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買板子時,美術用品社的老闆娘二話不說就拿這款式給我們,我本以為一塊厚紙板嘛,頂多十塊錢,沒想到一塊要價40;十塊就要400.

我之所以覺得可惜是因為咱們的標語會需要一直隨事件發展而做更換,比方說 "美軍撤出伊拉克" 已經成為美國既定政策,一年後很可能就完全撤軍(但美國勢力當然還在,只是軍隊離開而已).

另外,像貧鈾彈集束彈這些惡性程度極高的武器,也缺少相關標語. 若要增加,板子將越積越多,慢慢地我們會扛不動, 當然,這也能克服,就是每次只帶其中一部份去就好.

原則上我是希望一方面能節省,一方面又能增加多一點牌子. 至於事實上要怎麼做,我並沒有很強的意見.

以下是題外話:

第一次在海外舉牌是十年前的科索沃戰爭,牌子是拿廢紙箱做的,很爛一個,但也挺酷的我覺得,上頭寫著Emir Kusturica當時講過的一句話: Give peace a chance.

這牌子我還留著,跟羅丹一樣,我有撿破爛的習性,任何東西到了我手上,只要不是會發臭的東西,我大概都不會丟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還會保留著一大堆在當時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的東西,甚至只是一些廢棄物.

比方說,我保留著阿扁二十幾年前在龍山寺第一次抗議戒嚴時他抄他家地址電話給我的紙條,保留著吳淑珍在扁坐牢時寄來的書,也保留著比方說戴振耀打算投稿報紙的一些原稿,是我幫他改稿子,保留著朱高正第一次跳上桌子和老立委打架的現場錄音帶,也保留著許許多多現在很衝很愛台灣的台獨急先鋒當年一點也不衝一點也不獨甚至還叫我不要那麼獨的諸多信件,也保留著二十多年前我剛高中畢業時和柏楊的一連串通信,斷斷續續一直到我1997年出國前夕他寫來的一張卡片為止,上頭寫著一些宛如詩句般的祝福,意思是說把祝福化為風,願我一路揚帆,裏頭並且有封信,說到一般人為生活所承受的痛苦很可能不亞於所謂革命份子所遭受的痛苦.

這些東西慢慢就變成一種史料.看來,撿破爛習性倒也不全然是壞事.

羅丹可能更嚴重,他連收據也一一保留,還好他那時沒有統一發票,否則可能會很難收藏.

這一次站樁是在建中對面,大家應該知道那附近有一條牯嶺街,我在那裡住了一兩個學期. 那地方以前很多舊書攤,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我有很多舊書都是在那時候買的.

大約是高二吧,也就是林宅血案剛發生後不久,有一天,我竟然在牯嶺街轉角處一家舊書攤買到一本林義雄寫的 "從蘭陽到霧峰",書內扉頁寫著敬贈蔣渭川先生指正及林義雄的簽名.

我還指給老闆看,他大概根本不知道誰是蔣渭川,於是一本五塊錢就賣給我了. 蔣渭川就是蔣渭水的弟弟. 這書後來我是不是把他物歸原主林義雄我忘了,要不就是還藏在我的八寶箱裏.

我的一小段童年及高中三年,還有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三四年,全在台北渡過,但是,對一個走過幾千回的地方,我至今卻都還完全陌生,感覺那七八年彷彿全是閉著眼睛走路,很不想看見這樣一個亂七八糟的城市,吵死了,而且很多人裝模作樣的,看了就難受.

特別是高中那三年,更是苦不堪言. 記得開學第一天,大家一個一個要上台自我介紹,每個人規定要介紹至少三到五分鐘. 我看大家自我介紹時全講國語我就慌了,這對我當時來說就跟用英文發表演講一樣難.

於是我問隔壁的一位台北同學說,上台一定要用國語講話嗎? 他轉頭白了我一眼,完全不答腔,相當不友善.

那三年,有無數次的經驗,包括在公車上或大街上,我因為用台語問話而遭來司機或車掌或報攤老闆甚至路人的教訓,說我講台語就是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自己的學校. 有一次下課,我就住在獅子林百貨的對面,那裡有很多電影院,我書包一扔就會向電影院報到.有一次,在電影院門口竟然還被一個路人抓起衣領抄學號,向學校告狀說我講台語買電影票,而且還穿拖鞋(不穿拖鞋難道他希望我穿木屐?).

我在台灣住過 13 個縣市,喜歡大多數地方,特別是草屯,最討厭的當然就是台北,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絕不會想住在這樣一個沒有文化而且充滿虛榮的城市.