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續)

裕康，

我並不覺得煩，只是能「簡單說」的東西確實很有限，翻來覆去不過那幾句話，不斷換些句子而已。有時覺得我很像導覽員或解說員，反覆說明同一種東西，同一種情況。

最後一次拋頭露面參加研討會大約是在10年前，記得地點是在師大。我是主講者之一，在場還有孫隆基。當時，有位講者講起歷史，講到某人生平，講得很絕對，講得好像「他親眼看到似的」。於是我就舉手發問說：「倘若那個人今天也在現場，全盤否認你對他的研究與心理描述，那我們到底是要相信他本人，還是相信你？」

我的意思其實只是要問一種「知識論」的問題，亦即誰才是這些相關知識的權威來源？但是那位講者含糊其詞回答，似乎聽不太懂我在問什麼，我只是要問「所謂『作者已死』，可是萬一作者還沒死呢？是不是就一切由他說了算？」。

我記得孫隆基老師後來代替講者做了回覆，但我已經不記得他說了些什麼。

伍迪艾倫的《安妮霍爾》也有類似情節。片中，伍迪艾倫跟女朋友去看電影，有位知識份子型的觀眾在場外對著女伴發表他對於該電影的看法。伍迪艾倫聽不下去，就從幕後 (超寫實地) 拉出該片(早已過世的)導演。導演對那個大發厥詞的吊書袋觀眾說：「你對我的想法之評論全是錯的」。

伍迪艾倫只是在搞笑，其實我倒也不認為「作者說了算」。要是作者說了算，你看看那位汪導，腦袋其介如石，硬如花崗岩，自我滿意度卻又那麼高，弄出來的「作品」，你說誰說了算？

在一次私下閒聊中，我曾經問我的指導教授，我說，我常覺得維根斯坦的研究者大多只是在鬼扯蛋，我舉了世界著名的Saul Kripke 為例，我說他的解讀根本就脫離維根斯坦的「原意」。我的老師回答說：「誤解原意沒關係啊，誰知道維根斯坦到底在想什麼，重要的是引用者的說法值不值得討論。」簡單說就是讀者必須從閱讀作品中產生新的「創作」或形成新的意義。

老師的想法，我只同意了一半，我同意研究者並不是要「還原」作者的想法或意圖(intention)，但這不代表你可以任意引用、任意解釋作者的話語。到底要怎麼折衷這兩種似乎矛盾的態度？到底是要作者死或活？我其實是有答案的，雖然我始終沒有想得很清楚。但是，作為一個因為乏人問津且生平從無著作、故而「勉強還活著」的「作者」，「我」基本上是不打算死去的。

我常跟學姐說，將來就算我死了，我也要持續否認人們對我或我寫的東西的一切評價。他們永遠不可能說對，因為對錯的根源與權柄始終都在我身上。當我將來肉體腐爛埋進土裏，這把屬於「作者」的權威之鑰也將永遠埋葬，於是「我」應當成為一個謎，成為一種隱喻般的存在，而不是成為某種答案或甚至工具。我要是成為汪導之類「導演」的拍攝對象，我應該會從墳墓裏爬出來開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