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有打算改變別人的觀念，我只是試圖告訴別人我的看法。我並不希望人們相信我，正如他們不應該相信我所批評的政治路線一樣--學術權威、媒體、公開的國家宣傳機器，等等。在演講和論著裏，我試圖強調下面的觀點：稍稍探究和思考，你就可能發現社會和政治圈中許多隱匿的東西。只要人們接受這個挑戰，並且自己主動去了解，我就覺得成功了。”--Chomsky

我對Chomsky上面這段話挺感動,於我心有戚戚焉.每當有人像個什麼粉絲式地覆述我的想法,我總覺得渾身不自在,那種感覺就好像很多低能的阿西老講些蠢話想反駁我一樣,一正一反其實都差不多,他們應該忘掉我的存在而專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把我當成一個附和迎合或挑釁攻擊的對象. 尼采說得對: "跟著我,你會失去你和我,跟著你自己,終究你就會找到我."

常有人"鼓勵" 或 "教導" 我應如何建立 "影響力",或是嘲笑我沒有誰誰誰那樣的 "影響力",但事實上我不但沒有一絲那樣的念頭,而且對所謂影響力感到由衷的厭惡.一隻鳥在深夜的林子裏發出悲鳴或歡唱,斷然只是出於某種悲歡,而不是為了建立什麼影響力成為鳥叫的權威. 只要是鳥,天地蒼茫,理應就該有著自己的叫聲.

很多人名過其實,滿身虛名,很少看過本人比名聲偉大的. 這回近距離看到Chomsky,我想他的人顯然比他的隆崇的名聲要美麗深刻許多. 我不是去聽他演講,因為他要講什麼我早已耳熟能詳,我不是去聽他講什麼,而是去看他是一個什麼樣氣質的人. 如果他有什麼偉大之處,那或許就在於他如此平凡.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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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他人稱我“異見者” 我只表達自己想法

2010年08月15日 (鳳凰網評論專稿)


喬姆斯基來了。

8月13日晚上，這位白髮蒼蒼的老者站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用特有的“喃喃自語”的方式，為在座的2000多位慕名而來的人，發表題為“世界秩序的勾勒：持續和改變”的演說。在接近兩個鐘頭的演講和對話環節，喬姆斯基操著圓潤、收斂的費城口音，平和、緩慢，甚至讓人感到些許疲倦，實在是與國內媒體所冊封他的“永遠的異見者”--這種大而硬的氣場不符。

國內的媒體好奇的向喬姆斯基發問，“作為一個思想界的鬥士，您看著自己慢慢變老，這是怎樣的感覺？”82歲的喬姆斯基笑著說，只能發表作為老頭子的感受，但是“鬥士”，他說“不敢當”。

喬姆斯基，在中國的媒體文章中，常被冠以“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和“永遠的異見者”兩個名號。在8月14日的記者見面會上，有記者犀利地指出，喬姆斯基“在美國通常以批判的、鬥士的形象出現，而這會不會被世界上專制政府所利用，從而達到某種目的？”

而早在1983年夏天喬姆斯基所接受的訪談中，就曾回答了這位中國記者的疑問。“我並沒有打算改變別人的觀念，我只是試圖告訴別人我的看法。我並不希望人們相信我，正如他們不應該相信我所批評的政治路線一樣--學術權威、媒體、公開的國家宣傳機器，等等。在演講和論著裏，我試圖強調下面的觀點：稍稍探究和思考，你就可能發現社會和政治圈中許多隱匿的東西。只要人們接受這個挑戰，並且自己主動去了解，我就覺得成功了。”

在世俗社會，喬姆斯基於政治上的聲音，比起他作為語言學家的身份，顯然是大而化得多。他在少年時代即參加左翼的共產主義運動，1960年代越戰期間則投身校園反戰風潮。“9·11”之前的焦點是巴以問題、美國干預科索沃；9·11“事件發生後，當月，《9·11》一書上市，反指“美國本身便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他的政治足跡熨帖地契合於美國社會轉型的每個關鍵期，節奏緊密、立場堅定、聲音洪亮，以至於其揚名世界，被稱為“近五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在諸多場合，喬姆斯基習慣於用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來隱喻他所理解的政治環境。在2003年蒂姆.阿登的訪談中，喬姆斯基曾說，“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除了質疑一切，我不知有其他選擇。”

這位擅于”質疑一切“的思想者第一次來到中國，媒體自然要向他討教中國國情問題。喬姆斯基謙遜而謹慎，”關於中國內部的問題，很顯然中國人會比我清楚很多。“但這顯然是以退為進的一著，他很快的談到了問題的核心”。

“中國增長對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積極影響，但其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如黑影隨行。比如，中國人所付出的生命安全的代價…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是用一種帶有爭議的方式達到的。通過傳統的經濟衡量方法來計算，‘中國速度'的確令人稱奇；但傳統的經濟衡量方法是非常理論化的…若持續用傳統的經濟衡量方法，我們的社會將過度消耗資源，這對下一代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喬姆斯基看到了中國在急速轉型中的種種負效應。他提到勞動權益糾紛問題，“在公開發佈的官方數據中，每年都有近50000起勞動權益糾紛發生。在某些研究中國勞動者生存現狀的學者成果中提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產業佈局的調整，中國某些重工產業曾初現大規模的衰落現象，從而導致大批職工下崗。這個情況跟某個時期美國中西部的產業工人的境遇相似；這部分勞動者覺得自己被遺棄了，得到的關心、社會的承認度較之過去少了很多。”他認為在中國，勞動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工人組織，而這種組織可以在保障“被遺忘”的部分勞動者生活品質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喬姆斯基對中國國情的理解與批判思考，很大程度上立足於他的基礎價值觀之上，即崇尚社會平等和公義，強調個人的獨立尊嚴；國家公器固可以強而有力，但個體公民的幸福保障，則應是發展的原動力，以及最終目的。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喬姆斯基身上浸透了精英思考者的犀利、堅忍、守持，以及驕傲；就像德國作家沃爾夫岡·B.斯波裏奇在喬姆斯基傳記中的宣言，“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卑躬屈膝事權貴的傳統，不背叛它，我會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文 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