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台灣醫學要念七年。高醫七年，噩夢一場。班上好像有一百六十多人，但我至今僅僅認識十幾個。對於其他同學，七年之中我連一句話也不曾跟他們談過。我極少出現在學校，但卻惡名遠播，甚至遍及高雄一些大學與中學。

在同學們眼裏，我不但是個怪物，面黃肌瘦，衣著襤褸，蓬頭垢面，行徑詭異，而且還是個暴力陰謀份子，是個歹徒，共匪的走狗，一心要破壞社會的繁榮，傷害台灣民主自由；更有無數不可思議的造謠與抹黑，甚至還說我和其他黨外人士一起經營私娼寮，每天魚肉鄉民等等；還曾經有班上同學揪著我的衣領，問我說："你這樣打擊政府破壞社會，到底能從共匪那邊賺多少錢？"

當我念大五、大六，開始在醫院見習時，有一回，我媽心臟舊疾出了問題，理當緊急在台南就醫，但她為了想要多了解我所就讀的高醫，同時也能藉機親近我，堅持一路跑來高雄住院。那時候，我剛好在內科見習。一大早，同學們大家跟隨著主治醫師查房，當我們一大群學生和醫生來到我媽的病房時，我沒進去，悄悄脫離了人群，一個人站在病房外，靠著牆，心裏很沉重。

我之所以拒絕跟著醫生們一起進去查房了解我媽的病情，是因為我知道，帶頭查房的那幾位忠黨愛國的醫師和老師會故意在我媽面前羞辱我。我不想讓我媽難堪，所以不願意進去病房裏。我站在病房門外，隱隱約約聽到那位帶頭查房的主治醫師很不屑地問大家說我今天怎麼沒有來上班啊？連自己的媽媽住院也要翹課，是不是又跑去搞一些有的沒的啊？然後轉頭很輕蔑地對我媽說妳要管好妳的小孩之類。醫生、同學與護士們傳出一陣笑聲。

我知道我媽當場很難堪，但我知道，我若跟著進去查房，她會受到更大的羞辱，當時我若站在病床邊看我媽受辱，我恐怕會當場把這些老師、醫師給痛毆一頓。我不想發生這樣的後果，因此選擇不進病房。在那之後，我媽從此就再也沒有來高醫看病。所謂母子連心，我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我知道她感受到什麼樣的悲痛。

我看大島渚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台譯 "俘虜") 特別感動，看了上百次 (真的是上百次，不是形容詞)，總覺得自己就是那位充滿罪惡感的英國軍官；跟我一樣，曾經坐視自己最親近的人遭到眾人羞辱。

在那次住院事件之後不久，因為政治的緣故，為了避免進一步連累傷害家人 (甚至連我爸媽的人身安全都屢屢受到情治單位的威脅)，我被迫離開父母，徹底消失，音訊全無。隔年，我就被以叛亂罪移送法辦了。再過一年多，我媽因為勞累與擔憂，一連兩天沒睡而突然心臟病發過世。之所以兩天沒睡，是因為突然接到醫院的通知，說我病危，必須馬上開刀急救一條破裂的胃動脈。我知道我媽不可能在接到這樣的通知後還能安心睡覺，肯定會出事。但我當時工作的林口長庚醫院，明明知道我反對通知家人，依然偷偷透過戶政系統，連絡上我爸媽。

我爸媽連夜從台南趕來台北探望。因為大出血，我當時意識已經不是很清楚，但我始終記得在病床上看到我爸媽的那一幕。就如學姊所說，我媽當時的表情，就跟教父第一集裏頭教父把他被亂槍打死的長子送往殯儀館的表情一樣。一個人，究竟要有多大的痛苦，才會有那樣的表情？

我堅持要我爸媽回台南休息，我不需要照料。他們知道我的個性，只好當天就回台南。兩天之後，護理人員請我去護理站接電話，說我媽過世了。院方說我自己的病情危急，不可能現在就回台南奔喪，否則會死掉。但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堅持出院，連藥物也拒絕攜帶。

半夜回到台南，迎接我的是我媽的遺體。我握著她的手，兄弟們要我對她說話，說我平安回來了，但我一句話也沒說。我從小就常幫她按摩，曾經如此熟悉的一雙手，如今卻已冰涼。我看她眼角流出一條長長的淚痕，於是把它輕輕抹去，這也許就是我這一生，在她永別之際，為她所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喪事很快就辦完了，生活又回到原有的軌道上，繼續當一個醫生，諸事如常。但我慢慢才發現，原來我的整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了，我媽彷彿帶走了我所有的明天，剩下的每一個日子，全屬餘生。

我原本並不是要講這些純屬個人的事，算是題外話。我這留言原本只是想寫說：這些來自前朝藍營所加諸我身上的痛苦，就善惡意義來說，其實遠遠還比不上綠營勢力壯大之後的各種折磨，甚至因此讓我對人性產生很大的懷疑，人怎麼會壞到這種地步？但是，即便如此，一直到今天，我還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只是這個善性似乎很容易就會被各種偏見、謊言、利益、權力與政治洗腦所凌駕與蒙蔽。

你能不能想像，做為一個極少數異類的感覺？一個人，不管他天性多麼幽默開朗，多麼熱情奔放，事實上，當他成為一種異類時，他照樣得啞口無言，照樣得躲入山洞裏，儘可能遠離周遭人群。台灣始終是這樣一種完全被政治所壟斷的社會，封閉與反智之本質，從來沒有任何進步，甚至變本加厲到無以復加的病態地步，唯一改變的只是當權旗子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