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這話是對的：

「應對這種 “自由定罪權” 衝擊波，中國靠擺事實、講道理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對方打的恰恰就是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的牌。」

所謂「真理越辯越明」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誰掌握了媒體，誰就掌握了真理。陳述事實或展現真理是不會有根本效果的，畢竟思索的天賦只存在於極少數人之中，至於其他，全是茶壺，誰掌握了開關，誰就能讓茶壺沸騰，現實不就是這樣嗎？

放眼四周，盡皆愚人。難道你以為你是腦殘救星？可以治療腦殘？不可能的。腦殘是絕症，沒藥醫。難道你指出事實展現真相，腦殘就不腦殘了嗎？腦殘如果能夠辨別是非善惡，那就不叫做腦殘了；你給他再多的事實真相也不會有用，就如同我們不會跟茶壺討論事情一樣，我們只會尋找開關，按鈕一按，它就聽話了。這時候，你就算跟他說洋人大便是香的，他也會點頭稱是說好香好好吃。

控制思想有兩種，可擇一使用或混合行使。一種低階，算是幼幼班，祖國屬之，簡單說就是管制有害之真相，一種則相當高段，洗腦術之最上乘，西方社會及台灣屬之，亦即命題本身無真無假，由誰說了算；凡是主流所說必為真。也就是說，主流勢力直接成為真理的化身。

這樣各位懂嗎？前者是真理本身有個內在判準，此一判準之知識論地位 (epistemological status) 遠高於所有媒體與所有人。後者則是主流勢力直接成為一切真理之判準，簡單說就是凡事主流勢力說了算，不管怎麼荒腔走板，一概為真，無可置疑，亦不容懷疑。

蔣家年代或舊國民黨屬於前者，人渣黨與西方世界屬後者，兩者洗腦功力天差地遠。

八零年代初期，我曾與一位黨外同志打賭，輸的人不但得賠錢，還得承認自己是白癡。那時候，蔣家控制下的國民黨無堅不摧，呼風喚雨，喊水會結凍，就跟皇朝沒兩樣，偶語棄市，文字成獄，眾人臣服，不敢有異聲。但我跟同志打賭說，國民黨十年內必垮台，多人見證此一賭局。後來我輸了，直到九零年代中期，國民黨依舊健在。同志們都說，別說十年，就算一百年，國民黨也不會垮。

但我其實並沒有輸得很慘，因為再過五、六年，國民黨就真的垮了。為什麼在它威風鼎盛無人敢攖其鋒的年代，我卻能預見它的垮台？原因是這樣：國民黨依靠滴水不漏的資訊封鎖外加極其有限的謊言來維持統治基礎，讓人們相信國民黨及蔣家是全世界所仰慕的什麼民主燈塔。可是，許多人一到海外留學或是透過黨外雜誌，很快就能發現真相，原來全世界根本沒有人會把這樣一個爛黨當成什麼人類的民主救星。

也就是說，知道真相的人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只要每年以比方說百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增加，那麼，大約十年，國民黨的支持者就會少掉一半，屆時就有可能垮台。

我當年的預測必須有個前提要件，那就是我得假設人們在乎真相，在乎是非對錯。惟有當這個背景假設能夠成立，我的數學推測才會成立。在這一點上，我顯然是對的。因為我知道，當人們發現真相時，原本就算再怎麼樣忠黨愛國的人都會在一夕之間開始反對國民黨。

剛上大學時，我就具有非常高的煽動力，可說是辯論界的天才。黨外同志們常說，我能夠讓一個原本極右的忠黨愛國人士，在接受我一兩小時的「啟蒙」教育之後，變成一個左傾的反黨人士。於是，大學時，我就像個煽動家，經常到處接受各種演講邀約，包括獅子會、青商會以及各地醫師公會等等等，場面或大或小，一概來者不拒。

特別是各地高中、大學的學生，經常會有人來找我去給他們「洗腦」，效果非常好。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國民黨的情治單位會在高雄及台南的一些高中或大學 (包括高醫、成大、中山大學等等) ，把我抹黑成一個所謂「從頭爛到腳的壞人」的原因，因為我的「洗腦」能力太強了，國民黨只好到處打預防針，把我說成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甚至連我經營私娼寮的荒唐抹黑謠言都有，企圖透過人格毀滅來阻斷我的煽動性。

可是，他們越抹黑，我卻反而越有煽動力，為什麼呢？因為人家只要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個窮書生，滿屋子書，講話溫吞，連個抑揚頓挫都沒有，而且面黃肌瘦，瘦得像難民，哪來惡棍歹徒貪婪無度或是陰謀暴力份子的形象？

其實，與其說我很會洗腦，不如說我只是比一般人知道更多事實真相；我只需說出事實，就足以動搖人心。不過，前提如上所述：人們必須在乎真理，在乎事實，在乎是非對錯。

可是，我的煽動性來到人渣黨的年代卻不管用了。為什麼呢？因為整個洗腦型態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過去是封鎖事實真相，現在則是根本無所謂事實真相，存心就是造謠抹黑鬼扯蛋，但是腦殘們一概買單，奉為真理。也就是說，真理的內在判準消失了，連一加一是否等於二都得由主流勢力說了算，凡屬綠色皆為真理；顏色取代了一切是非與事實的判準。

這時候，任憑你有天大的論理議事之本事，照樣起不了作用。因為，只要顏色不對，便是敵人，而敵人的一切必然全是錯的。這就是當今洗腦技術的一個基本樣式。人們對於真理是非的認識，不再依靠其內在邏輯，而是依據主流之聲，由掌握開關者說了算。他不怕你揭露事實，揭露再多也沒用，因為命題本身不再具有真假值，命題之道德意涵更是一概被主流之聲所壟斷，由掌握開關者來定義是非善惡。

如果我沒記錯，我依稀記得似乎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或者也許是出自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德語作家 Sebastian Brant 所寫的《愚人船》裏頭有這麼一句話：「放眼四周，盡皆愚人」，我們的世界幾乎就是被各式各樣的瘋狂與愚蠢所籠罩。年少輕狂，很喜歡這句話；出於無知以及同樣的愚蠢，膽子特別大，講好聽是口才一流，講難聽就是無知近乎勇，懂了一點皮毛就敢講。

後來，也許該說感謝或說責怪也行，是維根斯坦讓我產生了病識感，從此無言。原來，愚人船上同樣有我的一席之地，我與其他愚人的差別只是在於我有點病識感。於是，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像個花蝴蝶似地對人啟什麼蒙或洗什麼腦了，只求自己別太荒唐；別說演講，就連文字有模有樣地被刊登成白紙黑字，都能讓我感到羞愧難當，感覺真是蠢到爆。

維根斯坦說得對，他在《TRACTATUS》一書卷頭語引用了十九世紀奧地利作家Ferdinand Kürnberger 的一段話做為全書座右銘：「扣除吼叫和抱怨，一個人不管他懂得多少，一生所能說出的話不會超過三個字。」然而，我卻訴說了千言萬語。

對此我總是感到不安，畢竟每個具有病識感的蠢蛋，一開口一下筆的剎那，肯定是感到一陣羞愧與尷尬，而非得意自滿。唯一能釋懷的是我終究不是出於虛榮而走入哲學，不是出於虛榮而寫下一切思索。

至於這千萬言的一個最好的棲身之處，也許就是我書房的某個角落裏那幾十片似乎永不見天日的隨身碟以及人煙稀少的巴勒網。

p.s.: 還有16分鐘就能下班，真是要餓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