上用場了。但從火車頭走到火車尾，就是找不到，只看到一個 “Restroom”（不在我的目錄中），心想會不會是這個？探頭一看，看到幾位男生坐在沙發上抽煙，是休息間！沒看到廁所。結果不得已，在兩車之間解決了！但完後兩邊门都自动鎖上，我出不去，站了幾個鐘頭，到下一站門才開！

到美國以後，前十年時間一直半工半讀到完成博士學位，完全靠自己。回台以後，我常聽到我的工人在談以前他們多苦多苦，我就說，你們不管怎麼苦都沒有我以前苦，請問你們，現在在台灣你們不願意做的工作誰做？他們說，外勞呀！我說，我就是美國60年前的外勞，白人不做的工作我做！我問他們，餐廳裡最低的工作是什麼？洗碗對吧？不是，還有更苦的：刷鍋的, 又油又焦很難清。我問，街上有圓圓的鐵蓋子，下面是什麼知道吧？下水道吧？ 其實有兩種，排雨水的排水道及排大小便的污水道。我去美國後第一個暑假，就是天天出入那鐵蓋的清道夫。

我第一個念的是一個在 N. Newton, Kansas 的門羅教學校，叫 Bethel College. 這學校只有200多個學生，但很歡迎外國學生，有20多個從各國來的學生，有從美國、臺灣（7個）、埃及、菲律賓、伊朗、波多黎各、巴拉圭、德國等國的學生。在那小學校，他們很照顧外國學生，剛去美國那是最好的過渡地方。沒去之前我哥哥就替我弄到免學費獎學金（才能辦留美），到了以後他們給我工作，做學校的清潔工換住宿費，做餐廳刷鍋的換三餐。

兩年後，轉學伊利諾大學（在 Champaign/ Urbana）數學系，我主修數學完全是因為英文不行，不能唸我喜歡的哲學，數學不太需要英文好。伊利諾大學也很歡迎外國學生，台灣來的就很多，在那裡就碰到出國前一起受軍訓的傅大祥及葉祖堯等好朋友，我們都在數學系。那時伊大數學系站在研發電腦的先鋒，他們有一個電腦像一個教室一樣大，最近才發現在電腦史上是有名的，叫Illiac。我們三個好朋友都知道，電腦是世界的將來，故畢業後都決定留在研究所學電腦。但學了一個學期以後，我覺得實在沒興趣，且覺得英文差不多了，才轉到哲學系。

在伊大拿到碩士學位後，我要念博士有兩個選擇，哥倫比亞大學及夏威夷大學。照常理當然應該去哥倫比亞大學，名牌學校，從那裡畢業以後找工作很容易。夏威夷大學剛成立博士班，完全沒名氣，我從那裡拿博士學位會是他們的第一屆博士。兩個地方都給我入學證，但最大區別是，前者沒獎學金，後者有。我那時已經結婚，又有孩子，再一邊打工一邊念博士，會很辛苦。再嘛，我想我寧可做小池裡的大魚，而不要做大池裡的小魚。結果這個決定是非常正確的。

我去夏大後，就碰到我的大恩師 Richard P. Haynes. 我跟他很有緣分。他在伊大念博士時是哲學系助教，有一堂課上我問他一個問題，他想了一下說：“我不知道答案，我回去查一查，下禮拜回答你”。這麼老實的老師我第一次碰到，永遠記得他，也把他當作我以後做老師的模範。到了夏威夷看到他就在哲學系，高興極了。他特別欣賞我，在課堂上討論問題一定要叫我發言，每次發言他又誇之有餘，這使我這很內向害羞的個性，漸漸有自信起來。這就是“小池裡的大魚”的效果。

做人方面他也是我的恩師。他很會社交，朋友很多，在一個 Party裡面我注意到總是有很多人圍著他有說有笑的，我總是站在角落裡，無人理睬。有一天我就問他，“老師，我很羨慕你那麼會交朋友，請問你見了一個陌生人怎麼開始說話？” 他的答案：“打開嘴巴，就說話！” 這一招，像我的看手相一樣，改變了我的一生！ 說什麼不重要，開始說話表示友好才重要。“今天好熱哦！ 你這件衣服真好看，哪裡買的？…” 隨便你說，開始才重要。

我在離開伊大之前就選了一門維根斯坦哲學的課，那時很少人知道這個哲學家，包括我的博士論文導師Haynes。我來夏大時已經是維根斯坦的信徒，就把他的哲學介紹給老師，他立刻也成了這新哲學的信徒。所以我要寫有關維根斯坦的論文，他很贊成，一路支持、鼓勵。我的論文叫 Wittgenstein′s Conception of Philosophy (維根斯坦的哲學觀)。老師說太好了，應該送去出版！我跟本不知道應該送去哪，後來看到我念的維根斯坦的書上面有出版社的名字和地址，是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England。我就送給這地址，信上說明這是我的博士論文，短了一些，英文不太好，因為我是外國人，若你們覺得可用，我可以增長一些，英文不通之處，會找本地人改一改等等。不久，接到一封信，是主編 Jim Feathers 寫的，他說：”我們是維根斯坦的官方出版社，我們之前只出版他的原著，不出版二手評論書，但你這本書是非常好的對維根斯坦哲學的全面介紹，我們喜歡簡短的書，不要增加，我們喜歡你清晰簡潔的英文，不必修改。“

