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正王，這就是哲普或科普的悲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旦被「普」了之後，內涵就俗了，走樣了。因此，學術是一回事，「俗話」又是另一回事。

通俗話語當然還是有其作用，但它畢竟太淺了，就像教幼兒園小朋友一樣。但是，在公眾言論市場上，你也只能用三歲小孩般的話語來講事情；倘若我們要深入思想，恐怕沒幾個人能聽懂你在說什麼。

許多時候，出於某種企圖接近「真實」(reality) 的衝動，很想把話該怎麼說就怎麼說，甚至乾脆把一些一直放在倉庫裏的陳年筆記給直接貼上來。但是，要是我真的這麼做，那就不是在溝通，而是在講天書了。大多數學科都有這項困難，比方說數學、邏輯、分析哲學、物理化學及基礎醫學等等等，即便是帶有強烈應用性質的自然科學 (例如臨床醫學) 也一樣會有通俗化的困難。

以臨床醫學來說，雖然我很懂得講俗話讓病人能聽懂，但我依然經常感到一種溝通上的巨大困境，甚至連讓病人或家屬相信他有憂鬱症都很難解釋，裏頭太多學問了。若非如此複雜，醫生哪需要十幾年的訓練然後才有可能看診？倘若醫學只是你從網路上隨便找兩篇文章就能理解，那麼豈不是兩三天的訓練就能當醫生了？有可能嗎？當然不可能。

通常來說，越是形而下的東西越好說明。但是，就連最簡單的臨床醫學尚且如此難以通俗化，更何況宛若數學一般訴諸抽象概念的哲學。

剛剛給女兒講摩西帶領族人逃出埃及的故事，講到法老王派兵追趕，我隨口用了一個詞：「殘酷」。她一直追究什麼是「殘酷」，任憑我不斷解釋，她還是似懂非懂。到最後，只好還是那句老話：「等妳長大就知道了」。

有些東西，當我們長大自然就會懂，但是知識卻不然；許多學科，除非你進入那個領域，否則很難理解。

回到你的兩個問題上。你問說：

「1.如果我討厭一個人，討厭到「寧願殺死或傷害他，也願意接受司法判刑的代價」，請問我的行為是『正當』的嗎？如果是否『正當』需視討厭的理由是否牽涉到「公共利益」，可是每個人對『公共利益』的認定不一樣，又如何有個客觀性？

2.回到實例，謝東閔的爆炸案、刺蔣案等，在行為者的眼中，應該是為了『公共利益』，但應有很多人不認為這是『公共利益』，或者雖然認同這是『公共利益』，卻不認同這種暴力手法。這樣還算『正當』嗎？」  

我的回答是：討厭一個人，就想把他弄死，不管有沒有接受司法制裁，當然都不正當。不過，這是幼兒園小班的回答。問題是，我們不可能答得更深刻了，因為這問題本身就已經預設了某種通俗內涵。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問題是一種「聊天素材」，每個人，即便是三歲小孩都能說上幾句自己的看法。溝通的結果，頂多也就是這樣了，你一句，我一句，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至於「公共利益」當然沒有個絕對的客觀性，但它也不是純粹主觀的東西。況且，某些類型的知識，例如科學，力求客觀，道德卻不然。在道德議論上，客不客觀並不是一個思考障礙。

齊克果根據某種深刻性，給宗教、美學和倫理排了序，最低層次的是美學，其次是倫理，位階最高的是宗教。我倒不是這樣排的，我比較像維根斯坦，這三個東西對我來說是一樣的，我不給它們做排名。

我常提起阿莫多瓦的《Talk to Her》這部電影，它真的非常好看。而且我相信，所有觀眾一定很同情那個強暴女植物人的男護士。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在現實世界中，會有幾個人同情他？報紙上會怎麼寫？一定是寫「淫魔！狼心狗肺！連植物人也不放過！」然後網民們會去肉搜，進一步把他給妖魔化。要是有人對這樣一個「淫魔」表示同情，肯定也會變成全民公敵。

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了我們其實是有能力更深入去理解善惡美醜，但我們平常卻不是以這樣一種眼光看世界，而是直接採取一種完全不經思索而且缺乏情感的理解方式，彷彿我們不是在理解美醜、理解善惡、理解是非，而是在理解科學似的。

問題是，我可以不帶感情地理解一加一等於二，但我有可能不帶感情、knowing without feelings  地理解各種人事物之善惡美醜嗎？我想應該是不可能。

我常主動寫信給一些陌生人，全都是一些被網民們認定是壞人的人，他們通常是在生活中做了一些其實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所謂壞事，於是成為眾矢之的，比方說惡形惡狀對待餐廳服務生，或是講了什麼政治不正確的風涼話，結果成為全民公敵。我之所以寫信給他們，只是希望他們在飽受眾人撻伐、痛苦之餘，能夠感受到一點真實的理解與溫暖，從而不要對人性感到失望。

面對美學或道德事務，我們需要的是某種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建立共識。我們並不期待全民一致的共識，畢竟我們不是在談論一加一是否等於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只是在講一種純粹主觀的東西。你看，為什麼大家看《Talk to Her》會受到感動，會同情一個強暴犯？那意味著人們還是有著某種共通的人性。

對於你的疑問，我可以這樣一直寫下去，寫個三千萬字也寫不完我想說的。這說明了一件事：我們並不是在談論科學，也不是在談法條，而是在談一整個世界觀 (world view)，它不是一種可以原則化或理論化的東西；哲學家談了幾千年，至今依舊議論紛紛。

而且，當我們說這樣或說那樣時，說者與聽者都應該搞清楚自身話語究竟是「在哪一點意義上」(in what sense) 成立。幼兒園小班有小班的說法與指涉，大班又是另一層意涵，所有這一切既無法窮盡，便無法在「所有意義」上論定。因此，搞清楚 "in what sense" 是很重要的，才不會雞同鴨講。

比方說我不是一個realist (實在論者)，我不相信事物的客觀實存，但我絕不會懷疑掉在地上的一張千元大鈔，我一定會趕緊撿起來，但這絲毫無礙於我反對realism (實在論)。

跟大家一樣，我也不認同任何一個強暴犯的作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能夠事先論斷每一個罪犯的善惡美醜。法律裁判是一回事，但是道德評價卻又是另一回事。

許多人，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蘇古諾夫與維根斯坦等等等，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深信「詩可以救世界」。為什麼呢？因為詩的眼光能夠讓我們深刻理解人，理解事物，理解善惡美醜與價值，而這才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但是政客卻不然，他們希望我們變成腦殘，沒有腦，沒有心，只對特定顏色產生性高潮。

我不相信任何一個「詩人」會是腦殘。「詩人」並不是宣稱自己會寫詩的人，而是能夠以詩一般的態度活著，以詩一般的眼光看世界的人。如果你看《Talk to Her》會難過，那表示你具有詩人的潛力，只是這樣一種素質往往被各種教條或不良政治所扭曲與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