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8. 1987年左右，跟隨鄭南榕的腳步，我算是最早期寫文章批評228 事件的人之一。舊國民黨把228視為禁忌，誰敢談它，誰就是活得不耐煩。228被黨國定位成一種暴徒與政治野心份子的陰謀叛變，彷彿國民政府一點錯都沒有。

後來，228被人渣黨往另一個方向刻意歪曲簡化，操作成一種打擊異己的政治工具，誤導下一代，造謠說這是一場所謂外來政權(中國人)蓄意有計畫地消滅咱台灣人的 "大屠殺"。

但是，這兩種說法全是胡扯。我始終感到納悶的是：難道我們永遠只能在兩種對立的人為立場之間做選擇，而無法以某種價值標準就事論事、釐清事實與現實？

在一切事務上，我個人屬何種價值態度不值一提，值得提起的不是 "某種" 想法，而是想法究竟能有多少可能性。

"事實" (fact) 一翻兩瞪眼，但現實(reality) 卻不是所有事實的總和，否則我們根本不需要 "思考" 這東西，更不需要 "討論"，只須把 "評價" 一事交給 "人工智慧" 去運算就行，從而在百萬分之一秒內找出正確答案而不勞人類自行思索。

20年前，我因為在英國發起一個反種族歧視運動 (Campaign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s，簡稱 CARD)，曾經受某基金會之邀，發表一場演說。那場演講，題目為反種族岐視，但我實際上要說的卻跟種族歧視無關，而只是想說明任何一種概念形成的可能性。

我把概念比擬成一種倉庫，就像一種空間，藉以存放某些思維。在 "倉庫＂形成之前，意念無從著墨。因此，可貴的是那個提出概念空間者。換句話說，他提出了一種 "可能性" 存在的可能。當概念空間形成後，後人就往裏頭加枝添葉，使之豐盛而更具意義。

我的這些想法不敢居功，主要仍是得自維根斯坦。即便寒窗底下辛苦奮鬥了20年，我始終沒有能力像維根斯坦那樣找到一種新的形式與可能性，但我想我至少能認知到這樣一種可能，也就是說一個概念既然可以這樣，就有可能那樣，它必然存在各種可能，或者說，存在各種觀看方式。

理解事實很容易，理解現實也不難，但它終究是一種觀看而非僅僅只是一種認知；就像欣賞一幅畫那樣，即便我們看的是同一場球賽，你我卻很可能看到截然不同的現實。

我下班回到家往往晚上十點多，通常11點才有機會吃晚餐，以前這個時間都會一邊吃飯一邊看一下幽默聰明的平秀琳的 "新聞深喉嚨＂，但是從九月開始，這個節目就被什麼 "夜問打權" 所取代。

這是一個非常反綠的談話節目，但是老實說，我真的看不下去。並不是因為他們講錯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的談論方式似乎少了一種更為寬廣的可能性。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這樣一種理解人事物的方式，跟綠營有何不同？

希望各位聽懂我在說些什麼。如果聽不懂，那是因為我的表達能力通常很快就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