就這樣，我糊里糊塗的把我的博士論文在哲學界最高的出版社出版了！你要知道在美國學術界成功之道叫 “Publish or Perish!” (出版或完蛋)，你想要在學術界有立足之地，就靠出版書，而且要出版在有名的出版社。故這本書是我以後的開門鑰匙。第一個工作是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在那裡不到兩年就升副教授，後來到加拿大約克大學，不到35歲就升正教授，到現在為止還是最年輕升正教授的紀錄保持者。正教授當然有 Tenure (終身職)，不但是鐵飯碗，還有很大的自由及保障。基本上你可以教任何課，開任何新課。所以我在60年代就開課教馬克思哲學、毛澤東思想、性的哲學…等等大學裡從來沒有的課。美國這方面，學術自由，是沒話講。

但課外活動就不一定了，那正是反越戰時代，我不但參加反越戰運動，還常常被邀請上台演講，這些活動美國政府都在盯著，尤其還沒有公民身份的人。我雖然可以申請公民，因為我在美國已住了10多年，有工作，太太是美國人，又生了好幾個孩子。但我去美國從來沒想要作美國人，從來沒有英文名字，因為我是去深造，一直想回中國服務。有一天，不記得是移民局還是FBI來找我，說他們在調查我，若我是共產黨或參加其他非法組織，就要把我送回台灣！他們叫我去詢問時就問我，哪天哪日你的車怎麼會在反越戰大會現場？我說我送太太去（她是公民，她反對越戰），你為什麼訂閱這些極端組織的報紙：Daily Worker(美國共產黨報)，The Militant (美國托洛斯基派報紙)， National Guardian （毛派報紙），Granma (古巴官方報)，等等？我說，我教一門課，叫“反抗哲學”，這些都是參考資料。他們再拿出一張支票，問，你為什麼送錢給The Black Panther, 黑人激進派團體？我說，我送錢去是要訂他們的報紙，你們怎麼攔截走了,難怪我沒收到報紙！他們問了這些以後，說要繼續調查，等了很久還沒結論。

我看情況不妙，正好我在夏威夷大學的同班同學是反對越戰而逃兵役去加拿大的美國人，他在多倫多約克大學教書，他說你乾脆來加拿大好了，我就搬到加拿大去了。但我沒辭掉美國的工作，若這邊沒事，在加拿大不習慣，還可以回來。這期間又想，假如有美國公民身份，他們就不能因政治因素而把我送回台灣。我本來要申請公民條件十足，就申請了。結果移民局叫我去詢問，又攤出以前的問題，我一一回答，又叫他們去我大學調查，他們的調查結論送我一份，其中說：雖然他對親共的強度不完全老實，但他沒參加任何非法組織，他的反越戰態度及活動都在合法範圍之內，建議頒發公民證。就這樣，我在決定離開美國後，得到了美國護照，去大陸訪問時用的就是這護照。

我是加拿大人

我1970年去加拿大約克大學教哲學，一待25年，一直在 Atkinson College 哲學系教書，一半時間當系主任，因為作得不錯，他們一直不讓我退下來。有一次退下來讓別人做，他作到一半自己作得很辛苦，大家又不滿意，還是請我回去作。其實作系主任很簡單，要抓住兩個重點，一個是爭取經費，一個是爭取人員，別的雜事別管。不會作的天天管雜事，煩人煩己，大魚沒抓到。舉個例子，有一年全校只能請6位新教授，我爭取到一個，這已經很不錯了。我們公開邀請有邏輯專業的教授來應徵。結果找到一位相當有名氣的學者，Morris Engels, 邀請函還沒發出去之前，校長接到一位從英國劍橋大學剛拿到博士的非常優秀的學者 Stuart Shanker, 他的博士論文已經被大出版社接受出版，校長決定要他，就通知我們不要邀請我們要的人。

校長是有這權力，但很不合理，因為他的專長不是邏輯，而是維根斯坦，跟我重複了。我說雖然有重複，但他實在優秀，我們歡迎他，但我們還是須要邏輯專家。校長堅持只能有一位，不理我，連我的電話都不接了。我發文正式要求見他，也不准。結果帶全系老師到他辦公室門口，還不見，叫秘書來傳話，校長說我上次電話上對秘書不禮貌，要我向秘書道歉才見我！我說我怎麼不禮貌了，我有罵妳嗎？她說我掛了電話。我說我掛了電話，是因為跟你講沒用，我不是生你的氣，是生校長的氣！小小一個大學，一個系主任要見校長都那麼難，我去年去中國，周恩來總理都見得到，你一個校長擺什麼架子！要道歉的不是我，是校長！這話傳進去，他就出來了，知道理虧，笑嘻嘻的，很客氣，結果就如我要的，給我系兩位新教授！這位校長是有名又能幹又霸道的校長。這件事傳出去，我在學校就有點名氣了，“小范老子” 不好惹，連校長都惹不起他！

