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卡管啟示錄)

十三，拔管不是新鮮事

在這島上，為何痛苦永無休止地循環？為何醜劇悲劇不斷重演？可悲之處也許在於：我們從來都不是真的想要面對問題。或者說，我們始終只能看見所謂 "大的"，卻對根本數不清的 "小的"，不屑一顧。而所謂大小，並非意義本身的真正大小，而是鎂光燈與權位及外在聲光之大小。

比方說，一個所謂美女發生了點事，馬上全島沸騰，萬眾矚目，聲援與檢討聲不斷。但是，一個被認為不是美女的人，發生了更大的事，卻根本無人理會。但是，人事物的意義難道是存在於外在聲光，而非內在實質？一個美女被強姦就事關重大？一個不是美女被強姦就無關緊要？

這樣一種莫名其妙的差別待遇，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人們並不是真心在意事情 "本身"，而只是在意事情 "以外" 的聲光效果。你看，台灣的監獄或看守所，至今每天都還是在刑求、凌虐甚至性侵與性騷擾受刑人或嫌犯，有人在乎嗎？沒有。但是，政治人物一點點連雞毛蒜皮都談不上的事，馬上 "人權" 指控就滿天飛了。這時你就能清楚看見，人們所看重的並不是什麼人權本身，而是 "誰的" 所謂 "人權"。

但是，任何價值與法治規範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值得尊重，理應就在於其內在的一致性與無差別待遇。

比方說，在台灣當病人看病，我會盡一切可能不透露我的醫生身份，也因此經常遭受各種不可思議的惡劣對待與胡搞瞎搞；越是醫學中心，越是如此。可是，我若表明身份，說出我是 "誰"，醫護人員的整個態度往往馬上就會完全不一樣，"老師您好"，"學長您好"，非常客氣，而且根據理性仔細行事，不敢馬虎，也不會愛理不理。這時候，我們能說這些醫護人員學會了對於病患的基本尊重嗎？當然沒有。他不是尊重病患，而是 "尊重" 你是 "誰"。這樣一種 "尊重"，當然不是尊重。

除了外在聲光大小的差別待遇之外，還有時空背景的差異所導致的感受之不同。比方說拔管，這事一點也不希奇，三十年來，我就不知道被拔了多少次了；藍的拔，綠的也拔，藍綠都有份。最早那幾次，甚至還全都是我自己拔的。

有件事，沉默了三十年，因為我當年曾答應某位老師不對外提起此事，不管記者怎麼問，不管約略知情的黨外同志怎麼鼓吹藉此擴大政治事端，我一概不理。當時，有位綠營大老同時也是醫界大老，把他耳聞的這事寫出來，登在報上，一堆記者馬上又跑來找我，想做專題報導，想問出更多細節，但我還是一個字也沒講。

這件事的表面經過，其實很多醫界老一輩或我這一輩的人也許知道，從現在的眼光看，三十年了，早已事過境遷，其實也沒什麼好談，更沒有什麼好守密。倘若它有點意義，在我眼裏，所有意義也全都是我個人所有。我非常不喜歡公眾意義這種東西，因為公與私、客觀與主觀，一輕一重，相去甚遠。

私密世界，個人悲歡沉重無比，而公眾意義卻只是眾人喧囂口舌，煙火般的聲光，無足輕重。當然，一般人並不是這樣看待人事物的價值；一般人反而看重所謂公眾意義，最好能載入史冊，眾人瞻仰；而我只想讓一切難以言喻的悲歡，伴隨我所愛的、或離或逝的親友家人，沉入我心深處。

不過，這些不是我現在想說的。我只是要說點客觀的道理。我要說的是，拔管不是什麼新鮮事，不但不是，而且半個多世紀來根本不曾消失，人們卻把它說得彷彿前所未聞。

三十年來，我自己就被拔過無數次。拔是常態，不拔才令人訝異。而且，三十年前最早那幾次，在那樣一種恐怖高壓的年代，為了不連累他人，全是我自己拔的管。

舉個例，也就是我上面說的那個我答應守密因此沉默三十年的例子。簡單說：我醫學院還沒畢業時，就已經申請上一般人認為不錯的高醫精神科。十幾個人報考，只能錄取一名，那個人就是我，而且據說還是甄選委員全票通過，沒有異議。

