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2. 觀點與去社會化：

以台灣極其嚴重之性侵問題為例，毫無疑問，這事對大多數男性而言，並不是什麼嚴重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九成五以上性侵受害者是女性。我想說的是：觀看問題的位置不同，評價自然也不同。就比方說同性戀者受歧視與壓迫的問題，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根本不是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是受害者。

前一陣子，華航人員利用過年期間罷工，很多人哇哇叫，痛罵這些員工貪婪，痛罵他們為了提高自己的薪水而 "犧牲" 別人的美好假期之通行便利。甚至有些混蛋罵得更難聽，例如最近突然搖身一變、變得綠油油的苦苓，更是痛罵華航員工貪婪無恥。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若此邏輯能成立，那麼，你把你的私人便利建立在他人長年被剝削的痛苦上，難道不是更加無恥百倍？如果我們要這樣看事情，是不是太八卦了點？一種社會議題或結構性的權力問題，卻被矮化乃至扭曲成為一種彷彿僅僅只是一個個不同個人之間的各自生活遭遇問題。真正的權力主角 (比方說政府) 不見了，變成兩造私人 (例如華航人員 vs. 旅客) 之間的利害衝突。

過去黨外每次選舉都選不贏蔣家及老賊李登輝主政下的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有個選舉法寶，一抓就靈，非常有效，簡單說就是安定牌。黨外的一切訴求與抗爭，全被塑造與扭曲成一種 "製造社會混亂" 的有害行為，有害於社會祥和，有害於人民團結，有害於社會安定。即便三歲小孩都能對此朗朗上口。

即便非常溫和的訴求，溫和到也許僅僅只是批評河川被大工廠之有毒廢棄物污染，照樣還是會被妖魔化，並矮化成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利害衝突；一方是陰謀製造社會混亂的 "少數害群之馬"，另一方則是想要過著幸福安定生活的無辜主流大眾。

就連救援雛妓這樣一種具有絕對道德正當性的訴求，也一樣會被妖魔化，妖魔化成為一種別有居心的陰謀動亂 (我當年1989年的叛亂罪證之一)，企圖 "挑撥政府與人民的感情" (當年扣人政治帽子或打入黑牢的最流行罪名之一)。

八零年代中期，打從第一次群眾抗爭 (亦即1986年 5月19日的反戒嚴綠色行動) 開始，一切訴求與活動都被污名化與妖魔化，主流媒體每天掛在嘴巴上的一個具有無限殺傷力的主流辭彙就是 "社會成本"。每次黨外或民進黨有活動，附近商家就會開始破口大罵我們這些"暴力陰謀份子"，罵我們製造社會動亂，好好的安定祥和日子不過，卻偏要破壞大家的幸福美滿生活，影響大家做生意云云。

主流媒體真的很厲害 (就跟現在的自由時報每天抹黑醜化大陸人民一樣)，每次都會故意大力強調比方說哪個路人甲，一個心急如焚的媽媽，然後來個大特寫鏡頭，抱著發高燒的小孩趕著去醫院，卻被製造社會動亂的黨外群眾給影響了交通，影響了就醫，影響了趕赴醫院生小孩等等，並且會故意獵取一些群眾穿拖鞋、嚼檳榔、歪嘴伸脖吶喊口號罵髒話的醜陋畫面，以便讓主流大眾更加憎恨厭惡這群 "自私自利" 的 "少數害群之馬"。

我始終記得 1986年5月19日反戒嚴抗爭的那一天，我們幾十個黨外人士 (我是唯一一個學生) 在龍山寺被上千名鎮暴警察團團包圍了十幾個小時，阻止我們前往總統府抗議。我記得深夜被放出來時，發現附近商家門口紛紛懸掛白布條，當然不是歡迎英雄歸來的布條，而是除了寫著什麼 "不歡迎賣國賊" 之類，更多是寫著："我們要安定生活"，"請不要妨礙我們做生意"，以呼應當時甚囂塵上的 "不要犧牲社會成本"、"維護安定生活" 的主流見解。

從商家的觀點來看，幾千名鎮暴警察把幾十個企圖破壞社會安定與祥和的 "壞人" 給團團包圍住，交通癱瘓了，確實影響店家做生意，更影響了行人通行，問題是，戒嚴問題或其它問題就只是這樣一種問題屬性嗎？這類去社會化的八卦觀點，其實絲毫無助於理解問題，更不用說解決問題。

我當然不是說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直接移植在新疆教育營的問題上。例子就是例子，例子的意思是說它指向某種內在的概念相似性，或是啟發某種思考，從而改變理解問題的深度與複雜性。也許人們從這些不過僅僅三十年前的真實經驗中，可以找到更多理解問題的可能性。

幾十年來，凡事做為一個 "極少數的害群之馬"，無言之餘，我經常很想對全世界吶喊這樣一句話，把這話放大一千萬倍都不為過。這話可以簡單通俗地這麼說：

"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問題，除非你在某種思維架構下來進行思索。"

或者說，你不可能僅僅從問題 "本身" 來理解問題，因為任何問題都需要一種足以涵蓋它的意義架構，方才有可能取得它應有的各種意義。

我其實可以1, 2, 3, 4, 5, 6, 7.....無限寫下去，因為任何問題其實就像一幅畫，我們總是可以找到理解問題的種種可能性。

3. 手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