在加拿大除了教書，作系主任，養四個孩子之外，還忙著左翼政治活動，其中一個重要活動是，接待來自中國的學生及各種文化交流團體。我們組織了一個“中加友好協會”。新的留學生來了，我們幫他們融入加拿大生活，來訪團體來了，我們安排他們去玩。但團體來時，除了要看尼亞加拉瀑布之外，都要找 “白求恩故居”。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他在抗日戰爭時去作八路軍的軍醫，結果在醫療傷兵過程中傷了自己手指，以致發炎而病死，因為那時沒有抗生素。毛澤東為了他的告別式寫了 “紀念白求恩” 一文，後來變成文革時全民必讀的 “紅三篇” 之一，其他兩篇是 ”為人民服務” 及 “愚公移山”。所以白求恩是在中國人人皆知的加拿大來的英雄。但在加拿大，沒人聽過他的名字。後來因為從中國來的團體、官員等等，都要去訪問他的故居，加拿大政府才趕快找到後修復，成為最熱點中國人的觀光勝地。

在我接待從中國來的訪客之中，最特別的是朱鎔基，大概是70年代末期，有一天，我接到一個左派洋人教授朋友從另外一個城市打來電話，說一個中國經濟訪問團要來多倫多，他們完全沒安排，也沒人接待，我能不能照顧他們。我說是官方團體的話，應該請中國駐多倫多領事館安排，我打電話去領事館，他們說他們剛設立，太忙，沒辦法幫忙。朋友說團長是朱鎔基，是什麼經濟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我說我不懂經濟，不知怎麼安排。他說，朱也是學者，是清華大學管理學院的院長，我當然沒聽過這個人，既然是學者又沒人照顧，那就答應了。結果一來8個人，又要玩四、五天，想去尼亞加拉瀑布之外，當然要看“白求恩故居”，又要參觀工廠，又想跟政府經濟相關單位談談，也想訪問大學，等等。這個任務可大了，全落在我一人身上，我自己的车子又太小，租了个麵包车自己开。那時朱鎔基當然還沒出名，但一看這人非同小可，因為他自己很低調，不太說話，但周圍的人對他唯恭唯敬，一切聽他交代。他自己兩手空空，但周邊的人手上都滿滿的東西，都是為他服務的。其實那時派他出來，已經在準備他接著要做大事。故回去不久就升任國務院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上海市長，後副總理，最後總理。

我盡了很大努力滿足他的要求，基本上都做到了，政府及學校也很給面子，不但去訪問了，還請客。我還記得校長請客時（可能是因為他記得我見過周恩來！）的好笑場面。去之前我問他們西餐他們習不習慣？朱鎔基回答，放心，我們來之前都上過西方餐飲禮儀的課，知道怎麼用刀叉。結果第一道上來的是湯，他們一起拿起湯匙大口吸，發出中國人喝湯的聲音。主人瞠大眼睛看著！他們沒學到重點，洋人最忌諱吃東西時出聲音！中國人喝湯有聲音才香。

朱鎔基是湖南人，離開多倫多前一天晚上，我說，你出來那麼久，可能想念中國菜了，這裡有一家湖南餐館，我沒去過，帶你們去試試看！結果錯了，他說，一點都不像湖南菜！
我也跟他談了政治問題，尤其是台灣問題，他說得很清楚，我們現在專心搞經濟，在這過程中，跟美國搞好關係最重要，台灣問題我們擱置下來，只要不獨立我們都不管。事實證明這個方針一直保留到現在。

他回去以後節節高升，每次我去大陸訪問，他都會接見我，常說我是他的老朋友，請我吃飯，安排我去人民大學哲學系講學。她女兒朱燕來在那兒教書。後來，朱燕來留學加拿大是我幫的，我是她的保證人。但這個經驗不太好，也從此學會幫人要小心，有時你盡了力，但被幫的人覺得你幫得不夠，他會不高興。我那時是系主任，但研究所不是我管的，有所長。還好，所長是我的好朋友。他答應若朱燕來能滿足入學條件，他可以給她獎學金。入學條件很簡單，要英語夠水準，這我們倆都管不了。我把這信息告訴了她，且告訴她在中國考TOFEL，通過就可以拿到入學證。但她在中國已辦好出國手續，急著要來。我勸她一定要先考好 TOFEL 才來，不然來了以後約克大學的英文能力考更難通過。她不聽，堅持先來，結果第一次考不上，上課補修以後還是考不上，入不了學。我說這一關我完全無能為力，她不相信，結果一氣不知跑哪去了，以後就一直沒跟我聯絡。

在約克大學還認識了一位大官員，Andreas Papandreou, 他那時是約克大學經濟系主任。他父親，他自己，他兒子，三代都作過希臘總理。他那時是因為父親被軍事政變推翻逃難到加拿大。那個時期很多民選的社會主義首領都被美國支持的右派軍隊推翻。第一次見到他，是他帶來一位從智利逃難的哲學家 Claudio Duran 來見我，智利民選總統 Allende 剛被軍隊推翻，左派學者到處逃難。他問我有沒有辦法收容他，我想盡辦法把他留在系裡，到現在他還在約克大學教書。之後我創了一個國際性的左派學術季刊，叫 Social Praxis，就去請 Papandreou 來當編輯委員會成員，他欣然加入，還替我們寫文章。這個編輯委員會除了那時左派名學者像波蘭的 Adam Shaff, 匈牙利的 Agnes Heller 之外，還有一位很有名的政治家 Kwame Nkrumah 他是非洲甘那的國父，他是社會主義者，且主張汎非洲主義，主張非洲國家聯合起來，把西方趕出去，還寫了一本很受歡迎的罵帝國主義的書。他那時也被軍人推翻，逃難到鄰國。我在離開美國前與一位朋友編輯了一本書，叫 Readings on U.S. Imperialism（美國帝國主義讀物），收集了很多分析美帝的著作，第一篇就是上世紀最有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寫的。大概是因為這本書，使我在左派圈中有點名氣，所以邀請這些名人來當編輯時，他們都欣然接受。

