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非我族類？

前天的英國媒體 "每日郵報"，有一篇有關澳洲原住民小孩不斷飆高的自殺率。一位研究自殺的著名學者形容這是一場 "人道危機"。報導指出，最近大約一個多月，一連有九個澳洲原住民小孩陸續自殺，其中幾位年紀在12歲至15歲之間，也就是差不多國小到國中這個階段。我想，該不會有人單純到以為這只是一種個人心理現象吧。這其實就如同台灣數萬雛妓為何相當高比例是原住民小孩一樣，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也就是少數族群或弱勢族群在政策上與社會處境上的問題。

30年前(1989年)的 3月 29號，我創辦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叫做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一百多位會員。幾天後，4月4日兒童節，在當年 "偶語棄市、文字成獄" 的政治高壓下，我更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示威遊行，五十多名婦女小孩從高雄市文化中心一路走到高雄市政府，要求提高中央兒童福利預算及開辦重症兒童免費醫療，引發政治上的軒然大波，新聞不斷，長達數月。

結局是：學姐高二被退學，而我則是以叛亂罪移送法辦， "提倡兒童人權" 變成我陰謀顛覆政府的無數叛國罪證之一；情治單位視我這個兒福團體如寇讎，高雄市警方幾位警官，更是像黑道一樣，經常半夜不睡覺，裝神弄鬼打電話給我 (我認得出他們的聲音)，一會兒要我好看，一會兒要我出門走路小心，一會破口大罵，滿口髒話。至於檯面下的各方陰暗手段，更是寫來滿紙齷齪。

至於媒體，動不動就報導說我這個兒福團體 "不單純"，"成員複雜" (裏頭一些黨外同志十多年後變成綠營高官與民代)，"懷有政治動機" 等等，說我用政治污染 "單純的" 兒童福利問題，指控我把兒童福利的愛心問題導向一種人權問題，甚至導向政治。在當年，"人權" 這兩個字是犯大忌的，我提出 "兒童人權" 這四個字，更是連黨外同志們都覺得我思想太偏激，幾乎每個人都說，"兒童哪來什麼人權？" 媒體 (例如民生報、中國時報) 嘲諷羞辱之餘，還對我們提出 "建言" 說，我們既然關心兒童，那就應該利用假日到育幼院抱抱小孩，買玩具給他們，發揮愛心陪他們玩，為何要指向兒童社會政策？為何要指向原住民問題？這若不是存心顛覆政府，背叛國家，又是何種居心？

當然，我們的努力還是有點成果，比方說中央與地方兒童預算編列與支出旋即提高了十幾倍。一兩年後，國民黨為了阻止我們立案成為全國性團體 (根據什麼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同一性質的全國性團體只能有一個)，趕緊找來一些名人及國民黨民代，成立了現在這個 "兒童福利聯盟"。

創辦 "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 這事讓我個人與家庭付出很大代價，箇中痛苦，不說也罷。我想說的是，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你也許會覺得當時人們的這些反應或指控很荒謬；兒童福利與人權問題，特別是原住民的各種兒童問題，當然是一種政治與政策問題，這有什麼好奇怪？可是，事實上，類似的去政治與去社會心態，恐怕多多少少還是存在，特別是當它涉及少數族群或弱勢族群時，更是如此。

多數或強勢一方，不但很容易忽略 (或根本沒興趣去理解) 少數或弱勢一方的利益與感受，並且動輒加以污名化，乃至倒因為果，把受壓迫者視為麻煩的製造者、加害者或恐怖份子，把結構性問題扭曲矮化成彷彿只是一種不良個人或不良宗教、不良族群的問題，例如過去台灣社會一談起雛妓或娼妓問題，甚至會說裏頭之所以有很多原住民，那是因為原住民缺乏貞操觀念，缺乏道德感。

我曾讀到一位作者叫張育軒的文章，文章標題是 "恐怖攻擊造成的死傷大部分不在西方國家，為什麼我們卻只關心歐洲人？"，裏頭提到說，"一名研究人員訪問澳洲媒體一名編輯 。在澳洲，如果凶殺案之後發現跟原住民有關，討論熱度便會大幅下降。"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 "非我族類"，死活是你家的事。許多時候，我們甚至並沒有把別人當人看。西方人對待 "非我族類"，心態上便是如此，甚且極其有意地加以進行政治操弄，藉以謀利。比方說，全球有十五億個穆斯林人口，裏頭有幾個人行使暴力？根本微乎其微，但是主流媒體卻能把整個族群、整個宗教給妖魔化。

寫一堆，我很想說的一點是：祖國應該善待他人，更應善待自己同胞，特別是少數族群，越是弱勢，就越應該得到更好的待遇，而非學西方社會那一套弱肉強食。

台灣今天之所以仍然受到祖國的百般呵護，其實多少還是因為台灣並不是那麼弱。否則，我看對岸老早就換成另一副頤指氣使的嘴臉了。對於外來敵人例如美國與日本的滲透與煽動作亂，對此我自然一清二楚，但是，對於自己人，對於所謂同胞，應該還是要善待，畢竟我們不是敵人。法律應該阻止某些行為，但是，不要牽連無辜，不要無限上綱，不要把批評視為敵意的特徵，不要以為拳頭或黑牢可以迅速解決問題。

7.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