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何種政治體制下何種社會中，不公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所以我由衷地感謝尊敬那些堅守美好，為大眾發聲的人。他們本身的存在就能給心靈注入光。 貼一篇翟東升教授1月2日發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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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北京大降溫，寒風凜冽，特別冷。晚上回家時，看見小區樓門口的一位誌願者，應該是一位退休老同誌，晚上九點了仍在寒風中，守在樓門口協助鄰居們倒垃圾時做好分類工作。此情此景，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舅公Z雨亭老同誌。如果舅公還在世的話，他一定會不顧家人的勸阻冒著嚴寒出來做這樣的誌願工作。

　　我的舅公本名顧思漢，不叫Z雨亭，那是他在崇明島參加革命時自己起的名字。解放後他被黨組織選中進了國防大學讀書，此後一直在國防大學從事管理工作，級別似乎不很高，但是長期主管基建和後勤，所以據說權力不小，幹事很多，獲得過全軍勞模等不少榮譽。當然他非常謙虛，關於他的職級、榮譽和履歷，我都是聽家人間接提及，所以不是很確切完整。

　　他年輕的時候，每一次回啟東家鄉探親，他總是要給鄰居們家家戶戶的水缸裏挑滿水再離開，如今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這其實是革命軍人處理軍民關系的老傳統。離休之後，他住在國防大學的幹休所，每天清晨為幹休所的其他老同誌們送牛奶分發報紙，積極發揮余熱，樂此不疲。

　　他的工資很不低，但是老兩口生活實在太簡樸，簡樸到我這個侄外孫前去探望的時候，寧願趕回人民大學吃食堂也不願意留在他家裏吃飯的程度。其實他對我很客氣，我去的時候他往往會去國防大學的食堂買兩個葷菜，但是他和舅婆總是夾那兩個明顯熱了好幾頓的剩菜。他每年有兩千公裏使用公車的額度，但是極少使用，有幾次他從紅山口到人民大學和大鐘寺探望我家孩子的時候，總是騎自行車。讓一個80多歲的老人在北京的車流中騎那麽遠，我們都很不放心。

　　他自己的兩女一兒，用世俗的眼光看，混得都頗不如意：大女兒九十年代起就下崗在家；小女兒大學畢業，如今在一個事業單位傳達室工作；最不如意的是他唯一的兒子，我這位舅舅一輩子甚至連北京都沒能進，一直在老家的派出所裏做基層幹警，二十年前被分流轉崗去做了保安直至退休。舅舅對自己的父親私下頗有怨言，因為舅公不但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人脈幫兒女們改變人生軌跡，而且他從工資中省下來的錢幾乎全都用來匿名資助山區失學兒童，留給自己孩子們的只有幹休所將軍樓裏的一套軍產房，兒孫們可以居住，但是沒有產權。

　　舅公也曾得過嚴重的疾病，甚至在88歲高齡時還極嚴重地摔傷過，全身十幾處骨折，當時309醫院裏的主治大夫們認為他沒有再站起來的機會了。但是舅公康復之快令醫生們非常驚訝，醫生們後來的解釋是，這位老同誌的心態極好，對生死很看得開，情緒樂觀穩定，所以才能康復得這麽好。

　　令他驕傲的是我這個侄外孫，通過努力考上人民大學，一路讀到了博士，成為一個人民教師、青年學者。所以每次我去看望他，他都會努力把我多留一會兒，多談一會兒。但是，說實在話，我不太喜歡跟他交流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看法，因為我發現他其實一直生活在相當封閉的圈子中。他的生活和信仰都極其簡單而自信：他每天為公益而忙碌，他深信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正在一個偉大的黨和一群比他自己更忠誠更高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率領之下，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從一個偉大成就走向另一個偉大成就。

　　我自己的研究包括全球政治和金融貨幣體系，所以各種與政治和投資有關的故事聽說過不少，對這個世界的殘酷和荒謬有所了解。我一直不忍心把他從這個放著紅色光芒的精神世界中驚醒，直到2011年夏天。當時，我被一些後來眾所周知的貪腐案例所激怒，所以在他家做客時，一不小心就說起了某位顯赫人物的家人如何聚斂。他坐在旁邊聽著，臉色越來越難看，忽然站起來對我說：“東升，妳胡說，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怎麽會這樣？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怎麽可能會變成妳說的這樣？”然後扭頭回了臥室。那次大家聊得不歡而散，這麽多年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他慍怒。但是兩個月後我再次去他家的時候，他居然認真而急切地要求我多講講我所知道的國內外政治和社會現實。顯然，他已經跟將軍樓裏的老同事們交流過相關問題，而其中經常和大院外打交道的人顯然向他證實了我所言非虛。既然他問起，我當時也就沒有太多想，把我所知所聞和盤托出。從地方談到軍隊，從經濟說到政治，從歷史說到現實。當我從他的臉上讀出毫無掩飾的痛苦和失望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恐怕說得太多了。

　　再一次探望他的時候，他病倒了，而且眼睛中沒有了以前的那種神采，家人告訴我說，他的病情正在不斷惡化。2012年6月22日，當我接到噩耗時，我正在南方出差。按照他的遺願，只有大院裏辦的一個簡單的追悼會，沒有搞家族聚會式的傳統葬禮；三天之後，我的舅婆也過世了。

　　多年來，每次想到他，我的心中就充滿了自責和懊悔。我如果能忍住不把那些所謂真相告訴他，是不是情況會就不一樣？在他工作生活的那個大院裏，在他那一代革命軍人中，那種純凈而快樂的理想主義與大院墻外當時愈益猖獗的貪腐現實之間的存在著巨大的背離和張力，經不起哪怕一根針的穿刺。他的辭世，不光是因為病魔，也很可能是因為我所提供的所謂真相。這類信息，在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時間，像一把利劍一樣插進了他的心裏，讓他失去了與病魔戰鬥下去的自信和勇氣。

　　其實，即便要向他匯報那些情況，只要晚上一兩年，情況也會大不一樣。他去世半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就召開了十八大，從他家河對岸的另一個大院裏長大的晚輩，一位老革命家的兒子，將大大地改變我所告訴他的那些事，從而開創一個新時代。大刀闊斧的反腐整黨，春風化雨的賦權於民，剛健自信的對外戰略，都令舉國上下人心振奮。我想，如果我今天再將當年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時代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事情告訴他，他的心情和信心可能完全不一樣。

　　我在去年初的某次網上直播講座中曾經提到過：人生的意義不在於聚斂，而在於這個世界多大程度上因為妳而不同。許多網友很喜歡這句話，他們以為我達到了這樣的認識和境界。其實，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心裏想到的是我的那位頑固、單純而自信的舅公，雨亭同誌。前天晚上，見到那位寒風中幫大家分揀垃圾的老誌願者的時候，我忍不住想說，雨亭同誌，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