Papandreou那時大概快50歲了，我們變成好朋友，我有時請他來家裡喝工夫茶，做點中國菜，他很喜歡。他也帶我去多倫多的希臘街吃飯。一到希臘街，就知道他在希臘人眼中非同小可，對他畢恭畢敬，還自動在餐館四周站崗保護他，雖然逃難到加拿大，他們還把他當作領導！他長得又高又帥氣，站在那兒就像是天生的一國之主，但真的大人物，像周恩來、朱鎔基，都有一個共同點，為人謙虛，待人和氣，說話聲音小（不必大聲，旁人會聽！），沒有架子，對周邊伺候他的人很體貼。有一次要我去他家裡參加他母親的慶生會，見到了他媽媽，太太（Margaret，美國人），及以後接他作總理的兒子（一直作到希臘金融風暴之前才被逼下台）。那次我吃到了至今難忘的烤羊腿，希臘人才真正知道怎麼烤羊肉！整只腿 先塞满蒜头，撒上盐及 胡椒粉，再涂上酸奶，放在冰箱过夜，再用慢火烤。 我出去一吃到好東西就問怎麼做，因為知道最後味道應該如何（看食譜沒用，因為不知做出來的對不對），我一定可以複製。所以我會做很多世界美食。

繞了一大圈

我在鄉下長大，最喜歡的生活是農業生活，小時候跟父親種蘭花，看果園，也跟母親種菜，養雞鴨，母親給我一塊菜園讓我自己去發揮。出國前，我在鳳山服兵役時看到北部那時沒有的果子，像百香果，就拿回來種。出發前一天，我去自己的那塊園向我的植物道別，非常不捨，一邊痛哭一邊想，什麼時候才能回來？結果，1956年出國以後第一次回家是17年後，1973年！

我第一次回來有點緊張，因為那時還是戒嚴期間，我怕我的親共活動被知道，雖然我的著作是用 K.T. Fann 之名，訪問大陸時也用別名。我哥哥用真名，范光煥，就上了黑名單不能回來。之前在夏威夷時跟一個那時鬧得很大的“陳玉璽事件”有關。我在夏威夷大學修博士時，首次遇到一位社會主義者，之前十年我自己思想上是社會主義信徒，但沒碰到一個活生生的思想上的同志。有一次，在導師 Haynes 開的Party中遇到 John Kelly, 他是白人，太太是夏威夷原住民，叫Marian, 夫妻都是夏威夷左派領袖。此後我如魚得水，有了一群政治思想相同的朋友。他們立刻要介紹給我臺灣來的一位朋友，叫陳玉璽。他是本省人，公費留學夏威夷大學念經濟系研究所。他們說他有問題，中華民國駐 Honolulu 領事館在調查他，說他親共，又公開參加夏威夷左派人士發動的反越戰活動。第一次見面，我看他性格溫柔，很低調，怎麼會惹上國民黨呢？他說前一陣子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位美國牧師寫文報導說他剛剛从台湾回來，自由中國多好多好，說得像天堂一樣！後來有一位自稱是台灣人，叫 Guang Di, 寫信給報紙，說那全是廢話，臺灣處於白色恐怖，是長期戒嚴統治，談什麼自由！之後報紙發表了一封一群台灣人寫的信，大罵這位 Guang Di 寫的信，他們是有名有姓的真台灣人，他們根本不認識 Guang Di 這個人！陳玉璽說，這封信是領事館寫好來學校找所有臺灣學生簽名的，大家都簽了，只有他不簽，他說那個人寫的沒錯呀！既然如此，領事館咬定他就是 Guang Di！我才恍然大悟，那封一堆臺灣學生簽的信的來龍去脈。我說我害了你了，那 Guang Di 就是我！我的英文名字是臺灣拼法 Fan Kuang Tih, 為了讓台灣當局查不到才故意用大陸拼音。

結果他拿到碩士護照期滿後，雖得到繼續念博士許可及獎學金，領事館不延期他的護照，逼他回台灣。他在回台路過東京時跳機，躲在日本左派朋友家裡，在日本時他替親共的“大地報”以爱华筆名寫稿。但日本政府很壞，他們跟國民黨合作，把他抓了，送回台灣，交給警總軍法處，以“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罪起訴。我們在夏威夷左派朋友得知後，發動救援會，鬧得非常大，常常去領事館示威。國際上也發動左派運動去罵台灣的史無前例的長期戒嚴統治。我的最大貢獻是寫一封信給上世紀最有名的哲學家羅素，告訴他這個案件，附上報紙的報導，拜託他利用他的名望來支援陳玉璽。大概是因為之前我編輯那本“美國帝國主義讀物”時，有請他給稿，是那本書的第一篇文章，他還記得我。雖然他那時已經是95高齡，還特別寫了一封信給夏威夷大報發表，大罵臺灣蔣家政權，要求立刻釋放陳玉璽。我們大大利用這封信去宣傳，造成對台灣政府很大的國際輿論的壓力，尤其那時臺灣自稱是“自由中國”！也因此從輕判七年徒刑，但國際救陳運動不息，重創臺灣的形象。為了止血，關了他兩年多以後（1971）放他出國繼續他的學業。