不久之後，高醫精神科就為我辦了一個迎新餐會，大家和樂融融，一切就等著我幾個月後一畢業就能馬上上任。

那時候，我還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再過幾個月就能畢業。這段期間，高醫高層卻不斷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壓力很大，說上面 (指國民黨及其情治單位) 不允許我在高醫工作。電話一通兩通三通...幾個月來打不停，院方高層說，"上面" 說我 "思想不正確"、"政治素行不良" (這些詞全是對方原文)，不可能讓我當醫生，更不可能讓我去高醫工作。

每天一直接電話，全是講這樣一些無聊指控，我覺得很煩。直到有一天，我記得那天正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小兒加護病房實習，我正小心翼翼幫一個僅有巴掌大的早產兒抽血，突然護理站說有外線，要我去接電話，是一位我很尊敬的精神醫學界大老，也就是當時的高醫精神科主任打來。

他再次提到政治壓力的事，說他很痛苦。當下，我心裏有著一種就像面對家人那樣一種溫暖不捨的感覺，於是我就說："老師，這事很好處理，不用煩惱，我自己辭職不就沒事了。" 我還說，"我同時也不會讓黨外的朋友們去炒作這件事，我會讓它無聲無息地消失，不會給老師們帶來任何困擾。"

那位老師似乎聽了很訝異，突然對我說了一些不太連貫的話，他說："上醫醫國...陳醫師，這應該怎麼說呢...我覺得你是一個可以當朋友的人。"

隔天，我就向高醫正式 "辭職"。說辭職很奇怪，因為我連上任都還沒有就自動放棄錄取資格。

接著，我就開始另外找工作，我沒想到的是，短短半年間，同樣的歷史竟然一再重演三次，而且每次都是我自己拔管。比方說，我還申請上了草屯療養院，當公務員醫師，薪水與各種獎金非常高，簡直天價。

我當時在草療，名義上不但已經上任，院方還給了我一間有著雙人床與冰箱的醫師宿舍，但卻不允許我工作，當然也沒有薪水，等於是個幽靈員工。你知道我每天上班去幹什麼嗎？到院長室報到。去院長室幹啥呢？寫回憶錄。

草療院長在情治單位的壓力下，堅持一定要聘用我。他跟我再三保證說，他也是台獨，他絕對能挺得住政治壓力，但他說他需要一些資料，好跟 "他們" 有個交待。於是就要我三天兩頭去院長室寫回憶錄，想到什麼就寫什麼，主要是寫一些我過去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歷與想法。我這方面的經歷真的是罄竹難書，"惡行" 重大，所以寫了一兩個月都還是不能工作，根本沒錢吃飯，全靠借錢度日。

我的案子是叛亂案，倘若三審定讞，依法不得擔任醫師與公務員。但我當時都還沒審判，銓敘部卻遲遲不肯發下正式公文，不肯讓我成為公務員。後來，實在受不了漫無止盡的等待、折磨以及一些忠黨愛國醫師同事的羞辱嘲諷，於是決定再度自己拔管。短短半年之間，自己就這樣拔了三、四次管子。直到後來，長庚醫院的王永慶王老闆伸出援手，我才能順利當上醫師。王老闆很乾脆，沒有叫我寫回憶錄，只要求我簽了一張切結書，切結書上寫了一行字：

"本人日後若因案 (叛亂案) 被捕或受刑，一概與長庚醫院無關。"

我簽了字，於是就在林口長庚醫院展開我的醫師生涯。

你知道嗎？這一切政治壓力其實是完全肆無忌憚的，不僅僅會去施壓、恐嚇你的工作單位，阻斷你的一切前途出路，比方說禁止我出國讀書，因為叛亂案最低本刑七年，屬重大刑案，依法可禁止出境；更是經常會去威脅你的家人，或是透過暗示與明示，拿你的親友家人的安危當成一種人質與籌碼來逼你就範。

我很想說的是：我常覺得時下的國民黨人很娘，很不食人間煙火，似乎始終不曾真正意識到自己的黨在過去根本數不清的各種敗行劣跡。這其實也意味著，大家並不是真正想面對問題，而只是在某些所謂聲光較大的問題上湊一番熱鬧。當熱潮一過，該拔的，想拔的，依舊還是會繼續拔個不停。重視是非曲直的風氣，似乎很難在台灣這樣一種極度欠缺人文精神的聲光社會中生根，更不用說萌芽與茁壯了。

(午餐時間，未完待續。今天下午晚上都還要看診。再抽空檔時間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