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下面這篇談新疆再教育營的文章挺平實的，談到許多外人所不知道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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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9-03-04/60121673_all.html
深度解读：揭开新疆“再教育营”的虚与实
导语
新疆“再教育营”议题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的新闻来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对“再教育营”指证历历的“新证据”，中共官方也有回应与驳斥，但双方始终没有交集。这个议题背后所指涉的，除了“再教育营”本身的虚实之外，还包括了中西之间在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竞争、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内民族政策的现状与困境等等。多维新闻特别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就他对新疆问题的实际掌握，以及近现代中国族群政治史的专业角度，为读者带来深度解读。本文为系列文章之一。

多维：中国大陆新疆“再教育营”的议题，从西方媒体开始谈论起来，包括台湾媒体在内，对于此事都有一些绘声绘影的传言，而中共也透过央视释放部分内部的画面作为回应。但是大家对于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根据您的认识，能否谈谈外界所谓“再教育营”的具体情况，以及人员组成等等。

吴启讷：所谓的“再教育营”，这个名词是由西方创造的，中国境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名词，其内部名称原来是叫“学习班”，后来还发展出“职业训练班”。成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涉嫌人，另外一方面是针对没有职业技能、职业技能不足，或语言能力不足，因此找不到工作成为社会隐患的人。 台湾中研院学者吴启讷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指出外界对新疆学习班“汉化”的质疑，与现实情况有很大的落差 （多维记者：廖士锋／摄） 所以参与学习班的人也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即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影响的人，他们被要求必须去学习班，并且一周当中可能有五天时间不能回家。在五天的上课时段内，要学的内容包括：祖国意识教育、反极端主义教育，还有语言训练。另外一种职业技术训练基本上是自愿参加的，因为在训练期间还有薪水可以拿，训练结束之后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两种成员放在一起，整体人数是很多，大约是十万以上。但不是西方所说的一百万或两百万，这个是夸张的。两者如果分开计算的话，前一种人数应该是在5,000人以下，而接受职业技术训练的人才是多数。

多维：中共为何采取学习班或训练班的形式应对新疆问题？与中共自身的政治传统，以及新疆当地的宗教、历史、文化有什么样的关连性？

吴启讷：这种训练学习班的形式，对于西方甚至当代中国都不太熟悉。但是对于曾经生活在共产党的革命时期，以及毛泽东时期的人，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学习班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一种形态，凡是中共遇到必须面对的政治变动或政治风暴的时候，就会使用学习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改造人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及其信仰当中，都认为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这种改造在延安时期及毛时代不能说无效，在很长的时间与过程里是有效的。可是放在后毛时期，尤其是21世纪的现在，不管是新疆还是中国其他地方，我对这种包含思想教育内容的训练，能不能够达成效果，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但是学习班与西方所说的“集中营”、“再教育营”的整体性质是不同的，西方社会没有这个东西，台湾社会也没有。学习班的性质，尽管可能是无效作为，但并不是所谓“迫害人权”，尤其不是所谓“种族压迫”或是“宗教歧视”的作为。 外界对新疆“再教育营”传言纷杂，但除了政治指控外，事实上还缺少了对当地脉络的进一步理解（图源：央视视频截图）

多维：但是外界仍然主要以“人权”的角度来解读学习班，对于理解新疆当地的情况会有什么误区？

吴启讷：讲到人权的话，不能说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完美的，也不能说新疆的人权状况是完美的。但是我在新疆看到的人权状况不够完美，其实是不分族群的。 事实上，当地不管是汉人还是其他族群的干部，都必须深入到村庄里面去驻村，他们的周末时间，甚至正常工作的时间，有非常大的一部分在村庄当中协助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和训练，以及祖国意识教育、汉语普通话教育。所以汉人受到的影响一点都不小于非汉人。当地大家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都受到影响，但是绝不是说汉人从中获益了，维吾尔、哈萨克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中就受害了。 原来的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都是生活相当世俗化的穆斯林。在他们的传统生活，比如像恋爱与婚姻都是很自由的事情，是很快乐的民族。但是当他们在毛时代以后，接触到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文化之后，开始朝宗教基本教义派的方向移动，生活里面戒律就增加了，婚恋变得很不自由，尤其是族际的通婚也没有了，变成所有的维吾尔跟哈萨克都必须是穆斯林。在当地“再伊斯兰化”的氛围之下，他们原来可以不信仰伊斯兰教，却变成他们没有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维吾尔、哈萨克的人权在这个情况下就受到了压抑。 在学习班、职业技术训练班出现以后，很多的维吾尔、哈萨克青年，觉得他们可以比较理直气壮，有选择信教或者不信教的自由。包括饮食习惯，在新疆曾经也是很自由的，比如在新疆穆斯林里面，饮酒曾经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再伊斯兰化”以后，在餐厅里面看到严格禁酒的规定越来越多了，喝酒的人就会遭到其他的穆斯林或维吾尔的异样眼光。