所以我第一次回來時，有點怕當局找我麻煩，還好沒事，唯一虛驚是在新竹街上，憲兵把我攔下來，原來是因為我的頭髮很長，那時不准男生有長頭髮，要抓我去剃頭，我拿出美國護照，他才放我走。

第一次回台後就常常回來了，不但看久別的父母兄弟，心中最掛念的是大恩師徐為王。我父親本來要我念醫，我實在不想，他就建議理工，我也試過，先主修化工，但一學期下來，我的分析化學課全不及格。雖然我在實驗室裡非常認真作實驗，沒人告訴我色盲的人不能唸化學，因為實驗全靠顏色的轉變。我之後來決定主修我最喜歡的文科、哲學，要歸功於徐老師。

我一直喜歡國文、歷史、地理，最怕數學、物理、化學。在新竹中學初二時，全校作文比賽就得到第一名，評審委員中有些老師不相信一位初二學生能作出那種文章，結果叫我去校長面前考問我，那時校長是有名的辛志平，他一聽我說明文章內容，立刻說，沒問題是他寫的！徐老師來時還很年輕，好像三十不到，他接的是大家最喜歡的退休國文老師熊老先生，大家有點擔心。但從第一堂課開始，我就天天期望著上他的課，因為他敢教、敢說、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在那個時代他敢在課堂上教毛澤東的詩，我還記得他說 “…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你們看毛澤東這個人多麼胸懷大志！ 我以後問他，你在那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年代你怎麼敢這樣教學生？他說在抗戰期間國共合作，毛澤東有一次來重慶某大學演講，我們去聽，都覺得他不得了，就是那時各大报登了這首“沁園春”，轟動一時。好詩就是好詩，怎麼不能教！

我還記得他給我們的第一個作文題目是：“為什麼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文章的大意是：父母對子女的恩愛我們有生之日無法報答得了，除了父母還在時盡量孝順父母外，最重要的是要把這種偉大的愛傳下去，假如你無後，這個愛的傳承就斷了！老師非常喜歡這篇作文，他在班上宣布，這是他教學以來第一次給甲上，還把它貼在黑板上，叫大家參考。以後他也常常誇獎我的作文，還給我一個特權：他知道我作文要思考，課堂上時間不夠，他讓我帶回家慢慢寫，第二天才交稿。過了一學期後，他還說，班上作文最好的都是外省人，光棣是本省人，他能寫得那麼好真難得，現在已經超過最好的外省同學了。

之後他一有機會就稱讚、鼓勵我，在週記上也批：“這學期全班你的週記寫得最好！”。別的方面我也覺得他在特別關注我，對我以後的成長影響很大。有一次全班去碧潭游泳，我跟王正秋在河裡打水戰，互相撥水看誰先敗，結果我支撐不住輸了。上岸後，老師走到我旁邊輕輕地跟我說，光棣，我剛才在看你跟王正秋打水戰，你以為你打不過他所以放棄了，其實我看他也快撐不住了，假如你能再忍幾秒鐘，你就贏了！ 我以後每次碰到人生困難關頭快放棄時，就想起老師的教誨而不放棄。

畢業之前，我找老師討論以後的方向，告訴他父親希望我唸理工，他說這樣對我會很辛苦，以後成就也不可能很大，我的才華是在思想方面，這方面我的成就會較大。最後我走上哲學這條很少留學生走的路最大影響是他。所以我回台除了家人之外，最想見到的是他。第一次沒找到，第二次看到台灣也有電話簿了，就找到他的名字及號碼。在撥號之前我就想，快20年沒見過的老師，他這期間教了多少學生，怎麼會記得我，我怎麼自我介紹呀！一撥電話他接了，我猶猶豫豫地說，“我是20年前您在附中的…”, 話還沒說完，電話中好興奮的聲音：“反光底”（老師的四川腔），20年後他還認出我的聲音！我說您怎麼還記得我？他說20年來他在他教的每個班上都說：“以前我有一個好學生叫范光棣，他…!”,原來他是我念念不忘的恩師，而我是他念念不忘的好學生！你說這不叫緣份，什麼叫緣份！我這一生最大幸運是有機會維持這緣份，一直到他去世。

我在國外四十年，本來是去留學，當然要回國服務。後來跟美國人結婚，結婚時我只有一個條件，我以後要回中國，她答應了才結婚。婚後生了四個孩子，又因為親共，回台灣不可能。想回大陸，周總理又勸我不要。故回國的意念就漸漸覺得不太可能了。但世事會變，自己也會變。大陸文革失敗，走上資本主義復辟路線，臺灣自由民主化了，自己又經過很痛苦的離婚過程，小孩子漸漸長大了，再婚的對象是中國人，本來不可能的回家之路又變成可能了。結果在1995年，成功大學因為要轉型綜合研究大學，在那時文學院長閻振瀛規劃之下創了藝術研究所，閻教授是我的侄女婿，邀請我來接所長職。我就毅然決定回國。

回家的另一個大原因是為了兄弟情。我們十子十登科的故事常被媒體報導。很久以前電視上放了一個報導父親及十子十登科的故事，叫“路”，其中有一段影像是十個小孩子圍坐在一圓桌上吃飯，沒人看得出它的破綻，我們兄弟看了就笑了，因為老大跟老么差20歲，後面幾個還沒出生，前面幾個已經去日本留學了！哪有機會在一起過！第一次在一起是，父親病危時，大家從世界各地趕回來，也是第一次大家一起照了像。我決定回國時已經快60了，前幾個哥哥已年近80，我想落葉歸根，與兄弟共享餘年，也是人生一大幸運。

