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政治、人情的機巧很笨拙，一直以為培植傀儡政權是近代才有的事，看了邱世卿先生這篇文，慢慢明白，這應該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事，只是歷史都是後人的紀錄，文字紀錄又和權勢有關，所以在文史中我看不出來。
近代教育普及，人人都能寫，才留下許多紀錄。

一個國家或民族，其實不可能萬眾一心，都是紛亂萬端的，只看領導者的手腕和能力。
深刻的欽佩起優秀的領導者，明白他們的複雜與執著。

我少年時願為國家民族而死，不論是不是文化洗腦的無知，那都是純真的熱情。
中年後看盡國民黨的腐敗，很長一段歲月，對文天祥、史可法、岳飛等人疼惜又憤怒，覺得他們執著的很迂腐，讓許多人跟著無辜送死。

現在又看盡民進黨的手段，慢慢明白，「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意義。
人之所以能成人，是因為能在人群之中，堅定某些群性的執著，這些執著堅定了某些人品、行為，世代人民才保有能「肯定良善美好的價值」，也就得以「人文教化」的永續，沒有這些人文教化，人和野獸沒什麼差別。
這是至善。

和平安樂時候的藝術是至美的，但戰亂災荒時，若沒有熱情犧牲的這些人文，藝術就是虛假空洞的浮華而以。
一個能在戰爭中無懼於死亡，以歌聲琴聲藝術撫慰人心的行為，是因為這至善至美兩種人文精神的合一。
這是出自真誠。

而真誠的熱情犧牲與自私的心機險詐，都使許多無辜的性命連隨著死亡。但是真誠的熱情與犧牲，或許在當時沒有意義，但在人類歷史上，民德歸厚，才能帶來之後的盛世走向，帶來長時間的安定和繁榮，美與善。
大多數歷史上的留名，並不是個人的是非對錯，而是群的興衰功過吧！

民族也好，國家也好，個人和群，是糾結難分的。
每個人能執著的不盡相同，所以我就做自己所能做的吧!

附註:
深覺這些歷史，必須讓國中孩子研讀解析判斷(國中是群性組織發展期)，打好群性的基礎，讓熱情比較不容易扭曲，也不容易濫發。
直接說明史實來討論當然是不行的(這是大學生的學習法)，但是讓孩子們分成三、四組(蘇聯組、納粹組、溫和組、激進組)，給個歷史開頭，定位各組領導人個性與價值觀，讓他們發展自己的相互對抗，並能說明符合個性價值的決策理由，結束才拿史實出來對照，感悟就會入心。
我少年時若能這樣學習過，就不至於如此愚魯----------也難說啦!天性還是有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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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世卿
4小時
近年來，每逢一月一日烏克蘭右翼政黨Svoboda 都會舉行集會，紀念上個世紀烏克蘭民族主義的領導人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生日。

看到這類遊行活動在加上班農與歐洲右翼組織的計畫，不禁讓我想起過往的這段歷史。

班德拉（Степан Андрійович Бандера，1909年1月1日－1959年10月15日），烏克蘭政治家，西烏克蘭(加利西亞)民族主義運動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領導人。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的關係密切。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共產體制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分裂成兩個不同的路線，分別是溫和派（由安德烈梅爾尼克 Andrei Melnik領導）以及激進派（由班德拉領導，又稱革命派，即OUN-B），OUN-B中的B是希里爾字母對應R的轉寫，R代表Revolutionary，二者的關係就像現在香港的勇武派與合理非，我想在某個程度上，香港反中，反政府的核心份子一定很熟悉這段烏克蘭的歷史，又或者是想從中取得借鑑與參考。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下令展開巴巴羅薩行動，蘇聯衛國戰爭爆發。

隨著戰爭爆發，不論是出於各國的民族主義或是納粹有計畫的支持，當時原屬蘇聯的許多加盟共和國及地區紛紛掀起獨立運動，例如6月22日德軍渡河進入蘇聯境內當天，立陶宛就發生了反蘇聯的暴動，並在隔天發布立陶宛獨立的宣言，大約有3萬名立陶宛人加入叛變行列。此後隨著德軍向北方的攻勢進展，叛變也蔓延至愛沙尼亞。

8天後，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也於1941年6月30日在利維夫發表了《烏克蘭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Ukrainian Independence, 1941)。

在這份《烏克蘭國獨立宣言》中明白地寫道:「（本國）將與納粹德國緊密合作，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下共同建立歐洲和世界的新秩序。」

如果與魔鬼交易能達成目的，那這樣的目的其中，必定也伴隨著魔鬼的期待。

然而在納粹德軍佔領烏克蘭之後，納粹發現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目的是爭取烏克蘭的真實獨立地位，而這與希特勒對於烏克蘭只是魁儡國的目標相左，烏克蘭民族主義與納粹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1941年7月5日，班德拉被納粹逮捕並送往柏林，幾天後7月12日，烏克蘭國的總統也被逮捕，雖然幾天後兩人都獲得釋放，但是被軟禁在柏林，不准返回烏克蘭。

發生這個事件後，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在一個祕密的會議後決定準備武裝對抗納粹。

1942年1月，班德拉被送往柏林近郊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住在其中的一個特殊營區。

這裡關押的都是那些德國占領區內聲名顯赫的政治犯。

1944年9月，戰爭末期由於戰局日益不利，為了使班德拉能帶領烏克蘭反抗軍在戰線後方對抗步步緊逼柏林的蘇軍，納粹釋放了班德拉，並且支援OUN-B和烏克蘭反抗軍所需的軍備、受過敵後行動和情報活動訓練的德軍士兵和特工則由德軍空運到烏克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蘇聯是戰勝國，班德拉並未回到故鄉烏克蘭，反而是留在德國。

1959年10月15日，班德拉突然在慕尼黑病倒並迅即死去。屍體化驗的結果證明班德拉是死於臉部遭到氰化物噴霧。當時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是赫魯雪夫，是來自烏克蘭東部頓巴次地區的共產黨員。

班德拉在慕尼黑森林墓地下葬。

針對班德拉的評價一直頗受爭議，其中最受質疑的部分是他在1939年至1941年，戰爭爆發前與納粹德國的合作。

蘇聯瓦解後，2010年1月22日，時任烏克蘭總統尤申科追授班德拉為「烏克蘭英雄」。

就如同烏克蘭本身的許多矛盾一樣，這個決定除了在國內引起各種不同反應，也遭到許多國家譴責，尤其是二戰期間身受納粹迫害的國家，即便是烏克蘭的法院也質疑這樣的命令，一家法院曾經判決總統尤申科的該項決定不合法。

2011年1月，被廣場革命推翻的前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宣布撤銷授予班德拉為「烏克蘭英雄」的命令。

2014年烏克蘭廣場革命推翻了原烏克蘭政府，同年3月3日為解決烏克蘭的問題，聯合國安理會舉行烏克蘭問題會議，當會議結束後，由剛取得政權的新烏克蘭政府派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尤里·舍格耶夫聲稱，烏克蘭要否定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審判的結果，並為二戰時期的烏克蘭納粹分子班傑拉正名，因為當年的紐倫堡審判中，包括班德拉在內，二戰時期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德國關係密切，在大審判中被控幫助納粹進行種族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