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生物武器是否在現實中已被執行，我不知道。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病毒學的，即便後來的博士後研究生涯，也經常利用病毒學的方法來達成某些關閉基因或強化基因表現的目的。當然，在一般的生化實驗室，我們是利用細胞或是老鼠來作為感染對象。
我在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由於研究的病毒已經有良好的解藥，口試委員便問了我一個問題:「這個病毒已經有解藥了，那未來研究還可以怎麼做？」我當時的回答是：「因為目前學術上對於這個病毒已經十分了解，未來可以此病毒作為研究其他生物現象的模型。」事實上我們實驗室當時研究的這個病毒學範疇，整個領域最初為了方便於細胞模式上進行實驗，這株病毒是「被改造」過的，也就是「chimera」。
在以關閉基因或強化基因表現的目的上，為了增加病毒感染的tropism及infectivity，經常性使用的virus也都是「chimera」。只要有一盤易於完成轉染的細胞，便可以在實驗室進行病毒包覆。如果利用病毒感染不同的細胞，讓病毒在細胞或動物模式中進行自然變異，便可以篩選出具有某種目的性的病毒。即使變異的機率再低，但是利用快速篩選的方法，在無數的重複篩選中還是可以達成目的。自然變異的病毒株具有良好的環境適應能力，比之人為硬塞某些基因片段更容易得到能用以進行某些疾病測試的病毒。我過去曾與一位醫學系學弟在閒聊時提到，利用人為或是連續篩選病毒變異株是可行的，關鍵是「為了」什麼「目的」去篩選出這樣的病毒。這樣的病毒株一旦到了野外，其實風險是難以評估的，所以疾病管制局對於P2或P3實驗室生產的病毒，一向要求必須如實記錄與管理，怕的就是病毒從實驗室散佈，但那其實是很不容易發生的，除非刻意。如同「基因改造作物」以及防治登革熱的「自私基因蚊」的野放等等，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是難以評估的，所以在學術界針對這些議題仍舊是唇槍舌劍，而一個很重要也經常被提到的就是「學術倫理」。如同動物實驗，三不五時還得面對來自動物保護團體的抗議。其實科學本身並無所謂善惡，但研究者的「目的」將決定科學往善的或惡的方向走。
我們做生化研究的人，經常面對許多「概念上可能」的「假設」，但是實際執行還要看是否有足夠的支持，做研究得考量「成本」。如果一些概念上已經相當危險的實驗，還執著去執行的人，那就成了「瘋狂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