我父親，一介普通沒受過正規教育的農民，能做到“十子十登科”已經是史無前者，後無來人了，這個社會上他已經有名，但大家還不知道的是，他還做了一件史無前者，後無來人的事，這裡我向老同學報告一下。父親出生於我的“老老家”餘慶室裡，我家前四個哥哥及兩個姐姐都生在那裡。父親覺得自己兒女那麼多，在大家庭裡住不下了，自己在附近買了一塊3甲地，設計建築了“高平堂”，這就是我的“老家”。說到“餘慶室”，先讓我繞一個小圈，說說我救了它的故事，再回來說“高平堂”。

“餘慶室”是范家來台祖第三代范汝舟所建，是現在關西鎮保持得最完整的三合院。他之所以能在約200年前在鄉下建這麼一座到現在為止還是鎮上最堂皇的建築群，全靠樟腦。原來這個地區200年前全是樟樹林。他得到這個地區的開墾權之後，先砍下樟樹，提煉出樟腦。那時臺灣出產80%以上世界的樟腦市場需求。大家可能只知道樟腦可以防蟲，但不知道那時代樟腦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列強都搶著要臺灣。樟腦是那時代的重要戰略物品。大家都知道諾貝爾之所以設了和平獎是因為他對火藥的威力有貢獻而事後有罪惡感，但不知道他的貢獻是什麼。火藥是中國發明的，但到現在為止，我們放鞭炮都會造成烏煙瘴氣，若在戰場上，敵人立刻知道你從哪裡發炮而反攻你。諾貝爾的大發明是在火藥裡加了樟腦，能使火藥不冒煙！這就是樟腦對台灣歷史的重要性，及范家如何在關西發跡的歷史！

1997年，關西范家大老們決定要把餘慶室的主樓祠堂拆除，改建成更堂皇更高的建築，讓祖先有“新屋”可以住！這種做法在台灣到處已實施，古蹟可說已經大部分不見了。我當然反對，但我那時已經為了阻止“關西機械案”（下面再談）而惹得鄉民的公憤，決定不再出頭反對一些非關鍵性的事務。我知道他們已以650萬發包定案，且已拜神正式開工，象徵性敲下大門兩旁磚塊（現在還留著），下週祠堂就會被夷為平地。我那週末從成大教完書回來，心想，祠堂前面有很多手製石板，上面還有我們小時候刻的西瓜棋盤及五子棋盤，怪手一來全毀了太可惜。又想，我以後想在我自己祖傳的地方蓋房子，可能用得上，就跑到餘慶室交代一下，能否把石板留給我。結果碰到還住在“老老家”的堂兄嫂，看到我就哭著說，“我們好捨不得，你把關西機械案都擋下來了，有沒有辦法把這也擋下？” 我說：“你們不都贊成嗎？我聽說是如此，才沒去反對，既然住在這裡的人反對，我看看有沒辦法！”

我回去跟兄弟商量，大家都贊成不拆，但米已成飯，多數人贊成且已正式動了工，有什麼辦法阻止呢？我心想，還沒拆就有辦法！結果大哥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我們要求召開臨時宗親大會，建議暫時不拆除，讓我們兄弟出資先把破舊之處修好，一年之後，若大家不滿意，再拆不遲。在大部分宗親很不願意之下，勉強通過。整個過程當時各大報都有報導。結果我們兄弟（大部分大哥出）花了200萬元把它修好，保持至今，無人異議。

父親蓋“高平堂”跟客家傳統ㄇ字型很不一樣，他是反過來ㄩ字型。那時他的叔叔就批評他，說，太野了，沒照傳統！但他除了要十子成龍之外還有一個夢，十子成龍之後，有夠大的家讓他們都回家落葉歸根。所以先建了ㄩ字型三合院，以後要完成一個四合院！ 後來，除了五哥留在老家照顧老父母之外，四個兄弟在台灣各地就業沒住在老家，其他五位，不是在美國就是在日本成家立業，根本沒有回老家的打算。

老家除了過年過節留台各地的家人回來團聚之外，別的時間空空的，完全沒有完成四合院的需要。但父親90歲時，覺得他的第二個夢還沒實現，有點急了，召集在台兄弟，說他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夢！兄弟都反對。說，兄弟一半在國外，已成家立業，不可能回來，在台灣的又各自有家，不常回來，再建後堂，一定會變成蚊子館。父親有點生氣說，我現在沒有現金，但不是沒錢，我有很多土地，你們先借我現金，以後賣土地還給你們！後堂我要建才能死而眠目！兄弟們沒話說了，都拿出錢來，就如此父親在93歲去世之前完成了四合院。

