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次的我，國一時也擔任過國語推行員，當時沒有所謂狗牌，但會罰錢，不過我從沒真上告開罰過，都只在同學用方言出口成「髒」時候才會出動制止。

我覺得沒什麼，因為學校什麼規定我就遵守什麼，在家閩客語交雜，在學校單純一點好，沒發生大事有礙學習就過去了；看了苦苓的「校長說」，把學校教官描述得多可怕我疑惑「哪有他說的那樣」，還寫信向他請益，仍無法明白，因為我是受教官照顧的人，每年我生病送急診，全是教官抱著去。

長大成人，嫁入夫家，卻是有長輩因白恐入獄的，開了另一扇窗，嘗試理解孺慕多時的長輩當年過得什麼樣的日子，但到了後輩詮釋也是兩極化⋯曾經發生的事，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想，很難理解，但是現實。

好笑的是，先生對我所提經驗也諸多質疑，因為我說小時候下雨天我捨不得唯一的鞋子濕，就赤腳踩石子路回家；下雨天溪水暴漲，山上沒幾座橋，我過河是給爺爺揹的，沒人揹的同學妹妹過河被沖走⋯先生說我和他媽我婆婆是同年代的吧？他還長我五歲呢。他說不是不信，只是難以想像。

用自己的例子只是想說，聚焦在個人經驗上意義不大，大家本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經驗出入都是困惑。我就疑惑，陳醫師寫了這麼多，看倌們怎麼會把重點放在批判蔣家？明明重點不在那一撇，而是一個完整的字，為什麼揪著模糊了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