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小羽。

簡單說，

一，我從沒看過有誰會改變的。

所謂權力使人腐化，並不正確。權力只會使人現出原形，不會使人腐化。陳菊物質慾望很低，也沒有權力慾望。這種基本個性，不會改變。

二，陳菊從黨外時似乎就不太重視他人的廉潔，而似乎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黨外很亂，亂七八糟，很多所謂黨外人士根本就是特務，要不就是政治蟑螂，把政治當成一種追求個人權位與暴利的途徑。這些人渣往往很活躍，經常也會跑出來參選，進而排擠一些比較好的人選。人渣們只要高喊「勇敢的台灣人」，煽動仇恨外省人，往往就能贏得許多選票。

這些人渣，過去是黨外之「非主流」，現在卻成為這個黨的核心人士與檯面人物，操弄手法如出一轍，政治蟑螂幾乎佔領了整個黨。

事實上，打從大約1990年起，民進黨就開始極大量吸引各路蟑螂性格的所謂親綠人士加盟或入黨。

在黨外時，遇有內部權力糾紛，陳菊經常扮演協調者，我當時就多次注意到陳菊之協調方式，往往在於追求「和諧」，而非明辨是非，旨在調和爭議雙方之「關係」，而不是追究是非對錯。為什麼會這樣呢？也許那是因為：

三，大家都是「自己人」。

包括林義雄在內也一樣，自己都很清廉正直，但是，綠營人士有著一種根深蔕固的基本思維就是「敵我二分」，也就是「我們vs.他們」。這個「我們」，就是所謂「本土認同」，簡單說就是「咱台灣人」；以此為主軸，建立起一種幫派文化或門閥觀念；自己的小孩再壞，也還是自己的小孩，敵人家的小孩再優秀再清廉，本質上也還是敵人。

比方說，我在黨外時，年紀最小，但我能文能武，無私無我，身先士卒，不求名利，因此在許多黨外同志眼中評價很高；一些前輩大老寫信來或送書給我，落款甚至還會尊稱我是「人格者」。很難想像吧。我有一大布袋的信件可以證實這一點。

但是，同樣一個我，什麼也沒變，幾十年下來，吃的苦更多，沒有更少。當過去同志們個個高官厚祿，連所有蟑螂也全當了董事長當了大官當了部長縣市首長等等等，幾乎無一例外時，而我依然還是人人喊打的少數異類。但是，綠營還會有人推崇我的人格嗎？他們之中，那些沒有抹黑我的人，就已經算客氣了。

這說明了這個黨一個很重要的屬性，就是敵我二分的幫派文化或家族觀念，只要認同這個「家」，這個「幫派」，那就是「自己人」，任你胡作非為，任你貪贓枉法，統統沒關係。而且，老大一定會犒賞你，絕不會因為你貪污腐敗而排斥你或舉發你。萬一東窗事發也沒關係，我還是一樣會罩你，為什麼呢？因為你是「自己人」。

社會上，很多作奸犯科者的親人或父母卻很善良單純，但他們卻一味包庇縱容自己的親人或小孩。

這樣一種不在乎是非善惡、只在乎是否自己人的幫派屬性，註定了國民黨不會是人渣黨的對手。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幫派」之存在，並非偶然，而是中美鬥爭關係下的一種必然的「仇中反華」之政治操作。

我對政治很敏感，打從民進黨從大約1998年突然打出「愛台灣」的口號時，我就知道大勢轉變了，開始又要走向法西斯的回頭路了。於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跟這個黨對立起來，告別過去所有同志，而我也瞬間成為他們的「敵人」，各種對付國民黨的抹黑手法，馬上對準我發動攻擊，視我為綠色黑幫之「叛徒」。我馬上從「人格者」，一下子變成「親中賣台」的台奸，變成「國民黨的打手」。

反之，假若我現在仍是綠的，而且驍勇善戰打擊共匪打擊國民黨，那麼，依我全方位的各種政治與社運之豐功偉業，現在的我肯定至少當個什麼部長或被尊稱為黨外大老，坐擁權勢，吃香喝辣，財源滾滾。

總之，重點是你是否是自己人，是否忠於幫派，至於善惡是非或實質貢獻或人民福祉等等等從來不是這個黨的考量。所謂理想，更是這個人渣黨及其文人走狗或什麼社運團體等等等共犯藉以攻擊敵人的武器以及騙取私利與權力的手段。

即便其中極少數乾淨正直者，同樣也相信「自己人」的重要性依舊遠高於基本的是非善惡，因為這些正直者相信，只要確保「自己人」這個幫派的存在，就能免於「敵人」(中國人)的侵略，就能確保大眾長遠的福祉。

2008年，我剛回台不久，寫了一封公開信在立報的「哈巴狗電台」個人專欄，那封公開信的收信人是林義雄、陳菊、劉峰松、翁金珠、戴振耀等舊識好友。我還把文章印下來，一一寄給當事人。文章裏頭說，我想請他們不要再為虎作倀，不要再繼續幫助民進黨為惡多端。

陳菊收到信後，打了電話給我。電話中，我提起這事，我說民進黨已經變成台灣的禍害。陳菊說，改革社會要慢慢來，要有一些權宜措施，不能太急。我說，我看不出任何改革，我只看出迅速的腐敗以及不斷傷害、掏空台灣社會。

我們的談話沒什麼交集。掛斷電話前，噓寒問暖幾句，陳菊給了我她的私人手機。但是，十多年過去了，我沒有再跟她有任何連絡。我知道我改變不了她，但我從未懷疑其為人之清廉與正直。抹黑栽贓黃俊英的事，是我對她最難以釋懷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