長話短說，父親去世之後20年，30年，奇蹟發生了，不可能的變成可能了。國外五個兄弟從60到85歲，一個一個全回老家退休。其中七哥是回家途中在三藩市中風去世的，失去意識之前還手寫交代兒女，“Dead or Alive, Go Home!”。最不可能的是四哥，他中學時就去日本，是第一位考進那時東京帝大法律系的華人。東大法律系是日本培養官員的地方，畢業後一定作官。他畢業時正好台灣光復，他想回來，但他的同學留他，說你是東大法律系畢業生，理應留在日本作官。哥哥說，留下來作官要入日本籍，又要改名字，前者還可以，後者他不想作。他的學長正在管國籍的部門工作，他說只要入日本籍，名字可以破例不改，就讓你作范家在日本的始祖！結果他一生以范光遠之名在日本作過法官，運輸省副部長，東京區海防副總司令，及亞細亞航空公司副總經理等職，肯定是台灣人在日本作官作得最高及最久的人。結果，他作了70年日本人後，85歲時回老家定居，現在90歲了。

之所以都回來，第一是兄弟情。這是父母培養出來的。我們十兄弟其實很不同，個個有很強的個性，思想很不同，有親共的，有國民黨員，有民進黨員，有的不信宗教，有的信，這種情況之下理應四分八裂，還談什麼兄弟情，想坐在一起吃飯！我家隔壁鄰居只有兩兄弟，就因分財產兩兄弟決裂，結果哥哥去世時，侄子打電話告訴弟弟說，“叔叔，你哥哥去世了！”他說,“你告訴我幹什麼？”當然也沒參加告別式。

第二是父親預先打造了一個客觀環境，讓我們有家可歸！ 現代化的一個大悲劇是家庭分散，人們離開土地及家，去都市裡住，結果有幾個人有“家”可歸？即使你想要，原來的家也改建了，或不見了。我在國外四十年，前20年平均每3年搬一次家，後20年才定居一處。我心中的“家”還是關西的老家高平堂，而這家在我離家40年後，基本上還是原封不動，只增加了後堂，有我獨自的一間房，其它一草一木一石一池，還是我小時候原貌，好像沒離開過一樣。現代有幾個那麼幸運的人？謝謝父親！

我決定提早從約克大學退休回來，還有一大原因是健康。年輕時不知健康重要，雖然得過瘧疾及B型肝炎，好了以後就忘了。中年時，又教書、參加政治活動、寫作、養家、養鳥，尤其離婚後十年一個人照顧四個孩子，完全過勞了。記得有一次我要去大陸旅行，安排了一個朋友專門幫我養一地下室的鳥，再請一對年輕夫婦替我照顧四個孩子。三個禮拜後，回來看到那對夫婦躺在沙發上，跟我說：累死了，再一天都撐不下去了！你怎麼一個人照顧四個孩子，又養那麼多鳥，又教書、作系主任，還去學陶藝！20年後見到他們還在念那回事！也因為真的過勞了，中年後半期什麼病都來了，50肩、長期疲勞症、心臟病，最後，肺腺癌。決定放棄一切（包括作得很成功的健康飲料生意），專注改善健康。所以，這20年來，雖然還作了一些事，但最重要的是研究健康長壽之道。結論是，吃最重要，外面商品化的東西基本上都不能吃。所以，我決定退休後要經營我這一甲祖傳的地，使我自己的食物能自給自足。

剛回來不久，這個夢立刻碰到一個大挑战。有一天在報上念到，離我這塊地上游五公里處要開發成220公頃的機械工業區，那麼，環繞著我這塊地的小河流不就變成這工業區的污水溝了嗎？這個就是臺灣環保史上重大案件之一的“關西機械工業區開發案”。這個案子是那時總統李登輝企業朋友主持的，民眾贊成，政府單位從上到下配合的案件，之所以最後被擋下來是因為兩個人：我跟內政部主秘曾振榮。這個故事應該另寫一本書，資料我都保存著。再長話短說，去年曾振榮80生日，特請我去講3分鐘話，以最簡短方式報告此案始末，那時的講稿就在此：

