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李敖)

三，

好人有可能做壞事。反之亦然，人渣也可能做好事。但是，做了一堆所謂好事的人渣，依然是個人渣。一個人之所以是個什麼樣的人，並不在於他 "說" 了什麼或 "做" 了什麼，而是在於他究竟 "是" 什麼。一隻小貓做出老虎的動作，並不會因此變成一隻老虎，反之亦然，一隻可愛的小老虎，也不會因此而被誤以為是隻貓。聽起來，善惡似乎很唯心，有著一種本質論的傾向。

我的意思其實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判斷一個人之好壞，需要一種判準 (criteria)。判準這東西存在哪兒呢？倘若它僅僅存在於外在行為之中，意味著善惡只是一種眼見為憑的東西，缺乏內在價值；就跟鈔票一樣，它有多少價值，不需要送去化驗分析，只須看鈔票上寫著多少錢就是多少，鈔票的價值並非內在。善惡難道也只是這樣一種東西？當然不是。它理應有內在判準，也有外在標準，而且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與前提。至於後者，亦即外在標準，則往往說不準，而且形式各不同。

行為本身之善惡為何說不準？因為觀點不同，立場不同，世界觀不同，而且後果如何演變更是說不準。爾之美食，也許正好是吾之毒鴆；甲國之英雄烈士，往往是乙國的戰犯或歹徒。更重要的是，內在思維與情感，將賦予外在行為截然不同的道德意義。

我念高一時，就被學校記了26支 "警告"，只要再多記一支 "警告"，折合三大過，就得勒令退學。學校也許捨不得我走，當警告數目來到26之後，便嘎然而止，不管我怎麼違反校規居然都沒事。我被記了這麼多 "警告" 主要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是所謂服裝不整，因為我從小是個野孩子，非常不習慣把衣服塞進褲子裏，總覺得彆扭。

另一個被記過的原因是，學校門口常有人分發各種廣告傳單，同學接到一堆傳單之後進了校門，隨手就亂丟。於是學校後來就規定不准接受傳單。我覺得這規定很不合理，你應該去處罰那些亂丟傳單的人，怎麼是強迫大家不可接受傳單？怎麼連這樣也要管？後來，我看到一些發傳單的阿伯或歐巴桑，大熱天站在校門口，一張傳單也發不出去，於是我就每天進出校門口時，當著教官的面，主動跟對方索取傳單。曾有個教官，當場對我大聲喝斥，企圖阻止，但我還是照拿傳單不誤。

我的一堆 "警告" 就是這麼來的。其它當然還有些類似的例子。你說我這行為究竟是善或惡？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唯一能確定的是，我是出於善意，我不想看到那些發傳單的人被每個同學拒絕。

這就是所謂 "角度" (perspective) 的問題，角度不同，外在善惡意義也就不一樣。從學校的角度看，我也許冥頑不靈，不受管教。但從我的角度看，一來校方根本沒有權力干涉我在校外要不要接受傳單，二來我不想看到發傳單的人受苦。於是，經過一番思索，我決定付出應有的代價，來回應我一己心中難以壓抑的良知。康德說得很對，他說，"有兩個東西長在我心：天上繁星，內在良知。敬而畏之，須臾不離。"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完全不認為別的同學應該效法我的所謂 "善行"。因為，行為面的東西是不應該具有任何普世性的。我覺得我應該做甚至以命相許的事，別人卻根本不需要跟我一樣去做，因為每個人各自有著不同的生命造化與抉擇。但是，李敖的行為主義式道德觀，卻有著一種自以為正義的所謂 "向外性"，認為別人都應該跟他一樣，才有資格稱為善。

我曾發明個詞叫 "一人聖經"，意即善惡或情感終歸是一個人的事，不應該自以為是地向外擴散，強加於他人身上；畢竟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應該如何抉擇與如何作為。我很喜歡維根斯坦曾經說過的一段話，他說："你耳朵聽力就算再好，也不可能聽見某個人跟上帝之間的對話。"

這聽起來，似乎連行為面的是非好壞都變成一種相對主義的概念了，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有些行為無從評價，但有些行為當然可以充份地論斷是非。當我們說某個人是人渣時，基本上也僅限於這樣一種可論斷之行為面的評價，而非扮演上帝，論斷其生命本質。阿扁在政治上毫無疑問是個大壞蛋，但做為一個父親或丈夫，我猜應該是個模範才對；角色不同，意義自然也不同。至於其為人之本質善惡究竟如何，那就只有上帝才有資格發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