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F，"人" 的力量是可貴的

我很不喜歡使用公民一詞，因為在島內，滿口公民者，必屬人渣或腦殘無疑。但我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詞，或可姑且一用，或以 "人" 代之，而無所謂公民不公民。社運亦然。在島內，所謂社運亦同樣被篡奪利用做為一種政治工具。但這並不意味著 "社運" 這東西就是假的、有害的。同理，市面上騙財騙色的神棍一大堆，天主教神父更是一堆姦童犯，但這同樣不意味著各種宗教全是假的、有害的。

凡事 "黨說了算" 是危險的，你搭上一輛列車，固然得相信司機的領導，但你還是得注意看他有沒有開錯路，有沒有扯爛污，有沒有更好的作法，而不是一味接受黨的領導，我們畢竟不是寵物或綿羊。一般人的利益不見得就是菁英或黨的利益，更不可能是極少數人的利益。凡事黨說了算，但要是黨是個人渣黨呢？豈不是死路一條？就算英明如中國共產黨，同樣也不可能自行創造價值，價格與價值畢竟是兩回事。

我跟祖國最早開始有一些聯繫是在大約16年前，亦即2002年，從聲援劉荻 (筆名不鏽鋼老鼠) 開始。劉荻當時是一個女大學生。我並不是很認同她的想法，但她只不過對黨輕輕地幽默地嘲諷幾句，竟然就被從校園抓走，打入秦城監獄。"不鏽鋼" 一詞，頓時成為禁忌。

後來，我就刻意弄了一個 "紀念若雪不鏽鋼網頁"，也就是巴勒網的前身。在那同時，我也開始關注中國的愛滋病問題。官方明明知道問題嚴重，明明知道許多窮人賣血維生，卻因針頭重覆使用而遭受集體感染，卻故意封鎖消息，並且對那些失去雙親的愛滋孤兒不但不聞不問，甚至打擊那些對愛滋孤兒伸出援手者，例如李丹，例如高耀潔與桂希恩等等等。

我特別仰慕桂希恩醫師，我的電腦桌面長年放著他的照片，那是在他給愛滋病患發藥時拍下的一個側影。孤獨人生，倘若能有些善良正直的人在我生命中出現，總是能帶給我許多安慰。我每天打開電腦就能看到桂希恩，心裡總有說不出的感動。另一位是高耀潔醫生，後來她出了第一本有關愛滋病的書，叫做 "中國愛滋病調查"，我手邊還有好幾本，當做一個留念。翻開書的內面首頁，上頭就有我的名字，因為我曾捐了一點錢促成這本書的出版。

不久之後， "紀念若雪不鏽鋼網頁" 就變成以現在這個巴勒網的模樣出現了，同時我還弄了一個比較屬於個人性質的網站叫做 "生命親系譜"，已停擺十二年。這網站的LOGO是一隻長得有點好笑的胖兔：

http://kinship.habago.org

知道是誰畫的嗎？就是李丹所創辦卻被官方打壓的 "東珍小學" 裏頭一個小朋友畫的。這個小學，專門收容並教育一些失去家庭的愛滋孤兒，全校大約只有二十多個小朋友。在當年，平均每一位小朋友一學期只不過需要大約台幣幾百元，就足以獲得基本教育及三餐溫飽。就算全校都讓我養，我也養得起，一般人更是只要付出一點點努力，就能減少人間許多痛苦與悲劇，為何不做呢？

肯定很多人會嘲笑說：中國有數億貧窮人口，你光花這麼一點錢幫助村裏這二十多個愛滋孤兒有什麼意義？只要中國壯大了，富強了，千千萬萬的小朋友都能有飯吃，有書讀。這話當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難道你一定都要等到黨、等到國家來做事，自己卻什麼都不想做不必做？德蕾莎有句話說："不用等國家了，自己動手做吧！" 這話是有道理的。你總不能一切都推給國家，一切都等待黨的指示。

再說，善惡的意義畢竟並不僅僅是一種數量問題，而是一種價值問題，價值終究並非論斤稱兩來評估。在我看來，諸如桂希恩、高耀潔或李丹及 "關愛之家" 等等的作為，十分珍貴，一個社會的文明與價值通常就是這麼來的。至少，我實在看不出來這樣一些人的行為究竟有何可笑之處。