臺灣山坡地的無名救星

我今天特別高興來參加曾榮振兄的八十大壽慶祝會，更高興有機會在這裏公開向他致謝。在座各位都認識我弟弟范光群，但不認識他哥哥，因為我在國外四十年，回國後退休隱居在好山好水的長壽村，関西鎮上我自己打造的樂園。我過著天人 合一現代陶淵明式的生活。我之所以能有這世外桃源我要感謝曾榮振，因為假如沒有他在內政部秘書長任內的豐功偉業，関西今天會變成短命村，我的樂園會變成惡土。大部分政治人物的功績是有形有名看得見的，少部分，更重要的功績是無形無名看不見的。曾榮振對臺灣的最大貢獻是無形看不見的，他阻止了一個山坡地大浩劫的發生，他是臺灣山坡地的無名救星。請大家傾聽我簡短的報告這個很少人知道的故事。快二十年前我決定落葉歸根回台退休，回來後不久有一天我在報上看到関西機械園區開發案的報導。它是已投資 72億，總投資800億的重大開發案，坐落於離我家4公里上游的水源區，占地220公頃，要進駐100多個廠商。問題是全區屬於山坡地保育區，坡度超過 55%的六級坡有36%，超過40%-50%的五級坡有22%，共約60%的基地是“加強保育區”及“只宜造林區”，坡度30%-40%的四級坡及 15%-30%的三級坡只有40%。依當時比較寬的法令這種地方連房子都不能蓋，何況工廠。但那時李登輝總統正推動“根留臺灣”政策，鼓勵台商在臺灣找便宜的場地。本地居民90%以上贊成，里長，鎮長，民意代表，縣長一路贊成。李總統也屢次交待有關單位加速通過此案。我剛回國，笨頭笨腦，不知天高地厚，決定出來反對。親朋好友都勸我，“米已成飯，反對沒用，何況擋人財路危險性很大“。我跟光群找了十幾位附近居民成立了“鳯山溪愛鄉協會”開始反對動作。但第一年暑假我出國，我回來以後會員就剩下我們兄弟倆及一個侄女，其他全被安撫了。此後兩年多螳螂擋俥的辛酸史就不在此詳述了。幸虧後來臺灣環保聯盟在召集人林聖崇領導之下把關西案列為最重要反對目標。我們盡一切力量一路攔阻通關，結果被我們拖了兩年多，開發總面積從220甲縮小到88甲。但還是一關過一關，先環評有條件通過，後農委會退件幾次後通過水土保持，最後一關是內政部營建署。這一路上我接觸到的政治人物，官員及參加此案的專家學者，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沒有一個在替人民的長期利益著想。最壞的是那時的營建署長黃南淵，我問他“這案不是明顯的違反山坡地開發條例的麽？”他說“這法案是我們定的，我們也可以改！” 他完全站在廠商一邊替他們護航。我們已完全絕望，最後一關是一定會過的。1998年初黃主文出任內政部長，後不久就修訂山坡地開發從四級坡降到三級坡，且聽說三件普通的開發案（包括一個國民黨自己投資的）被一位檢察官出身的主 秘給封殺了。我們半信半疑，連環保團體都覺得不太可能，即使內政部真有這麼一位反常的理想者，四級坡不准開發是行不通的，反彈會太大，他可能擋不住。曾榮振封殺関西案的故事請大家務必看他的回憶錄。我記得清清楚楚十月九日內政部區域委員會開最後一次會議，要決定關西案的命運。照常我當然準備去參加，但事先 榮振兄有告知我們不必去，就在家裏等候好消息。十月十日雙十節各報大幅報導關西案意外地被封殺。但也有報導業者及贊成的居民準備發起大型抗議活動。剛好老天爺有眼，來了一個稀有的十月大颱風，到處報水災。反對的聲音立刻消失，一直到現在。臺灣的山坡地從此保住了。內政部自己組成的專家學者審查委員會要通過的案子，最後突然被剛上任的部長辦公室封殺，这是史無前例的。曾榮振在他兩年任內不但主導封殺四件快通過的開發案，也不准通過任何山坡地開發案。更重要的是成功的把山坡地開發永久降低到三級坡以下。它的難度及所需要的勇氣及謀略是超乎凡響的。不可想像的變成可想像，不可能的變成可能，因為臺灣官場有這麼一位威武不能屈，名利不能淫，真正為人民著想的無名英雄。真是難能可貴，我到現在還是覺得不可思議。稱他為臺灣 山坡地的救星是名符其實的。我再次從心底裏感謝榮振兄，也替臺灣後代謝謝你替他們保留了好山好水，雖然他們不知道你是誰。祝你健康，快樂，長壽！ 謝謝大家！

2014-06-14

我的功勞是把關西機械工業區開發案擋了兩年，才冒出曾榮振把它否決掉。若我那時不是隻身跳出來，關西今天已經變成工業區了，還談什麼長壽村！上星期還有一位叫林信雄的先生，自稱是綠色企業顧問，來找我。說他代表關西機械案老闆盧先生，來跟我談如何以符合環保的方式開發他們買下來的220公頃地。我們談起往事，他說对那時內政部長王主文他聽到兩種極端的評價，有人說他是清官，有人說他也要拿回扣，到底哪个对？我說肯定是清官，不然他不會否定關西案，另一說是怎麼來的？他說，盧先生說關西案時內政部要5%回扣。我說，原來如此，是內政部營建署長，不是部長！內政部歷任營建署長都很壞，接黃南洲的最近擔任桃園縣 副县长時利用他以前的關係大貪污被抓去關了。

我說曾榮振之前沒有碰到一個好官員，其中一個特別值得一提，我跟弟弟范光群去監察院陳情調查關西案，接此案的是光群學弟張某某，一坐下來他就說，“這是我最後一任監察委員，不會續任，所以我會好好辦這個案子！”。我心想，奇怪他怎麼說他会好好辦的前提是他不會續任呢？那麼如果能續任呢？答案不久就揭曉了！他的確如弟弟所說，很聰明，沒幾天就寫了一篇有根有據的彈劾書，重點是：法律上本來能開發的地方，現在加了一道關卡叫環境評估，過了才能開發。關西案地點是“生態保育區”，根本不能開發，你們怎麼能“環評”，而且通過！從頭到尾都違法！ 這一招太厲害了，連我都沒想到！依法，關西案死定了！過了一陣子，對方寫了一大堆狡辯回答，監察院理應依法辦理，結果一聲不吭！連他人都找不到了。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上面給他連任了！你說臺灣這個監察院是有用的嗎？

政治真的是烏鴉一般黑，不能參与！所以，我就學老子出關，隱居在鄉下，經營我的桃花源，回到我從小就最喜歡的天人合一，返璞歸真的農村生活。

2016年3月25日

*去年师大附中高36班一甲子同学会时我见意同学写回忆录, 因为大部份同学留学国外成为外国移民的第一代,我说你们子孙以后寻跟时会想要知道你们的故事, 结果大家都写了,我自己不得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