多维：您提到“再伊斯兰化”反而是对少数族群人权的压抑，那么当中的动机或者源头是什么？

吴启讷：对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派而言，认为所有的穆斯林信徒只要去从事市场经济的工作，甚至跟汉人通婚了，他们就会丧失作为穆斯林的本性，他们就会堕落。尤其认为假如跟汉人通婚了，那更是不得了的事，血缘都会受到污染。 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认为，不能让这些人堕落了，因此就在伊斯兰社区内对他们加了诸多限制。离婚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再伊斯兰化”造成了一些婚姻的痛苦。有些人在家里遭受了不好的待遇，法院判定这对夫妻应该离婚，但是清真寺说他们不可以离婚。于是在清真寺的压力，以及周围穆斯林社区的压力之下，一对被法院判决离婚的夫妻却不能够离婚。 整体而言，想用伊斯兰来对抗市场化与现代化，結果造成了对原来维吾尔社区內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 现代化与市场化对穆斯林带来了冲击，有的人选择回归伊斯兰作为抵抗，却陷入更大的难题。图为新疆某家咖啡馆内部（图源：Reuters）

多维：请您谈谈基本教义派的背景，以及在当地的影响力。

吴启讷：主要就是“瓦哈比派”。瓦哈比是1990年代以后才进到新疆的，其影响力是逐渐扩大的状态。瓦哈比理论上是不能进入的，没有办法进到清真寺的网络，但它是透过宗教教育来进行的。 中共不了解宗教教育在伊斯兰教传承里的重要性，在找不到师资的情况下，当地清真寺就到沙特阿拉伯去聘请师资。沙特阿拉伯师资有非常高的比例是瓦哈比，瓦哈比是比較极端的，把异教徒以及不严格执行教派规定的人，都视为违反伊斯兰教的叛徒。 这些瓦哈比被请来之后，凡是受到瓦哈比影响的人，在看待所谓的异教徒，以及其他的族群的态度时，就变得非常激烈，他们觉得有义务去战胜或消灭异教徒。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要严格遵循一切的宗教仪軌，例如男性原来穿花衣服的习俗正在被擠压，而女性穿花裙唱歌跳舞也被挤压了，女性要戴着面纱面罩，眼睛只能透过网格露出来一点才能看到走路。 这种现象在维吾尔内部引发很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不满，但这是西方从不报道的。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法国、加拿大，通常西方会认定这是对人权的侵害，所以他们禁止戴面纱。但是同样的事情放到中国，中国政府觉得应该维护世俗法律，西方却立刻认为中国政府是种族迫害、宗教迫害。

多维：那么外界传出当地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喝酒，以及强迫学汉语，被质疑是消灭维吾尔文化的情况，又该如何理解？

吴启讷：这些情况是不存在的。中共从1920年代革命时期，面对伊斯兰的时候，是要利用少数民族作为革命的资源来对抗国民党。所以中共一直都很重视要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反而对于宗教不感兴趣，强迫吃猪肉对中共没有任何好处。 学习班就出现一种情形，如果有的穆斯林饮食没有禁忌，那么在学习班以外，这种情形是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压制的；但是在学习班里面，现在则是可以拥有这个自由。 至于学习语言，民族国家教授国家语言，这本来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其实并不太强调国家语言的重要性。中共强调的是，汉语、普通话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交际语，跟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地位是平等的。 相关阅读 一则“新疆假新闻” 揭台媒扭曲的“中国想象” “#我也是维吾尔人”兴起 新型“大博弈”中外越发对立 【治疆策】西方深陷难民危机 中国的新疆经验送上解药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发生，大家需要更高频率使用国家语言，尤其是在参加考试、管理等方面，必须要使用国家语言。所以现在中共对于汉语普通话教育的强调、地位的提升，是时代背景之下推动的，不是说有一个“强制汉化”的政策造成。 学汉语在新疆也不是强制的，事实上更多的是基于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族群的需求。新疆的穆斯林原来都是住在自己的社区里面，与外界交往不多，但是到了市场化以后，需要到新疆其他地区工作，尤其是工业发达的北疆，甚至是广东或其他各地，若是汉语水平不够的话，会影响工作机会。 所以学汉语是很多人的个人需求。我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西方说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疆限制、消灭少数民族语言，禁止说维吾尔语，但这是一个大误解。情况反而是颠倒过来的，因为当时新疆拔擢官员依据，希望官员可以在当地提倡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用母语教育的学校办得多就容易升官，所以地方官员非常希望少数民族语言的学校可以比较多。 反而是维吾尔社区，很多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为维吾尔文教育，认为维吾尔文就是在家里讲的语言，尽管希望传承下去，但仍必须学汉语，因为涉及到找工作的权益，这是维吾尔人自己的要求。所以在学习训练班当中，汉语的课程事实上受到很多人欢迎，他们是主动参与，觉得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很好，而且学习班从乌鲁木齐等地找了很多比平常要好的师资。 这些现象被简化成“汉化”，跟现实是相距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