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26，周六)下午又是罰站日，據說台北高溫，我是覺得，請大家不要有一絲勉強，想來才來，想走就走，不要硬撐，畢竟高溫底下罰站三、四個小時雖然沒什麼，但畢竟也不輕鬆。我最怕的其實是一直咬不停的一堆蚊子，每次噴滿全身的防蚊液也沒用。蚊子很厲害，知道誰是魯蛇，專門咬他。

總之，請大家根據自己的體力或身體狀況或時間與意願行事，別刻意前來，來了也別硬撐。過去曾有幾次差點有人當場昏倒，我都很擔心；或是坐著也行，不一定要站；只能站五分鐘十分鐘也都沒關係；更不用怕人少難看因此特地前來撐場面。人多人少無所謂，五萬、十萬人不算多，一個兩個不嫌少。

二十年前寫過一篇 "說點社運的風涼話"，流傳甚廣，一直到今天，竟然都還會接到有關這篇文字的讀者來信，甚至特地登門拜訪，就只為了想跟我討論這篇文章 (我當然很不歡迎這樣，因為這個沒什麼好討論)。在那文章裏，我指出台灣所謂社運的一些怪象。我還發現，跟西方社會很不一樣，台式社運有個與眾不同的顯著特色就是：似乎永遠都隨著鎂光燈起舞，並且十分在意是否引起媒體的關注。特別是學生，更是如此；就像聞雞起舞那樣，只要媒體刻意炒作、大幅報導，歌頌之，讚美之，渲染之，大家馬上熱血沸騰，爭先恐後參與。過去幾乎所有的那些所謂 "有名的" 學運，從什麼碗糕野白合、笑死人的野草莓與腦殘大腸花等等等等等，全都是政黨發動媒體進行強力動員，無一例外。

反之，只要媒體淡化處理之，大家便意興闌珊，一點興趣都沒有，人數馬上大幅縮水剩下小貓兩三隻，或是很快地就一個人影也沒有了。如果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那也就算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至少在英國好像不是這樣。英國的社運可以說幾乎完全獨立於媒體之外；媒體報不報導，不會對運動的進行或持續發展有什麼影響。事實上，英國的媒體極少報導社運活動，因為太普遍了，就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根本沒有報導價值。同樣地，政黨或媒體想煽動群眾或學生，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我常感納悶，為何台式社運總是充滿如此多的虛榮？好像非得聲光十足才行，好像媒體是否報導很重要似的；而且有一種 "命名主義" 的強烈傾向，彷彿只要給某個活動命名一個偉大響亮的名稱，然後就名留青史了，大功告成了。如果要這樣命名，光是英國恐怕就不知道有幾百萬次 "新五四運動" 或什麼野菊花爛草莓了。

我過去認識一些英國的反戰運動參與者，他們的許多經歷，說出來真是非常動人而不可思議，全然無私。但是，他們很可能就只是一個一般的家庭主婦或圖書館員或保全人員或小學教師或大學教授等等等，全英國根本沒有人認識他們，不會有人庸俗噁心到想要成為什麼社運明星或什麼社運領袖學生領袖，畢竟這根本也不是什麼需要表揚的事。但你得明白一點，這樣一些人，千千萬萬的人，很可能用他們的一生參與了運動，並且為之付出各種代價。

在台灣卻剛好相反，二十幾年來，綠油油的主流媒體刻意神化、明星化一些往往是人渣等級的綠色走狗，不斷抬舉之，神化之，吹捧之，虛構之，明明真正意義上的運動一個也沒做過，參加的全是政黨動員的 "假社運、真奪權" 運動，但他頭上卻永遠頂著一個什麼社運、學運的偉大光環，吃香喝辣一輩子。

在這樣一種政黨動員的媒體操弄下，社運或學運一詞變成一種骯髒醜陋的東西，因為凡是被媒體抬舉者幾乎全是人渣，從而使得這個島始終很難發展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

社運其實很重要，因為它是獨立於利益之外的一種力量，關切基本價值與是非，使得社會比較有可能盡量朝著良善的方向走；既不受政黨左右，也不隨鎂光燈起舞，更不是政黨的走狗爪牙與打手，當然也不是藉以謀取功名利祿與權位的跳板或晉身階。在這一點上，台灣要進化到像英國那樣一種社運層級，我看大約還需要三百年。

三百年是否很久不好說，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它就像成就一種事物的分母，分母很大，分子相對顯得渺小，就像滴水穿石那樣，時光如許漫長，但你也只能拿這分母當成一種座標尺度，藉以衡量人究竟該怎麼活。倘若你把分母設定為人的短暫一生，也許你會以為這一切付出只是徒勞。

許多時候夜裏來到海邊，聽聞海濤聲，或是迎著月光，黑暗中傳來一點隱約的銀白浪花；沒有人特別關注它，但海浪依舊，來來回回，無休無止。

有一天，來到鳳凰沈從文故居，看到他過去使用的一張小書桌，牆上掛著一張照片，是他老年時拍的，七八十歲了，但他仍然還在書桌前工作著。我從這照片裏頭似乎能領略到一些事；萬古久遠，時光漫長，而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不過就數十寒暑，其實就像夜裏某個稍縱即逝的浪花，短暫而微不足道，但我們畢竟就是這麼活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