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老師！我思想有問題（三）

英國是公醫制度，醫療由國家統一供應；包括留學生在內，所有人就醫基本上都無須為醫藥費煩惱。另一方面，醫生也不用煩腦所謂健保給付的問題，更不需要莫名其妙被迫為了迎合某種診斷分類（例如 DSM）而刻意扭曲診斷來申請給付；當然也不需要被迫同意任何一種診斷分類或任何一種評估量表，畢竟這些都只是一些僅供參考的東西，而不是一種藉以判斷對錯的「六法全書」，更不是一種無可批評的「聖經」。

與其說 DSM 只是反映西方社會一小部份精神科醫師的想法，不如說它只是一些美國精神科醫師的看法而已，就好像奧斯卡影展只是反映了品味庸俗的一些美國影評人的看法而已。

這不希奇，希奇的是在台灣卻總是把這樣一些只是反映某一部份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想法給當成一種普世標準，甚至當成一種唯一的普世標準，完全以之馬首是瞻。事實上，就算是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只是反映一小撮人的看法。

DSM 或ICD 當然也一樣，參考一下無妨，但它絕非是我們藉以理解精神病或精神病患的指標或共同標準。這很像 AHCI、SCI、SSCI等三大期刊索引，它只是美國某家私人公司Thomson ISI的分類取樣，僅供參考而已。但在台灣卻變成無上聖旨。

更荒謬的是，台灣醫界竟然只知道SCI（自然科學期刊），卻完全不知道AHCI（文史哲期刊）或SSCI（社會科學期刊）的存在。SCI收錄三千多種學術期刊，AHCI卻只收錄一千多種，投稿難度相對困難許多。但在醫界卻似乎完全不知道有AHCI或SSCI這東西的存在，以為SCI就是王，而其它的I竟然完全不承認。那就好像只承認奧斯卡，卻不知道或不承認坎城影展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AHCI、SCI或SSCI，其實都只是各式各樣的索引之一而已，沒什麼大不了，就好像坎城、威尼斯和柏林三大影展一樣，不過是無數影展之一，沒什麼大不了。許多好電影一個獎也沒得到或根本沒參展，但無損於其傑出。

我們在劍橋學界足足待了十年，從來都沒聽過有任何一個老師或外國學生（台灣學生例外）提起什麼 SCI 或 AHCI，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是回來台灣之後，才知道那是什麼，而且如雷貫耳。不但如雷貫耳，甚至奉為最高指標並量化成一種積分，藉以做為學術成就的唯一評價方式。於是大家一心向 SCI 或AHCI 或SSCI 進攻，以為很了不起，真是很病態。知道這很荒唐很病態的學者，為了在台灣生存，也被迫只好迎向各種I。

我不是說這幾個 I全是胡扯，而是說它終究也只是某家私人公司的一種收錄方式而已，僅供參考罷了；就好像我們不會以某個影展來做為影片好壞的唯一評價標準一樣。世界上影展數以千計，就算是（在我看來）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不是唯一標準。我最崇拜的三位導演其中有兩位：法國的Jean-Luc Godard及俄國的Aleksandr Sokurov，拍了無數電影，一生卻幾乎沒得過什麼獎，但這絲毫無損於其作品之價值。

知識當然不像藝術這麼主觀，但知識從來也不可能會客觀到竟然會萎縮到能以某個索引來做為一種唯一評價方式。在西方學界，誰會如此強調什麼SCI或 AHCI？誰會在自己的著作欄上還特別註明哪一篇是什麼I？那不是很幼稚嗎？但在台灣卻往往被迫得這麼自我做賤。

我不是說知識品質沒有標準可言，而是說標準有無數種。而且，知識的品質好壞仍然還是得回到「文本」（text）本身去衡量與分析，而不是掛個什麼I就彷彿什麼珍品似的，也不會因為某篇文章沒有那特定幾種I而失去應有之內涵與光采。

台灣學界或醫界，不管是對待 DSM 或ICD，或是對待 AHCI、SCI 及SSCI，心態上都十分荒腔走板，抬舉得跟聖經差不多一樣地位。

今天因為有事請假，一整天都待在台南成大醫院，看到課堂外的跑馬燈上不斷出現「狂賀」字眼，似乎是在狂賀某幾位醫師好像上了某本國際期刊的封面，於是一下子又成了「台灣之光」。實在很難想像德國也會有這樣一些「德國之光」，或是義大利會因為誰「出國比賽」得獎於是就有著什麼「義大利之光」進而「狂賀」個不停。

這一切台灣學界或醫界所特有的現象裏頭，都有著一種「化約」（reduction）心態，把原本多元豐富深具複雜內涵的人事物現象給化約成或萎縮成「某個單一」指標，並以之為絕對標準。

「疾病」概念經常訴諸多數決。比方說，假設各位都有幻聽，偏偏我沒有，那我就會被送到精神科或耳鼻喉科來做檢查，看看我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大家都有幻聽有妄想，偏偏你沒有。

以「多數決」來做為疾病之「知識論基礎」（epistemological basis）雖可理解，但在某個島上佔絕對多數的想法或現象，一旦以整個世界為分母，或是以另一種社會為分母，那麼，這樣一些現象卻很可能成為極其罕見或特殊的病態。可悲的是，我們卻總以為這個島就是世界，以為世人盡皆如此，以為若不如此就是「異常」或「異類」，但事實上世人卻往往不是這樣。

陳興正 2010. 06.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