每個月巴勒網靜站，最常聽到的路人嘲笑說詞就是"吃飽太閒嗎？這樣做沒有用啦"，這就好像你看到有人跑步健身，你卻笑他說："吃飽太閒嗎？生老病死難免，跑步沒有用啦"；或者就像說有人開學術研討會，取消主義者卻跳出來說："講這些虛無飄渺的知識幹什麼？吃飽太閒嗎？一切都交給黨就是了。"

跟台灣差不多，中國大陸的所謂民主自由與維權人士，十之八九是人渣，全是美國所豢養的一群打手與走狗。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被人渣走狗所刻意濫用的道理本身是錯的或毫無價值。

G，當下理所當然之事，並非始終理所當然

三十年前的台灣，我只不過寫文章批評台灣數萬雛妓之嚴重侵害兒童人權，批評台灣漢人政府長期虐待原住民兒童，批評醫院經常有大量無錢就醫因而致死的貧苦家庭兒童，批評無數無家可歸的流浪街童，要求懲治黑白兩道掛勾的人口販子，要求官方開辦重病兒童免費醫療等等，要求提高兒童福利預算，並且因此創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等等等；我的這樣一些批評與作為，從現在的眼光看來，豈不是合情合理？根本不足為奇。但在當年卻招來鋪天蓋地彷彿要置你於死地的政治打壓與報復，報復之慘烈，非常可怕與痛苦；報復你破壞黨的英名，報復你傷害國民黨政府的什麼國際聲譽，簡單說就是不聽黨的話。要是時光可以重來，我很懷疑自己是不是還會願意做出同樣的事而累及家人。

三十年前很陰暗，但二十年前也沒好多少。1997年，我來到英國，發現英國社會到處充滿種族歧視，於是發起一個針對英國政府進行抗議與杯葛的 "反種族歧視運動" (簡稱CARD)。我是為同胞們出面打抱不平，結果呢，卻反而從台灣同胞這邊所招來的抹黑、造謠、騷擾與攻擊等等等，讓我幾乎完全對人性失去信心，非常痛苦。可是，現在呢，還會有人因為批評西方之種族歧視卻反而招到自己政府及同胞的攻擊、傷害與抹黑嗎？

現在大家都在罵空污罵河川汙染，但你知道嗎，我念國中時，就是以某個有關PM 2.5的實驗以及某個水污染測試實驗，前後兩次在科學展覽比賽中獲獎。上了大學後，發現高雄楠梓地區的空氣非常骯髒，河川被重金屬污染得五顏六色，整個台灣的許多河川污染到難以想像，於是我和戴振耀與施信民及張國龍、劉峰松等人一同創立了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我當時曾在高醫某個學生社團中站起來發言，僅僅只是提到說楠梓地區的空污特別嚴重，我說，這很可能與當地發生率特別高的肺部疾病有關；我還說，高雄的水源更是污染得很嚴重，希望同學們也能多多關心云云。結果呢，差點被一些同學埋伏在教室角落毆打，說我批評政府，說我用政治污染校園，要我滾出高醫等等。

如果要這樣一一舉例，差不多可以寫上一本書。我並不是要說自己有什麼功勞，而僅僅只是想說，很多你在當下認為理所當然不足為奇的事，其實在過去卻很可能得拿一條命去換，甚至搞到家破人亡，孤獨一生。這意思是說，你不能永遠只會聽黨的話，黨沒有那麼厲害，黨之外，仍然還是需要一種來自 "人" 本身的力量，黨或社會才會變得更好。不管怎麼說，這樣一些行為也許貢獻渺小，但它並不可笑。

維根斯坦一生只做過一次公開演講，題目是有關倫理；維根斯坦說，他英文不好，這更增加他以英文表達深刻問題上的難度。不過，簡單說，維根斯坦向來的哲學主張就是"倫理命題不存在"，亦即不可說，還曾為此和 Karl Popper差點打起來。他說，這是語言設下的邏輯極限，我們倘若硬要說，依然註定要失敗，我們永遠都說不出那個 "最重要的東西"。

這些是題外話，內涵艱澀，不太可能對非維根斯坦研究者說明，因此也不是我現在想講的。我想講的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演講的最後一句話，他說，雖然倫理命題不可說(ineffable)，但是，"對於人心想要訴說它的衝動，我由衷尊敬，我這一生絕不嘲笑它。"

同樣地，一個人不管他所做的事多麼微不足道，他想要有益於人的那顆心，我這一生也絕不嘲笑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